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部，老同志，恢复他们的工作。在上海家中的费瑞芳看到希望，就找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同志，请他们活动活动，把老头子从苏北老家转回上海，在老同志的努力下，张英华得以回到上海钢铁厂接受改造，但只能发给少量的生活费，不发工资。费瑞芳满足了，老头子终于又能回到上海，回到自己身边了，破碎的家也已完整如初。
七六年十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中国大地复苏了，一派喜气洋洋，处处春潮澎湃。*在被“四人帮”短暂打倒后，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又重新进入中央领导层，全国无数冤假错案得以*昭雪。被“四人帮”*致死的老帅、老将们*了，恢复了名誉，还活着的又被党中央、国务院安排在领导岗位。老领导们重新走向领导岗位，使暮年的张英华感到春天来临了，在老伴费瑞芳的反复劝说下，张英华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央有关部门，就自己的历史问题、革命经历作了说明，由于张英会自身犯过错误，且历史经历比较复杂，所以直到一九八三年十月，在中央工作的老将直接干预下，张英华得以*，彻底恢复名誉。补发所有停发工资，享受正师级待遇。在中央工作的原华野老将谭政委通过上海市委转交给张英华一封信，信中说：“张英华同志，我代表党对你长期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向你表示致歉，你记得否，我曾经通过电台给你拍发过一首明世宗皇帝朱厚熜《送毛伯温》的一首诗，诗中最后两句是：太平待诏来日，朕与先生解战袍。这战袍虽然解得迟了些，但人活在世上，始终要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希望你为党的事业继续发挥余热，这就叫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张英华手持老领导的来信，心潮起伏，激动不已。
此时张英华已经七十多岁了，在上海军分区担任顾问。一年后，他觉得自己年龄已高，不能再为党继续工作了。按规定办了离休手续，正式离休。
在宿迁县城这座苏北小城里，人们依旧工作着、生活着，过去的岁月已经成了过眼烟云。周桂昆依然是宿迁船闸党书记；张东奎还在县工业部门工作；周桂林不再干大队书记了，年龄大了，让位给年富力强的人干吧。在家中帮老伴带带孙子，孙子能走路了，周桂林又清闲了，儿女们怕父亲闲出病来，从集市上买回几只羊，让老头放羊。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家家户户忙起了各家的责任田，人民公社改回了乡，生产大队改回了村，生产小队改回了组。村里的党支部虽有支部书记，但党的力量在农村基屋似乎没有从前坚强了。当起老羊倌的周桂林，赶着羊群有时特别到村部——原来的生产大队部附近转转。集体经济无人过问了，村部周围的榨油坊、豆腐坊的大门被生锈的铁锁紧紧锁住。周桂林推开门缝，朝屋里望去，机器上、工具上沾满了厚厚的灰尘，屋顶上、拐角处到处都是蜘蛛网，老鼠叽叽喳喳地屋里乱跑乱叫。周桂林反背着握着羊鞭的双手，摇头叹息：“团结就是力量啊，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我国与日本、美国都已建交，住在县城的周桂昆看见年轻人手提日本卡式三洋收录机在小城街道上得意散步，收录机里放出港台歌曲。他非常生气：小日本杀害多少中国人，我们却买日本货，国家的钱都让小日本给赚去了。小日本就不是好东西，以前是军事侵略，现在变成经济侵略。他看不惯。他们这些老人必竟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他们亲眼看见日本鬼子惨杀中国人的场面，老年人的思想不适应时代潮流，时代能理解么？
人生活过得舒心，日子就过得快。退居二线的张东奎在县里办公室中突然接到同样是退居二线的周桂昆打来一个电话：“是张东奎嘛？你这个老家伙，我有急事找你。”张东奎从电话里听到宿迁船闸周桂昆打来的说了半截子的电话，他放下电话不理解地笑着摇摇头：“周桂昆这个老头蛋子，难道又找我钓鱼去？这样神秘不像是去钓鱼啊？”
周桂昆乘着单位吉普车来和张东奎见面。周桂奎说：“老家伙，你还记不记得抗战时期，咱们运东县有个叛徒叫高天华。”张东奎听了还真有点神秘，就说：“当时我在新四军主力部队，后来才到地方县里工作，不过我听说有此人，曾下过毒药，企图毒死县里领导人，准备搞瘫县委机关。怎么这人还活着？”周桂昆说：“这个共产党的叛徒没有死，不但活着，还从台湾来到宿迁，邀请现有能邀请到的老同志，到他老家去喝一杯酒。有位老同志转告我，你张东奎也在邀请之列，务必出席，你看我们能去嘛？我首先不去。”张东奎说：“改革开放，我们提出和平解放台湾，实行一国两制。前些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叶帅又提出对台工作九条方针，台湾方面也松动了，高天华这个叛徒可能是经过香港过来的，但历史就是历史，我和你意见一致，我们不能去赴叛徒的宴席。装作不知道。”周桂昆舒了一口气，坐上吉普车走了。
