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人懒，而是要人有一种平和的心态。这种心态是和谐社会重要的心理基础。
我之所以在斯洛伐克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总觉得这些年我们增长太快了，能不能把增长率降下来，让整个社会的发展更平稳一些？
我们的增长率应该是多少合适呢？衡量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要看它的潜在GDP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潜在GDP又称充分就业的GDP，指一个国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GDP，是一个国家的潜力。实际GDP指一个国家实际上生产出的GDP。潜在GDP与实际GDP相等时，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是一种最理想的宏观经济状态。如果潜在GDP大于实际GDP，说明这个国家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经济过冷，或处于紧缩状态。如果潜在GDP小于实际GDP，说明这个国家资源超充分作用，处于经济过热或膨胀状态。
把增长速度放慢一点好不好（2）
经济过冷还是过热，还要看潜在GDP的情况。中国的潜在GDP增长率是多少呢？自从2003年以来，*总理在每年的“两会”上提出的增长率指标都没有超过8％。我想，他提出的指标，当然是要实现稳定的充分就业增长，这就是中国的潜在GDP。但实际上，我们每年的增长率都突破了10％，2007年达到，超过潜在GDP将近50％，这恐怕不能不说是经济过热了。而且，2007年房价和股市的暴涨，通货膨胀加剧，都是典型的经济过热的表现。*在2008年年初的“两会”上指出：今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这种“最困难”就是多年来经济增长过快所引起的。尽管华尔街风波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忽视，但中国是一个尚未完全开放的大国，经济出问题的主要根源还在国内。
这种高增长能不能持续下去呢？这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一个是有没有持续下去的能力，另一个是应不应该持续下去。这些年我们的增长基本是投入型的，即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的高增长，并没有实现以技术进步为中心的高增长。资源是有限的，而且投入不断增长最终会引起边际收益递减。这种投入型增长没有持续的能力。在我们的增长方式没有完成转型之前，想要保持这种高增长显然是困难的。
即使这种高增长可以持续下去，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增长过热会引起各种问题，或者说只追求增长使我们忽略了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加剧会引发社会不和谐。与斯洛伐克这样增长率并不高的国家相比，我们的贫富差距太大了。不拿数字说话，就从社会现象来看，斯洛伐克没有我们这样的富人区，没有满街的奔驰、宝马，但也没有乞丐，没有生活难以为继的穷人。而我们一方面是富人的奢华，另一方面是许多尚为生计发愁的人。再从环境来看，斯洛伐克并不大，所到之处都可以说是山清水秀，而我们的环境破坏之严重恐怕在世界上也属于前列。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一种经济都不能不增长，但在增长与代价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而且，增长的代价是递增的。
斯洛伐克是小国，而且有宗教信仰，并不想在世界上争强，进入第几名，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心态都较为平和。我们是大国，当然不能运用他们的模式，但成为强国的理想太强烈了，也不见其就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当强国，但不必要求在短期内实现，“大跃进”心态是有害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增长速度放慢，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不以快为目标，而以和谐为目标。当增长快引起各种矛盾时就把速度放慢一些。“欲速则不达”，或者说即使“速能达”，代价太高也不值得。
记得有一个诗人说过，“我们走得太远，太远，忘记了出发时的目标”。用在经济上，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增长得太快，忘记了增长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增长并不是目标，而仅仅是手段。如果把手段当作目标，那最终就是一场悲剧。漫步在宁静的斯洛伐克，我悟出了，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忘记了目标是什么。现在该是清醒过来，反思一下三十年来所走过的路的时候了。
重温经济独立（1）
美国已故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由于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曾在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关于无限劳动供给下经济发展模式的观点已广为人知，他提出的“刘易斯拐点”（从劳动无限供给、低工资不变，到劳动供给不再无限、工资要上升的转折点）今天仍被我们经常引用。但他的另一个基本模式观点，即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观点，却被遗忘了。
