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识林与胡，生活面遂日广，“酒同醉合”者渐伙。最可记者为“爱华居”进出诸友。“爱华居”乃胡菊人、陆离等三人共赁居所。亦为当年新锐知识之士及优秀青年学生合办的《盘古》杂志通信、编辑之处，仿佛是艺文沙龙、思想俱乐部，经常户限为穿、争论时作、意见交流、诗酒酬唱、博戏弈乐。“爱华居”诸友，酒友至多，即或不酒及少酒，其沉醉于思想、文化、艺术，亦无不同。这些酒友人人以平等相待、性情相交、知识相砥，有如一大家庭，好比兄弟姐妹，至今不渝！记忆所及，信手写来，即有李天命、岑逸飞、古苍梧、黄子程、黄维梁、关永圻、梁天伟、吕炳强、刘天赐、刘创楚、陈任、蔡浩泉、刘美美、蔡炎培、朱珺、包错石、吴平、曾庆、小思、罗卡、陈韵文、石琪、林年同、温健骝等等。到而今，廿余载之后！“爱华居”既矣，人有离港的，且有过早物化的，居港者虽不常聚，总难免对李白《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某些境遇关情。天地逆旅、光阴过客的感慨，秉烛夜游、琼筵坐花、羽觞醉月的盛况，即或远不及李白及诸从弟那么萧散流丽、温馨动人，百中望一，似乎不算苛求。犹忆某年某月某日某夜，众友终晚合唱抗日歌曲，偶而悲愤难抑，旋转饮茅台、五粮液欲藉以舒平，是“浊酒一杯家万里”？是“笑谈渴饮匈奴血”？不过数巡，突一人大醉，不复自持，起而大骂倭寇，指斥所谓“以德报怨”政策，如讨檄之文残简、边塞之诗断章。语未毕，呕吐遍地，立见其倒下，以手将秽物弄拨成和海棠叶形状，呢喃曰：“这是中国。这是我心中的中国！”烂醉至此，悲怀尽倾，原来竟又是解不开的中国郁结！
“酒生相托”与夤缘而会的酒友
能与之“酒生相托”的，尚有不少，虽不能尽叙。记得多年前，杨牧曾撰文情并茂之章，畅谈酒人酒事、酒朋酒友、酒趣酒情，于胡金铨酒神酒态，写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目今金铨止酒，此情此景不再。缅怀往日，当其半醉，“装龙像龙，装虎像虎”，似又“心与神合，神与貌合，貌与形合”，且“生旦净末丑，文昆武乱一脚踢”，模仿中外古今人物言行的工夫，令人绝倒。金铨既不酒，从亦此调不弹，友朋聚宴，权愉顿减！但睹其埋头拍片，精神爽利，醉于艺术创作，醉于工作，又觉欣然。其人在必酒在的萧铜，人谓“以白干漱口”、“啤酒当安眠药”，近亦遵医嘱，减量或渐戒。既能善自珍摄，则来日方长，此处向萧大哥先发请帖：“健康恢复日，同俦进酒时”。天赋异能的卜少老，高龄遐寿，“当酒不让”，谁与争锋？羡煞无数的中青年！只不知覊留北京的“西窗居士”、“岛居馆主”，是否仍如畴昔，稍具酒意，即闭目养神片刻，旋又复发翻新之言、去旧之语？关朝翔医生多才多艺，诗、画、小说、翻译、医学小品，样样俱能，“驯酒”的本领更是了得，无人不服。每次聚饮，总见他气定神闲，微笑举杯，且向不拒酒，亦从不见其乱，更休说醉，十足海量。西汉于定国、东汉卢植、魏晋刘伶，假如跑来香港，就遇上劲敌矣。余光中早年作《一八四二年葡萄酒》，写来甘醇醴香，还以为他是“同道中人”，殊不知乃是诗家想像。及其初来香港传道解惑，黄维梁为之设宴洗尘，携去加饭酒一坛，品后竟称善，虽浅尝即止。唯自此似不拒味兼醍盎的酒了。有一年杨牧访港，余氏与一众同泡酒吧，共举容量半加仑靴形玻璃杯喝啤酒，俨然也是呼啸酒林一分子。是次为一九六七年秋，在旧金山与杨牧初识兼闹酒后又再相见，自是忻。虽向不喜啤酒，每每半推半就，最后则喝出至今仍无药可治的啤酒恐惧症来。杨牧去年来港，出任科技大学人文科学教授，仍以啤酒为主，威士忌、高粱等为辅，是否化其精研的“套语分析”理论于饮酒习惯，并活学活用，实可存疑，且留为“酒谜”。人们但知杨牧新诗了得，散文美极，倘忽略其开《诗经》研究新风的《钟鼓齐鸣》及其他学术著作，即未算识其全人，更乃“自招损失”。只以为杨牧非啤酒不欢，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前不久潘耀明请客，传聪、胡菊人等在。杨牧与著名数学家项武忠偕来，见开了茅台，即从众，其所领会的酒趣，醒者恐怕终其一生，也难参破！ 。。
戴天：怎忘得、从前杯酒——酒友纪事（4）