高天华真的没有死。淮海战役以后，解放大军直逼长江北岸，在张英华军中一直负责监视张部行动的高天华已觉国民党在大陆快要完了，那时他就想脱身之计，但解放军还没有打过长法，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完全崩溃。特务组织盯得又紧，高天华无法也不敢从张部脱身。解放军打过长江后，张英华率部撤离南京的当天晚上，高天华乘混乱之机，始得以逃出。先逃到上海，在上海呆不长，解放军又攻打上海，上海四周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在上海市内都可以听见。高天华把平时搜刮到积累下来的钱取出，托人好不容易买到一张去台湾的船票，逃到了台湾。在台湾象他高天华这类小特务到处都是，况且他又曾经干过共产党，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不理他，不用他，弃之如敝履。他怀揣仅剩的几块洋钱，在台北街头瞎转悠。吃几顿饭，到旅馆住几宿这几块洋钱就没有了，因此他没有住旅馆，吃饭就到台北街头小摊上对付几顿，晚上象流浪汉一样夜宿台北街头，高天华舍不得花这几块钱。他转悠到台北市一处菜市场，见有个老兵摆摊卖些从大陆带过去的金银古懂，又看到菜市场里到处是瓜果蔬菜摊子，他灵机一动，用身上仅剩的几块大洋，从别处批来时先瓜果，在菜市场摆起地摊，卖起了瓜果。
别看高天华当特务不行，在张部监视了几年，也没有发现张跃武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但他做生意却是好手，先摆地摊，挣了些钱，后租一间门面，专售时令瓜果，生意越做越大，就办起了一家水果批发公司。有了钱，他就投资干别的，台北什么能赚钱，他就干什么，高天华做生意，脑子灵活，转得快，竟成了大老板，在台北买房产娶妻生子，过着富足的生活。也许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民族特性：那就是背井离乡之人，年龄越大，越思念故土。高天华也不例外，衣食富足了，手中有钱了，花天酒地的生活难以忘却思乡之情。六十年代，国共敌对严重，大陆要武力解放台湾，台湾要武力*。高天华想回来也回不了，但国乡之情似灶中柴火，烧之愈旺。一九*年，居住在台湾的国民党*于佑任老先生仙逝之前，写了一首思乡之诗《望故乡》。这首诗在台湾的大陆藉人士之中广为流传，高天华也读到了这首《望故乡》：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天之上，国有殇。
高天华读着这思乡之诗，眼中含着泪光，思念飞回了故乡运东老家：广阔的田野，星罗棋布的村庄。老家的丛林，老家的河流沟壑；儿时盛夏光着小屁股和小伙伴们在家乡的水塘内嬉戏，玩耍……一幕幕场景在他的脑海中闪过。七十年代中期，饱含思乡之苦的高天华瞒过所有人包括家人，以出差为名，独自一人从台湾乘飞机到香港，钻进出租车来到深圳河边，从香港遥看大陆，久久不愿离开。后又来到国境 口岸，看到大陆那边持枪站岗的威严的解放军战士他又感到害怕，但此时他又恨不能闯过关卡，哪怕被解放军逮住枪毙，死在大陆那边，他也甘心。可是他站了半天，还是怅然离开香港，乘飞机返回台湾。
大陆改革开放的春天来了，*领导人频频对台问题发表讲话，并制定一系列政策方针，呼吁两岸和平谈判，鼓励两岸经济、民间交流；停止炮击金门，削减前线驻军；大陆公安部门对全国六万多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下人员落实政策，分别给予减刑，假释，宽大释放，转业安置，留场就业，*冤假错案……
台湾当局对大陆由敌对也转向松动。八七年七月，台湾当局终于解除了长达三十八年的“*令”，开放台湾居民（除公职人员，现役军人外）经第三地转赴大陆。高天华再也坐不住了，第一时间办好手续，经香港转飞大陆，从上海南京返回到了老家宿迁。他在宿迁“台办”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运东大兴镇老家。到老家庄头，他点燃了长长的鞭炮。来争相看他的人除了本村人外，还有许多周围各村的乡亲。大人、小孩、男女老少。人们的脸上挂着惊奇的笑容，听着高天华嘴中冒出的家乡人不太爱讲的词语：“各位发财，各位发财。”高天华看着众乡亲，内心激动，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看客从台湾来。高天华家中的老母亲还在，父亲早已离世。高天华看见老母亲，当着众人的面扑通一声长跪不起：“妈妈，您的不孝儿回来看您老人家了。”母亲的小脚向前挪动了几步，一把抱住儿子，母子俩痛哭不止。高家的亲戚走过来，劝母子俩：“母子团圆相见是件大喜事，不要再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