这种遗忘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拉美的一些“左”翼经济学家把刘易斯的观点发展到极致。他们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把中心（发达国家）与外围（发展中国家）对立起来，提出了内向性发展经济的“进口替代”战略，即只进口生产资料以最终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但在以后的实践中，力争融入世界，以“出口替代”发展经济的亚洲“四小龙”成功了，而实行“进口替代”的拉美国家却失败了。以后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利还是大于弊的。刘易斯和中心…外围论就被遗忘了。
“*”前的中国并不知道刘易斯，决策者也不懂中心…外围论。但总体方针是对外封闭。经济发展的方针是“独立自由，自力更生”。这话本来不错，但演变为政策就成了盲目排外。结果经济落后，沦落到被开除“球籍”的地步。改革其实是以开放为先导的。对外开放才有了这三十年巨大的飞跃。于是“自力更生”云云也被遗忘了。
过去把经济独立理解为封闭是一种误解，放弃这种观念，融入世界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有利有弊的。当然，利是大于弊的，所以，我们坚持开放的大方向。但对于弊亦不能等闲视之。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重温经济独立，就要考虑如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避免不利的国际冲击，保持本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保持经济独立就必须降低对外依附程度。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对外依赖率（出口＋进口／GDP）最高的也不过25％，但中国的这一比例高达60％，出口对增长的贡献达35％。要保持经济独立必须把这一比例降至20％左右。这就是说，不仅在现在的经济困难时期，我们要强调拉动内需，而且要把内需为主作为一项长期的方针。我们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与那些小国不同。那些小国可以更多地依赖世界，在经济学中这被称为“小国开放模型”。但我们是大国，更为适用的是“大国开放模型”，发展更要立足于国内。把发展建立在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应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动摇。我们应该以这样一个总方针来制定发展战略。
小国以世界为基础发展经济，不必求全责备，可以以某些产业为重点，片面发展。比如瑞士就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国家。它可以没有钢铁这些重、化工业，而以手表、精密仪器、金融服务为自己的主导产业。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各行各业都有一个全面发展。任何一个行业发展滞后都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比如现代经济中农业的相对地位下降了，但我们不能像有些小国那样完全放弃农业。我们必须保证农产品的基本自给，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养活我们13亿人口。如果我们以农产品进口为主，那对全世界都是灾难。同样，许多国家可以不造大飞机，全靠进口，但我们就应该造大飞机。
重温经济独立（2）
一个国家能不能在世界上自强最根本的取决于它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美国在世界上的强大还取决于它的科技实力。想一想每年的诺贝尔奖差不多全让美国人拿去了，就可以知道它成为超级大国的原因。刚开放时，我们有一种幼稚的想法：以市场换技术，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合资，交出市场换取他们先进的技术。后来发现，这种想法毫不现实。你可以把市场交出去，但人家不会给你先进的技术。即使给点技术也是二、三流的，或者将被淘汰的。用钱可以买到东西，但买不到技术，甚至买不到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国家之间无论再友好，也不会给你先进技术，美国把它的高科技给英国、欧盟、日本这些亲密盟友了吗？亲密盟友尚且不给，何况我们这些一般朋友。
丘吉尔说国家关系的基础是利益。今天有共同的利益就可以成为盟友，明天利益不同了就是敌人。从来没有永恒的朋友或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在世界上，科学是无国界的，全世界都可以免费享用，是公共物品，但核心技术却是私人物品，多高价都无法获得。核心技术既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来源。哪个国家愿意出卖这样的核心竞争力？像我们这样的大国，不可能靠买来获得核心技术，唯一的方法只有自主创新。科技实力是一国经济独立的必要条件。以经济独立为目标必须大量投资于科学、教育和技术开发。
各国的国情不同，以经济独立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自己的劣势，绝不能照搬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发展途径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再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所以在经历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时，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要始终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重。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视是由我们的国情决定的。
我一直对汽车进入家庭心存疑虑，对汽车行业的大跃进式发展忧心忡忡，对低档车遍地开花不以为然。这也是从国情出发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