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利息要和通货膨胀率持平。
在英国经济中，货币供给量仍然持续下降，说明用电子方式创造的2 000亿英镑现金并没有落到家庭和企业的腰包中。Heather Stewant，《卫报》，2010年3月5日。 尽管货币政策前所未有的宽松，但马丁·伍尔夫所称的“向勤俭节约靠拢”的巨大变化反映了分析学家所说的资产负债表还毫无起色。马丁·伍尔夫，“世界经济身陷泥潭，举步维艰”，《金融时报》，2010年2月23日。 借贷过度的企业和家庭正在依靠减少消费来减轻债务，与此同时，银行在积极通过减少贷款来恢复平衡资产负债。私人部门越是去杠杆化，政府赤字不得不越增加，以防经济进一步下滑，但它会提高政府被市场惩罚的风险，难怪财政部将它们的未来押注在迅速恢复经济的增长上。
所以，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扩张政策，它们的刺激效应可能会很小并且不确定。事实上，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我们救出火坑。所以，要提前防备，不要落入火坑，这一点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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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罪游戏（1）
当重大问题出现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将矛头指向相关部门，在这次事件中，它们不外乎是银行家、信用评级机构、监管者、中央银行和政府。我们发现这些相关部门并没有特别贪婪、腐败或无能，银行家靠他们认为坚不可摧的风险管理体系判断，政府靠的是它们看起来很稳定的市场做决策，投资者听从的是专业人士的意见，他们只不过在根据他们坚信的原则行事，这时候我们才会转而思考，是不是我们的整个观念错了。换而言之，我们的本能反应是找一个替罪羊，只有当我们进一步探究危机深层次的原因时才会辨认出问题背后的驱使因素，那就是指导我们行为的思想根源。
归罪于银行家
首当其冲受到指责的是银行家，这一点可以理解。他们掌握着上万亿资金，摧毁了他们的股东、他们的客户、他们的员工和整个经济，却还能够一直得到分红。当经济繁荣时他们把利润揣入了私人腰包，当经济遭受重创时，纳税人却不得不承担损失。他们立功时我们给予奖励这还可以接受，但栽跟头了我们还要掏腰包这是肮脏的，特别是这些人毫无忏悔之意。英国自由民主党发言人文斯·凯布尔2009年2月9日在《每日邮报》上高呼： “把这些银行家送上断头台吧……这些只顾分红的银行家……被谴责以空前的规模侵耗大众财富。他们愚蠢、贪婪、渎职，冒着巨大风险把这个世界推向巨大的灾难，使很多人失业，使很多人失去了他们的房地产。”25威尔·赫顿在2009年1月25日的《观察家报》上大声疾呼：“用我们的金钱去赌博以牟取他们的私利，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26
还有人列举了其他一些原因：短期奖励诱使银行肆意和过度借贷。证券化意味着初始贷款人对借贷人是否有持续偿还能力不承担风险。还有人认为危机的根源是企业未能自律，特别是高管层对股东和董事会缺乏应有的责任，高管层对交易方控制不力，等等。
给那些政府援助或资助的银行高管层降薪得到了民众普遍的支持，其呼声远远盖过了对需要为银行家的天才支付报酬的辩驳。当苏格兰皇家银行前执行官素有“砍刀”之称的弗雷德·格德温爵士在任职期间把自己的机构送上破产之路时，自己却已积累了百万财富，甚至在他被迫退休离职时还捞取了丰厚的养老金，他在爱丁堡的住宅因而也成为居民用石子袭击的目标。
那些曾要求银行向支付能力低的人群销售按揭贷款的人，既然政府都向其注了资金，他们为什么还要收取如此之高的利息？这些银行家辩护说，如果他们又开始加快贷款速度，那么他们又将成为众矢之的。约翰逊·古斯利在2009年2月12日的《金融时报》上写道：“银行将政府给它们的资金聚成一堆，它们在上面幸灾乐祸地跳跃，就像《小矮人历险记》中的恶龙斯毛戈，美其名曰重组资产负债表。”27
银行家当然予以否认，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芬如是说：
如果我们选择放弃几十年前创建的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等市场机制，我们最终就会招致融资渠道紧缩，风险对冲和风险分散效率降低。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中，我们的市场和金融工具为创新输送了丰富的资金，为企业家甘冒风险的精神提供了回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催化剂。历史告诉我们，一个跃动而有活力的市场体系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体的核心所在。28
归罪游戏（2）
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1951~1973年才是我们全球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并没有日后才发明的那些金融工具。
