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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自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耳朵总受嘲笑，还是因为我不能集中注意力的问题，我特别感激那些有耐心和鼓励我的人们。我的三年级老师，芭芭拉·基尼斯就是其中的一位。她曾经鼓励我说，作为一个男孩子，有我这样的好动个性是很健康正常的。她总是问我喜欢做什么，而不是告诉我应该做什么。后来，我常邀请她和她丈夫，罗杰，去看我的比赛。罗杰是个盲人，我知道每次去和他讲话时，我必须先说：“你好，罗杰先生，我是迈克尔。”我甚至教其他孩子这样做，这样他才不会因为每次都要问是谁在他面前而感到尴尬。罗杰对我们毫无保留，他还和我们讲他失明后如何依靠其他感官生活。孩子们都很敬佩他。
一次，我赢了陶森市自由泳比赛的冠军，很兴奋地去找他。我抓着他的胳膊，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说：“迈克尔，你真棒！”我惊讶极了，问他怎么知道是我，还有，他怎么知道我赢了？“你没听见报了你的名字后观众的欢呼声吗？迈克尔，那是为你欢呼呀！你真是太棒了！”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在水中（2）
我9岁时开始跟着北巴尔的摩水上运动俱乐部的汤姆·海姆斯教练训练。他也带希拉里，那时她16岁。那一阵子我才刚刚在一些比赛上崭露头角，是海姆斯教练让我第一次真正找到感觉。他是出色的年龄组教练，不仅有丰富的教授基本功的经验，而且鼓励我们享受其中的乐趣。快到圣诞节的时候，他会装扮成圣诞老人出现在泳池。一次希拉里她们组意外地赢了区域赛后，他履行诺言，真的让她们剃掉了他的胡子。每个星期五的训练以后，他总带我和惠特尼去TCBY（美国著名国际连锁甜品店）喝酸奶。他一直很照顾我，每次我过于亢奋或是很情绪化的时候，他总是给我讲笑话或者做些搞笑的事情让我放松。
自从跟汤姆训练，我开始习惯看计时器，开始在脑袋里算计着各个分段的时间。比如，一个人要游出X的成绩，那么游50码的时候，他的成绩必须是Y。妈妈发现我开始变得认真了，因为我开始跟她叨叨十分之一秒或者不好的分段成绩之类的事情。如果数学课本上的问题与游泳有关，我可能马上准备计算。
听说过真的梦“游”吗？妈妈总会提起，我小时候有一次睡到半夜突然坐起来，在床上大喊“一、二、三……开始”，结果把全家都吵醒了。
北巴尔的摩水上运动俱乐部的管理很严格，不过紧张的训练之余，生活也充满了乐趣。我们以前玩一种叫“分类”的游戏，每次有一个主题，比如，冰激凌。我们在距墙20码的地方列好队，每个人对着一条泳道，沿着墙走，如果另一个运动员说出了你的冰激凌口味，你必须和他比赛。
训练前，我们有时也玩壁球。掷球者用全力往墙上掷网球，球弹回来时，“下垒”的人抢着去接球。如果没接住，他必须马上朝墙跑去，如果你，掷球者，在“下垒”之前接触到球，那“下垒”就出局了。如果一个人被踢出局三次，他必须靠墙站好，让每人拿他当一次靶子，掷网球。我当时是我们组年龄最小的，很快我就发现，那些孩子简直太会玩儿了。
能和大孩子一起训练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很重要，很有成就感。不过，这也是有代价的。两个大孩子，马特·麦克多诺和贾斯廷·弗莱德曼，他们基本上就把我当做泳队吉祥物一样。他们曾经把我隔着分界线在两个泳道之间丢过来丢过去。迈克尔·菲尔普斯，那时是人肉排球。游泳馆里常常能找到装药品的大橡胶罐子，马特和贾斯廷总喜欢把我塞进罐子，然后把药球堆在我头上。这有可能很危险，我的身体会陷进去，而胳膊和腿还在外面，如果这样陷太深的话，想要出来就非常困难。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不让药球埋住，保持头在外面，把身体靠向一边，然后使劲踢腿，让药球蹦出罐子，这样我才能把自己从下面“捞”出来。我其实不特别在乎马特和贾斯廷或者其他大孩子们整我，至少他们不拿我的耳朵取笑我，至少他们没有不理我。过了段时间，我就习惯了，反正我是最小的，那我就该被大家拿来娱乐吧。
妈妈很高兴我喜欢游泳，她终于找到好办法使我能尽可能地消耗过剩的精力。我是个泳池老鼠，到处跑；或偷走别人的零食或泳镜，或从背后偷袭，猛拍人家肩膀然后逃走。反正就是到处乱窜，搞恶作剧。回忆起来，我那时经常在游泳馆里“坐板凳”。所谓“坐板凳”，就好像是被关禁闭，你必须坐在救生员台旁，不许出声，老老实实待上一会儿，然后才能回去继续玩。其实通常也就是10到15分钟，但别的孩子玩得那么开心，我却只能坐着看着，那时的1秒钟我都觉得长，更何况这种状况还经常出现。 。。
