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更好的方法就是让私人使用外汇储备，即实现第一种——自己为自己花自己的钱。私人使用包括个人和私人企业使用，既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购买证券或股票，也可以对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私人使用不存在道德危险，也会为了更有效使用而去了解市场、了解自己所购买的证券或股票的风险。这就是说，自己用自己的钱会比自己用别人的钱更为负责。
私人用外汇储备去进行直接投资有更为深远的意义。中国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走出去实现国际化的时候。只有在全球的范围之内获得资源和技术，开发市场，中国企业才能做大做强。企业的国际化就包括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包括建厂、合资或兼并国外企业。这些都需要外汇。把外汇储备用于这种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购买股票）风险更小，更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这种国外直接投资可以由国有企业进行，但更有效率的是由私人企业进行。
让私人使用外汇储备比由国家使用更有效率。这是自己为自己用自己的钱与别人为别人用别人的钱的效率差别。实现这一步的关键就是放开外汇管制，让私人可以自由兑换外汇。如果现在做到这一步尚有困难，起码要放松外汇管制，减少各种限制，让私人得到外汇的手续与程序更简单、直接，尤其要支持私人企业用于国外直接投资的外汇使用。
面对华尔街风暴，我们的应对措施不应该是倒退或关上大门，而应该谨慎地推动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就是重要的一步。迈开这一步，我们高达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才能得到有效使用，我们的经济也才会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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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不能靠吃药
如果一个人靠药物维持健康，需要兴奋时就吃兴奋剂，需要安静时就吃安定片，其结果必然是破坏了身体内的自然平衡。那些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短期内可以创造奇迹，但长此以往，身体会更糟，甚至会促成早亡。这点道理谁都知道，我讲这点道理，不是指身体，而是指经济。
市场经济有其内在规律，也许我们不能完全认识到这些规律，但它们仍然在自发地发生作用。经济繁荣也好，衰落也好，都是这些规律自发起作用的结果。如果有什么力量企图改变这些规律，短期内也许可以像兴奋剂那样起作用，但长期却会引起更坏的结果。这点道理并非人人都知道，因此，政府经常喜欢用行政的力量，让经济按自己的意愿运行，表现出自己喜欢的状态。
让我产生这种感想的事实是政府对股市的干预。有一段时间，股市跌破了3000点，救市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尽管我是坚定的不救市者，但我知道，政府肯定会救市。记得历史上曾经有一次有效的救市，是政府宣布证劵市场印花税由现行的千分之三下降为千分之一。这一救市手段公布之后，股市大幅度上扬，股市如同吃了兴奋剂的运动员，创出了好成绩。
但降低印花税这种兴奋剂真的那么灵吗？股市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从根本上说，股市的状况取决于宏观经济状况，每种股票的价格取决于公司的业绩，即长期盈利能力。从2005年下半年以来，股市上扬与宏观经济增长迅速，企业盈利状况好是相关的。良好的宏观经济状况决定了上扬的股市，不过在时间顺序上是先有宏观经济走势良好，后有股市上扬。当宏观经济状况恶化时，股市也会下跌。不过往往是股市先下跌，而后宏观经济恶化的状况显露出来。2008年年中以来，通货膨胀加剧，原材料价格上升，预示着宏观经济的转变。这就反映在股市的下跌上。
股市运行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会由于人们的投资行为而扩大。从个人的角度看，股市高涨时投入，股市低迷时退出是理性的。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人们的投资决策总是盲目的。这样，个人看似理性的行为就成为集体的无理性行为。这种无理性行为会造成股市上扬时产生泡沫，形成过度繁荣，而在股市下跌时也会反应过度，形成紧缩失常。所以，股市的大起大落总是超过了现实经济状况。
政府用政策手段干预股市并无法改变股市本身的客观规律，所影响的仅仅是投资者一时的心理。无论是提高印花税税率还是降低印花税税率，并没有改变宏观经济状况，从而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股市状况。但是它会影响投资者的心理，从而对股市发生一时的作用。这些年，有关政策机构把印花税作为调节股市的手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股市的走势。2007年5月30日，有关部门对印花税税率采用“半夜鸡叫”的形式，从千分之一调至千分之三，从而造成股市暴跌，上证指数从4300点跌至3400点，但这依然没有改变股市牛市冲天的格局，上证指数最终涨至6000点以上。下调印花税税率，意在改变熊市状况，也使得股市的确有所上升，但如果宏观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得不到解决，仍然无法走出熊市。