然而，银行家成为众矢之的被舆论大肆声讨也并非好事，有点像古代收成不好时发起的迫害、屠杀和祭祀活动。这样无济于事，反而会产生反作用力。除非我们决定要完全接管银行，否则我们不能贸然攻击银行家肆意放贷，然后期望他们只赚取微薄的利润，期望商人还会乐于投资。而且，这场辩论战没有提到一点，如果我们说银行家都是“贪婪”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贪婪的概念是模糊的，除非我们能够定义什么是“足够”，而我们对“足够”并没有清晰的概念。思想更为深刻一些的人意识到，银行家的失败只是管中窥豹，更大的失败是思想认识的失败，是监管的失败，是金钱至上的道德缺失。银行家是整个里根—撒切尔时代的替罪羔羊，这个时代推崇金融业发展，贬低实业发展，使进步的果实比例失调地聚积到富人和超富人群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一代的阶级斗争发生在温饱的中产阶级和拥有游艇的富豪阶层之间。）
除此之外，银行家依照他们的风险模型行事，尽管他们对模型一知半解，但在他们看来，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实上，如果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也会受到谴责，原因是他们没能够“为股东谋求最大利益”。尽管他们追求自我满足的行为是自私的，但却是最符合常规的。他们囫囵吞枣地咽下了整个证券化的抽象概念，却不明白它所产生的多重后果。很多人坚信他们照顾了公共的利益，使那些穷人也能够拥有住房和其他想要的东西。凯恩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合理’的银行家，呜呼！面对危难并没有极力避之，当他们自身不保时，他们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拖着其他人一起同归于尽，这样就没有人可以怪罪到他们。” 29
归罪于信用评级机构
高居在黑名单上的是惠誉国际评级、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等信用评级机构。“它们对这场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机构给那些‘超高级’次级贷款支持的抵押债务打了异乎寻常的高信誉评分，这如同发射出了致命的子弹。”30当最后那些由大量次级债务组成的证券被发现是持有AAA评级时，问题才得以曝光。
且慢，想得更全面的一些人不会一味嘲笑评级机构，他们指出一个明显的问题：评级的费用是由证券发行商支付的，所以他们有着很强的意愿要让购买者低估其风险。在经济下坡时，这一意愿正好相反，那就是要估高风险以保持一些诚实的脸面。评级降低意味着公司需要为其融资支付更多，需要为其新的借贷支付更多，因为它们被认为具有更高的违约风险。所以，当经济环境不佳要求企业降低成本时，评级降低恰恰雪上加霜，提高了资金的成本。
但还是那句话，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信用评级机构阻断了抵押借贷者和受贷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正是由于证券化抬高了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如果银行对其抵押贷款负责，它们就不会太需要信用评级机构的参与。
归罪于对冲基金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对冲基金不免有些神秘。只有当著名的基金管理者比如乔治·索罗斯经营的量子基金，在金融市场上瞄准猎物并发起攻击，屡屡得手赚得盆满钵满时（如1992年迫使英镑贬值那样），大众才对此略知一二。对冲基金通过做空——判断股票会在未来跌值而使股票市场保持稳定，对冲基金的初衷是为了保值并规避风险。到2008年为止，10 000家最大的对冲基金掌控着全球将近两万亿美元的资金。问题在于它们都是通过极高的杠杆融资也就是过量借贷的方式获得资金，所以当它们的投资产品价格下跌时，它们面临被迫缴保证金的要求，此时它们已无力再获得资金，主要的中介机构手中不得不滞留大量的资产。31所以，这时候的对冲基金不仅不能促使资产流动，相反加速了借贷机构的破产而增加了市场的非流动性。对冲基金本身并不是危机的始作俑者，这场危机之所以惨重是因为“那些规范的大型银行，在过去10年中一直通过高得惊人的杠杠运作融得资金，去购买大量的有毒资产。”32对冲基金一般选择离岸管辖区和避税天堂进行它们的运作，而欧洲一直试图隔离这类操作，足见它们把对冲基金视为祸害，避之不及。
归罪游戏（3）
归罪于中央银行
格林斯潘曾一度被称为“金融领域的大师”，他极力推崇这些金融衍生品，但他的声望随着那些金融创新产物的急速掉价也同步下跌。对他的责难是，他在1987~2005年担任美联储主席时没能够在情况一发不可收拾之前亡羊补牢。安德鲁·史密瑟斯认为：“这次经济危机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央行的措施不当，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股市、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资产泡沫不断膨胀，美联储难逃其责。”33还有更为严厉的指责，大多数央行都奉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注重控制总体物价，却忽略资产价格上涨的危险性。这种认为金融市场是“有效”的观念也是错误的。这就是说，只要世界储蓄过剩，让美元价格走低是唯一抵挡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