第三章 在水中（3）
我还是个活跃的观众。我们参加区域赛时，每个州队有75到80名游泳队员，但最多只有一半能进晚上的决赛。另外40多人就以各种方式给队友加油。由于马里兰州曾是印第安人居住地，因此马里兰州队的队员们总是喜欢在脸上画上传统的印第安红、黄、黑色。有人画鼻子，有人涂满整个脸。还有少数人，从热身池出来就*着，上半身画满了颜色。我就是其中之一。有时候这些颜色得好几天才洗得掉。好几次，它们把我的衬衫都给染了，妈妈洗的时候特别费劲。不过，有人画颜色嘛，怎么能落下我呢？
我就是什么都要掺和，尤其是和好朋友马特·汤森和阿约·欧斯在一起时。那是念五年级时，我和马特一起看学校文艺比赛，我劝他参加，“我们杂耍玩得很好呀，我们肯定比这些人演得好”，我跟他说。结果别提多丢人了。他耍得还行的时候，我的球就往下掉；我好不容易不出状况了，他那边球儿就撞在一起了。后来，我们自己忍不住笑出来，又赶快想办法弥补，假装拿球砸对方，想演成滑稽戏。下面的孩子和老师倒是很冷静，没人鼓掌也没人喝倒彩，估计大家都希望我们赶快下去。
六年级上科学课时，我总是和阿约·欧斯一起在教室后面混。我们把天然气烧嘴打开5秒钟，然后看同学们捏着鼻子奇怪哪里来的怪味儿。还好，没造成什么危害。不过，在那个恶作剧年代里，我们也确实做了点儿事。我们总是在上课时练习签名，想着万一有一天有人找我们签名呢。比如写“阿约给迈克尔”，还写过“给阿约和迈克尔——迈克尔·乔丹留”。
我就是不能安静地待着，因为我很难专心致志地一次只做一件事。六年级时，瓦克西医生确诊我患有“过动及注意力缺乏症”。大约两百万儿童被类似的症状所困扰。这种病可大可小，有的会引发学习障碍比如难语症；有的孩子变得不合群，没有朋友；还有的会导致严重的抑郁症。幸运的是，我没有出现上面这些状况。当然，瓦克西医生没有大意，他让我服用一种叫做利他林（精神类药物）的药。
这种药每天早、中、晚各服一次。中午的这次有点烦人，必须去学校医务室吃，如果我午饭前后没有下楼去吃药的话，护士肯定会到课堂上来提醒我去吃药。别的孩子就会总问我为什么我要去医务室，问我得了什么病。起初，妈妈没告诉我这是什么药以及管什么用，不过我确实发现，我变得比原来安静了，不会老在教室里跳了。渐渐的，我忙于训练，症状更不明显了，但是，药物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有个周末，那天早上有游泳比赛，我没吃药，结果问题就来了。
有时候参加小比赛的孩子特别多，就要比很多场预赛，父母们一定得确保把孩子准时送到比赛场地。大人们把我们的踢水板沿着池边按8块一组顺序摆开，让我们站或坐在自己的板上等着，过一场比赛就往前挪一格。一般成绩好的都排在后面的场次比，所以我经常得排在队尾。不过，我可不会老老实实地等着，我要么跑下板子去和别的孩子玩，要么丢下板子，往前窜六七排想挤进别人的比赛。家长和裁判员每次都得把我抓出来，跟我解释：“不行，迈克尔，你必须等轮到你才能开始比。”
有的孩子比赛失利后愤怒地扔衣服，而我会扔泳镜。到后来，我简直能像外野手那样来个挥臂“掷球”。没错，就是那样，因为我有好多机会实践。
一次新泽西的比赛中，我在200米自由泳的比赛中输给了一个特拉华的选手，我又一次有了那种“扔泳镜”的冲动。不过这次，我没把闷气发泄出来，而是一直憋着。那场之后，当天我还有另外5场比赛。结果我全赢了，而且打破了一项我那个年龄组的国家纪录。其实我不是那种城府很深的人，不过这次我终于明白了，遇到挫折时，该做的不是光动嘴，而是用实际行动战胜困难，击败对手。
我是北巴尔的摩水上运动俱乐部里出了名的恶作剧大王，即使有时根本不是我干的，人们也第一个想到我。一次，我们在陶森比赛，队里有两个人在男更衣室里带头扔肥皂和浴巾，而我才刚走进更衣室。结果大孩子们马上不分青红皂白地教训我，就好像是我带头儿闹的。当时在场的是个新教练，但是显然连他也听过我的“事迹”，“迈克尔，你又干什么了？”他责问道。
“我什么都没干！”我大声喊，“是他们干的！”
“那为什么别人喊你的名字？”
“那你得问他们！”
“不，迈克尔，我现在就问你，你干什么了？”
他没真的把我怎么样，不过我记得那天离开时我心里一个劲儿庆幸，“幸好他不是我们组的教练，否则那就倒霉透了”。同时，我也听见教练临走时自己嘟囔：“感谢上帝，还好没让我教这个孩子。”
不过，我们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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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鲍勃教练（1）
还是那年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