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人文潜质怎样，包含它的性爱观念怎样。
但人文潜质怎样并不主要由性观念怎样来判断，还有其他多方面判断标准。当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极其萎靡，当时的中国便是那样——亟待复兴的果而是性的能力吗？
是否本末倒置？
是否夸大其词？
倘以性论，阿Q是很有性幻想的——对吴妈，对小尼姑便是，是否反证其实阿Q作为一个中国人尚还可救？
又，据我所知，沈氏的文学观是唯美的——他不过是以唯美之笔墨描绘湘西风情种种，其中当然也描绘到人情，即——人的情爱及性爱形态。
但他的主观上，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肩负着与民族兴衰关系密切的什么大的“使命”和“责任”的。
恐怕寻找不出任何一句沈氏自己的话来能够显然地证明这一点。
作者自己并未高标自榜以白世人，论者其论是否一厢情愿？
而又据我所阅，沈氏在一篇论及他文艺观的文章中说过——他同样是很厌烦将文学囿在什么“使命”和“责任”中的。他基本上是为文学而文学的一派，认为作家当有权任意选择与“使命”和“责任”不相干的写作道路（手边没有资料，只能言其大意）——而他的湘西系列，是此前提之下的作品。
故连美国人写的《沈从文传》中，也指出了他后来回避社会现实的一面。
而我认为——本论文的论者，恰恰将此一面，一厢情愿地拔高到了不相适的程度。
我的建议：
论文贵在思想纯朴，不刻意贬之，亦不热衷拔高。两者都当忌。尤忌追求论题的“语不惊人死不休”。
又：
什么是主体性？
什么是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男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女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男人眼里的女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女人眼里的男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文明的人的主体性？
什么县愚昧之人的主体性？
阿Q作为一个人，抑或一点儿没有自己的主体性？
我们处在一个垃圾概念太多的文化时代，切莫人云亦云，以其昏昏，使人昏昏。自己都说不清道不白的概念，即使别人当成口头禅说着了，也不必鹦鹉学舌的——请捡那自己清楚的词来用。自己清楚，别人大抵也就都明白你说的究竟是什么……
关于某同学作的点评
9月的13日至17日，我在外省市。
行前，郭鹏和付秀莹两名研究生同学，将他们在假期里的习写作品交给我。一般而言，我并不太轻易用“作品”二字来评说同学们的文稿。这一次，算是郑重的例外吧。
想到还有几名同学，曾将他们的习写文稿在上学期交给过我，便一并携带了，共二十余篇。
在外省市的宾馆里，我一一细读了，心有所感，有所悦，记录之。附在他们的作品前，共同刊发于《斯人》，算是对学子大家的一种义务吧。
这么一来，分明的，我对他们的作品，有着推荐的意思了。而实际情况是，除了几篇影视评论文章，原创性的作品，也就他们的这些。原创性之写作，在同学中并不热衷。
故我珍惜，皆不忍轻率处理。而且我认为，皆有特点。仅凭了那特点，也值得在《斯人》上一发。倘对中文学子理解学中文的意义多少有点儿促进，便是我的愿望了。
一
先说付秀莹及她的习写状态，以及此次呈现的转变。
小付是勤奋的，交给我的习作最多。仅她一人的文稿，我带在路上的，便有七八篇。
以前她所写的内容，太自我了。且有一味儿自我下去的倾向。自我的情调；自我的思绪；自我的心愫；自我的小感触，小咏叹。自哀自怜的，流露着隐隐的有时甚至是难以抑制的自赏，自恋。看多了，我便想——哎呀，长此以往，如何是好？她这一种写作的倾向，也是中文女生普遍的写作倾向。
小付对文字似乎具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她的修辞能力远在普遍的女生们之上。“五四”文风，唐诗宋词之推推敲敲，古文对辞藻的考究，在她的习写中，都可略见一斑。有时，未免刻意，反使真性情被附丽多多的文采所冲淡。
在本学期给大三年级上的第一堂课中，我曾三言两语地讲到过文字的真相。指出古今中外，勤操文字以为好以为业者尽知，比喻在形容之上；叙事在抒情之上；写他人在写自己之上。
这乃因为，后者易，前者难。修辞能力，体现在前者，方更见其功。好比从前的技工，同是八级，钳工之受尊敬，在车工之上。何故？钳工靠的是手眼心的一致分寸感，车工则要借助车床。害怕叙事，害怕写他人，所以避之，所以一味自我。是谓扬文字之长，避叙事之短。文字之长，拿来主义即可达成。叙事之短，则非来一次“革命性的转折”而不能克服也。