至若夤缘而会的酒友，亦有一些。其中，以倪匡、、蔡澜三位“名嘴”印象最深。此三人饮酒，亦可谓上承竹林七贤之风，或怒或狂或放，各有面貌；其言其行，则似基于本性、出于感觉，近乎晚明一些人物，而不避习俗所谓艳、新、异之讥。竹林七贤，虽有放诞之名，纵酒之责，认真看来，都别有怀抱。如阮籍，公然说“礼岂为我设也”，却不许他的儿子学他，“汝不得复尔”，那个嵇康，也托山涛照顾儿子。三名嘴中，倪匡、黄，即予儿女最好教育，蔡澜无儿女，唯极孝顺父母、关爱友人，尤其女性。明末见于服饰变化是“去朴从艳”（更有男人穿女服，忒也“新潮”），文艺是“异调新声”（诗文多浮词艳句，歌曲每勾新撷奇，小说穷声色描绘，直若香港），学术是“慕奇好异”（李贽以商品经济评估孔子之类），可谓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全方位变化，恰是历史转折期的表征，也是商品经济发达导致人心思变的必然结果。名臣张居正衣服丽都，喷香抹脂是一型；士大夫如江南名士祝允明、张梦晋等，大唱莲花落，于冬雪街头行乞，得钱即买醉，以斯文扫地为乐是另一型。但三名嘴言或大胆，行事实未致如此极端，取的是“中庸之道”，只是比“亦有此想”的大众，敢于公开站出来，先踏出一步。与他们共酒，可试出另一种味道。
难忘爱荷华日日夜夜：安格尔“干杯”依稀如昨
外国酒友，安格尔、许世旭、史理安、田村隆一等不可不说。《金臂人》作者艾格灵虽为“最佳酒友”之一，曾草长文为记，则不赘。另有一位柬埔寨诗家幽山奥，“革命”后，下落不明，期待有重叙之日，为免梁实秋悼冰心的美丽错误，暂且不提。与安格尔的关系，亦师亦友，安格尔首创“创作坊”的教育形式，开世界上以创作得授学位之风。桃李满天下，美国当代不少戏剧、诗歌、小说名家，即出其门下。退休后，又与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聂华苓，首创“国际写作计划”，影响遍全球，对海峡两岸文学交流，贡献尤多。犹忆一九六七年秋，初抵爱荷华，甫下飞机，聂华苓和安格尔接往安格尔费神代赁之公寓，旋忙于购买、张罗睡房、客厅家具用品毕，即携往湖畔，乘坐游艇，休息观览，吃炭烧牛排喝波旁酒，照顾一如子侄。当其时也，““文革””方兴，香港左派搞事，遍地“菠萝”、“同胞勿近”。华苓与安格尔，对此均甚关切，唯及至吃完牛排，将进酒，才探询港事港情，体贴细心有如此者。为道非理性行为，歇斯底里言论，感慨无似。华苓同情、痛心，思有所援手。安格尔却有起而行之意，谓应将真相广为传扬，以促世人认清事象，语甚愤激、神态凛然。此际，华苓一再添杯，安格尔连尽数盏，即知性情中人，爱酒者在此，爱国，爱正义如者亦在此，在爱荷华。此前，在台北、香港酒会场合，数度与安格尔见面，所留的大美国主义印象，从亦化释。大概，于正式应酬场所，有所谓礼节，更宜面面俱圆，而安格尔偏不是那种人，既格格不入，难免令人觉得孤高，滋生误解。回到日常生活，安格尔平和、热诚、正直的性格，则表露无遗。华苓既开明洒脱又疾恶如仇，更热心助人扶掖后进，是友朋心目中的大姐，从此，或在美或在港，或二三知己或七八熟人，即常与华苓和安格尔畅饮聊天。人们都说，华苓与安格尔是事业良伴，世上仙侣。去年夏初安格尔不幸逝世，华苓痛丧可想而知。天何妒也，拆散佳偶！但前不久华苓来港，为“香港文学双年奖”评审，见之虽难抑哀痛，却参加所有活动，谈笑如常，其坚韧豁达，至为感人！评审完毕，临别依依，华苓请爱荷华之友共酒，叫人想起爱荷华河畔，安格尔与华苓家的日日夜夜，仿佛间仍听到安格尔的爽朗笑声，并用中文说：“干杯！”
韩国汉学家许世旭对白干情有独钟
许世旭是韩国著名汉学家，致力于中韩文化交流数十年，贡献良多。世旭译写俱精，作育无数英才。目下应重庆某大学之聘，任客座教授。世旭文名很响，其中文创作，即愧煞吾俦。但酒名似乎更大，两岸三地，真是谁个不知，那个不晓？在台北，诗人学者之中，能与世旭把酒缠斗的，屈指可数。郑愁予应为其中之一（有次愁予来港，友朋三二，自晨至暮，再至侵晨，上高楼下地牢，由资产阶级而中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大喝四面八方中外杂酒，兀自依然故我，端的具谪仙风范）；林文月自亦名列其中（能与台静农先生对酒，道行必高）。在香港，则不知有谁可以应战？“三名嘴”予人终日醉陶之形像，实则倪匡与黄，酒胆有之，酒量未必，只有蔡澜是例外，或能较个高低。因此他每次来港，必有一两天，找他的韩国老乡讲酒。大陆的情形则不详，也许有一二高人，可与之过招。识世旭于其“微”时（仍在念台湾师大中国文学博士之谓），并发表其中文处女作（刊于《现代文学》之《名字》，更为其“学长”（早期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也），相交相知三十余年，喝起酒来，他倒也让着几分，不为已甚。唯频频抗议“学长”一词，“用得不当”还说，“要不收回，不给你倒茅台、大曲！”他对中国的白干情有独钟，忒也厉害！管他呢，不管白酒红酒，喝罢！问他记否“落魄江湖载酒行”的情景？答曰怎不记得？的确，怎忘得、从前杯酒！一九六零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