这样调节的更坏结果是公众更大的误解，即不认为股市有客观规律，把中国股市看做完全由政策决定的“政策市”。股民整天在推测政府的政策，政府用政策调节股市，长此以往，股市就不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为政府控制经济的手段。这样，市场经济又回到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这岂不是历史的倒退吗？
政府的动机是想使市场经济正常运行，但它不明白自发的波动也是正常状态。政府所能做的仅仅是维持正常的秩序，而不是干预结果。如果就把印花税固定在千分之一，而无论股市如何涨跌都不调整，股市才会正常。调过来，调过去，其结果是破坏了市场机制，正如今天吃这种药，明天吃那种药，吃来吃去，身体更有病一样。
记得法国戏剧大师莫里哀曾经说过，70％的人不是死于有病，是死于治疗。经济也是这样。
掌握开放的节奏
华尔街金融危机，使全世界都受到冲击。这场危机给我们也带来了损失，但更给我们上了一堂难得的课。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等人提出了“金融深化论”。其中心是强调：发展中国家要打破限制金融活动的“金融抑制”，实现金融自由化与开放。当时，这种观点颇有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金融自由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但以后的结果并不妙，实践“金融深化”最有力的墨西哥等国遇到了严重的金融风暴，经济发展亦受到影响。从而亦使这种理论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指责。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从各国的情况看，“金融深化”的方向并不错，而问题出在节奏没有掌握好，走得太快了。尤其是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开放得太快，自由而缺乏必要的监管，于是就出了问题。这次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制度较为完善，经济实力强的国家，自由化做过头了，也会引发严重的问题。
这次危机的根源还在次级贷款上。给不符合住房贷款条件的人发放贷款，把他们的偿还能力寄托于房价上升，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做法。一旦房价下跌时，危机的可能性就变成了现实。没钱的人想有自己的房并不奇怪，问题是房贷机构怎样给他们钱，让他们美梦成真。房贷机构之所以同意给穷人贷款还是出于利润动机的考虑。金融自由化的一个内容就是给银行（包括房贷机构）更大的自主权。但银行在利润动机的推动下往往会作出不理性的事情。这种事情的后果却要由整个社会，甚至全世界来承担。因此，无论给银行多大的自由，一定要有监管。如果监管机构的能力不够，还是不要给银行自由。给不给他们自由，给多少自由，还取决于国家的监管能力。中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还取决于监管制度的完善与监管机构能力的提高。金融放开的第一步还在于监管。
次贷引起这么大金融危机的更重要原因还在于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是重要的金融创新，但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工具使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离得太远。而且使这些工具的创造者和购买者，或者说委托人与代理人，距离太远了。相互之间信息不对称，购买者或代理人非理性炒作金融衍生工具，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这时，虚拟经济已经远离了真实经济，不能反映真实经济。虚拟经济不以真实经济为基础，迟早要出问题。虚拟经济的问题必定会影响真实经济，而当真实经济出问题时，整个经济必定处于动荡之中。因此，如何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也是金融监管的大事。
中国的改革进行到今天，金融放开也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但如何放开、什么时候放开，放到哪一步，比放开本身要重要得多。在放开过程中，我们缴点学费也是难免的。但是，注意研究各国放开中的成绩与问题，尤其是从当前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中吸取更多教训，学费便可以缴得少一点。
救经济先救信心
对未来经济的预测，尤其是经济信心，对实际经济影响相当大。当年凯恩斯就曾说过，如果资本家由于某种原因对未来失去信心，减少投资，就可能引发一场经济危机。他对某种原因的分析还很不深入，但经济信心的丧失的确会加剧危机。当大家都捂着钱袋舍不得花钱时，已经出现衰退的经济岂不雪上加霜？
所以，拯救经济必先要拯救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只要有信心，人们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当年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意义正在于给抗日处于最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以战胜日本侵略的信心。今天在中国经济遇到最困难的时候，拯救人们的信心也是当务之急。
信心来自预期。预期的形成一是来自个人本身的经历。在经济危机中，遭遇收入减少甚至失业的人会形成悲观情绪，失去信心，这一点也不奇怪。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种经历。对更多的人来说，信息还来自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