我动身去往外地的前几天，在我家，郭郎小付，坐我对面。我先看的是小付的文稿，扫一眼，便说：“好。”——喜形于色。
郭郎讶然；小付亦然。
两位当时都没明白，我那一个“好”字，盼道出口久矣。
一味儿地写自我给别人看和不倦地写形形色色的别人的人生给许许多多的别人们看，是对写作之意义的大为不同的领悟。中文学子的原创性写作，当自觉实践后者。文学之写作，在中文学子这儿，不应像小曲儿在小女子那儿，喜也哼两句，愁也哼两句，仅为了炫喜解愁才哼它；或自咀闲愁，且以为是在优美着……
现在，小付是终于抬起头来，放开眼去了——于是别人们的生活形态，别人们的人生况味儿，便也进入了她的视线。这对于她正是一次“革命性的转折”，是一次飞跃，是猛然一蹿的长大。我可以很负责任也很欣慰地说——她是已经站在习写的另一个高出原先的层面上了。
《小庄·流年》和《人殇》，称得上是正宗的小说了。但两篇的题目都不好。前一篇，“小庄”是较为明了的了，但“流年”那一种岁月悠悠的感觉，却是一点儿都谈不大到的。依我之见，还莫如改成《小庄秘事》。但发在《斯人》上，仍可用原题。我改的也不一定就那么好，但肯定比原题好无疑。对于一个小庄，我感觉那是一个一向波澜不兴的半睡半醒的小庄——那么，那点子“男女关系”，够得上是“秘事”了。起码，对小庄的当事人们是。
“不过就是写了点当代农村男女的苟且之事！”——这也许是某些同学不以为然的看法。
不错，确如斯是。
而我要强调的是——这证明一名中文学子，其视野从校园，从大都市达及了农村。这是一种隙望或曰回望的姿态。这一种姿态，不但对于中文学子的习写很重要，对于任何一个人也同样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既不抬头也不回头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每天高昂着头，然而现实在其眼中，仿佛一切都虚掉了，仅剩了自己的一个现实目的的人，这样的人学着中文，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中文，都是极大的讽刺。对于教授中文的人，是一种痛苦，更是一种虐待。而那种明明有着一个家乡，即使朝家乡所在的方向回望过去，也还是视同虚无的人——对于这样的中文学子，中文只能徒唤奈何了。
故我吁请学着中文的学子们——抬起你们的头来！或者，确定一个心系的方向回望一次！除了自我的心事，再发现点儿别的什么，并“指出”给我们看。那时你再想自己的心事，连它对你的影响，也肯定不复一样了。
苟且之事，未以猥邪之文写之，又证明对于自己的习写，预先有着品质上的定位。这一点同样重要。此篇文字，依旧清净，并不着墨于苟且的过程津津乐道，而尽意于刻画人物的心理嬗变，大省大略，很含蓄，点到为止。于是取舍有节，精炼又不失细致。在小庄惯常、单调、辛劳、穷愁，重复如始的日子里，禾禾的秘事悄然发生，九菊的秘事也悄然发生，不显山不露水地发生着。于是些个小庄的女子们的心性，由而迷乱，由而再难自控。村长冬至那样的一个男人，能够真的带给她们人生的良性扭转么？显然不能。于是她们的人生的可悲，依稀地呈现着了。也许，还是大悲惨的隐患。因为常识告诉我们——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秘事是永远的。那秘事对于禾禾和九菊，不已是双方心照不宣的了么？某一天它被抖了开来，禾禾和九菊的命运又会怎样？
而构成那秘事的要件，只不过是廉价的一双鞋和一份完全可以不承担任何诚信责任的口头许诺——即使它实现了，也不过是自己的男人成了别的男子的同样廉价的劳力而已，并且此后还要背上感恩戴德的十字架。这日后若不靠更多次的性方式去“报答”才怪了……
这一个小庄，未尝不是中国许多穷困农村的写照。中国农村千千万万被穷困磨砺得精疲力竭无可奈何的小女子们，倘她们又居然有几分姿色，身上未尝没有禾禾和九菊的影子，心性也每每和她俩一样受着迷乱之惑，之苦……
即便如此，这样的一篇写作，又终究有什么意义？
不将这样的写作与文学本身的意义摆在一起来谈了。对于根本不打算此生与文学发生任何关系的同学，怎么谈它的意义都是没意义的。
只谈一点——比之于一味的自哀自怜地写自我，这一种关注别人命运的写作，起码更是一种中文能力的自我训练和提高。它考察出理性和感性之思维能力的结合技巧，是多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倘得其要，对于人，其益也必延及中文能力之外。
此篇的不足之处在以下诸点：
一、还是有“把玩”成篇的倾向，真情愫仍嫌欠缺。倘写作者对于禾禾和九菊是心怀悲悯和同情的，那么笔下当有更非同一般的文字自然而然流淌出来。读时，作者对文字的雕琢，仍胜过其对人物生存况味的深层体会。
二、没有对“小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