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一个是眼前的客观实际。在历史上确实有宗教消灭的现象，消灭的原因异常复杂。总起来看，小的宗教，比如会道门一类，是容易消灭的。成为燎原之势的大宗教则几乎无法消灭。即使消灭，也必然有其他替代品。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佛教原产生于印度和尼泊尔，现在在印度它实际上几乎不存在了。现在的一些佛教组织是人为地创办起来的。为什么产生这个现象呢？印度史家、思想史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什么###的侵入呀，什么印度教的复活呀。但是根据马克思的意见，我们只能说，真正原因在于印度人民已经不再需要它，他们已经有了代用品。佛教在印度的消逝决不是由于什么人，什么组织大力宣传，大力打击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消灭宗教，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
再看一看眼前的客观实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国至今快七十年了。对无神论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对宗教的批评也可谓雷厉风行。然而结果怎样呢？我们现在从许多刊物上都可以读到，在苏联，宗教并没有被消灭，而且还有一些抬头之势。“一边倒”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决不认为苏联什么都好，但是苏联的经验和教训，确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总之，我认为，对任何宗教，佛教当然也包括在内，我们一方面决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我们也用不着故意去“消灭”。唯一的原因就是，这样做，毫无用处。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我们一不张皇失措，二不忧心忡忡。张皇无用，忧心白搭。宗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产生出来的，它也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消灭。操之过急，徒费气力。我们的职责是对人民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至于宗教是否因之而逐渐消灭，我们可以不必过分地去考虑。
宗教会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呢？会的，但并非决定性的。研究宗教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在欧洲，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一个例证。在亚洲，佛教小乘改为大乘，大小二乘在个别国家，比如说在日本，改为和尚能结婚，能成家立业，也是一个例证。在日本，佛教不可谓不流行，但是生产力也不可谓不发达，其间的矛盾并不太突出。我刚从日本回来，在日本，佛教寺院和所谓神社，到处可见，只在京都一处，就有一千七百多所。中国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同日本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我参观的几所寺庙占地都非常大。寺里绿树参天，净无纤尘，景色奇秀，幽静宜人，同外面的花花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人一走进去，恍如进入另一世界。日本人口众多，土地面积狭小，竟然留出这样多的土地供寺院使用，其中必有缘故吧。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有意义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佛教在日本，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仍然保持活力呢！我感觉到，我的这些议论颇有点怪论的味道。但是，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我不愿意欺骗别人，所以就如实地写了出来，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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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佛教研究（3）
话说得太远了，我们还是回头谈中国佛教吧。我个人研究佛教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我对佛教教义，一无兴趣，二无认识。我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的。我想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现象来探讨最初佛教的传布与发展，找出其中演变的规律。让我来谈佛教教义，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但是，人类思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真正的内行视而不见的东西，一个外行反而一眼就能够看出。说自己对佛教完全是外行，那不是谦虚，而是虚伪，为我所不取。说自己对佛教教义也是内行，那就是狂妄，同样为我所不取。我懂一些佛教历史，也曾考虑过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问题。我总的感觉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落后。同日本比较起来，落后很远。我们现在应该急起直追，对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更要细致、具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以期能做出比较正确的论断。这一件工作，不管多么艰巨，是迟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迟要好，否则我们就无法写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再细分起来，更无法写中国绘画史、中国语言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总之，弄不清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决不仅限于汉族，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藏族和蒙族，都受到深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更为落后，这种现象决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
现在《文史知识》——一个非常优秀的刊物——筹组了这样一期类似专号的文章，我认为非常有意义，非常有见地。《文史知识》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不但对一般水平的广大读者有影响，而且对一些专家们也起作用。通过阅读本期的文章，一方面可以获得知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还可以获得灵感，获得启发，使我们在研究佛教的道路上前进一步，以此为契机，中国的佛教研究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深入，佛教研究的万紫千红的时期指日可待了。
198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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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和可能（1）
本文为作者于1998年发表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上的文章。
一、对题目的解释
为什么不用“文化素质”，而用“人文素质”？前者比后者范围广，包括物质和精神两种文化。“人文”只限于精神文化。不是物质文化不重要，我是有意纠偏，纠重工科轻理科、重理科轻文科之偏。这种偏见不利于我国学术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
二、必要性
我国高校学生的素质，总起来看，应该说还是好的。我们的高校办得也还是好的。但是，同我们的远大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建设这样的社会，不能没有人才；要有人才，不能没有教育。我们要的人才是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人的素质十分重要：我们要的是有政治理想、有道德水平、有文化水平、业务好、身体壮、心理素质好的人才，成为能在21世纪发挥作用的人才。
我现在专就人文素质方面谈一点意见。
最近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又根据我自己对大学生，特别是北京大学学生的观察，再加上前些时候听了王彦同志的介绍，我感到提高高校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工作简直是迫在眉睫。社会上一股强烈的只重视科技的风气，对学生产生了极大、极为不利的影响。虽然我们经常谈，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实际上都只抓物质方面，而忽视精神方面。只抓物质，只抓科技，而能兴国者，未之有也。所以，我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学生的人文素质，迫在眉睫。
三、一个理论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同生产力的关系如何？
我对马克思主义略有通解，对经济学所知不多。我仅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以求教于通人专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决无疑问。但人文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发展难道就不起作用？前一些时候，曲阜师范大学的《齐鲁学刊》上有一篇文章讲，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后《光明日报》连续报道张家港抓精神文明的经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995年10月22日，该报第一版有一篇文章：《精神文明也出生产力》，用了一个“出”字，绝妙！10月27日，张家港市委书记发表文章：《精神文明建设也能出效益》。用了同一个“出”字，只有宾语改为“效益”，没有用“生产力”。
我认为，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理论界必须予以解答。
四、可能性
常听部队的同志们讲：解放军某一个部队，或团或连，只要有过辉煌的成绩，它就成为这个部门的传家宝。青年士兵一进入这个部门，就充满了自豪感，作战勇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们的大学生何独不然。
给大学生进行提高人文素质教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决非一个方面、一种方法所能胜任，必须各方面通力协作，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方法来进行，才能奏效。利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历史上优秀的传统，是其中最重要的方法。解放军的例子可以为证。
因此，我们要做提高高校学生的人文素质这个艰巨的工作，可能性是极大极大的。
五、中华文化的精髓何在？
这是一个极大的、极重要的问题，看法可能有很大的分歧。我自己的看法有两点：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讲骨气，讲气节。这两点别的国家不能说没有，但是中国最为突出，历史也最长。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
六、爱国主义
存在决定意识，中国的爱国主义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没有国家，当然谈不到爱国。有了国家，如果没有外敌，也难以出什么爱国主义。我们千万不要一见爱国主义，就认为是好东西。我认为爱国主义有真假之别，有正义与邪恶之别。被侵略、被压迫、被屠杀的国家和人民爱国主义是真的，是正义的爱国主义。侵略者、压迫者、屠杀者的“爱国主义”是假的，是邪恶的“爱国主义”。只要想一想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爱国主义”就一清二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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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和可能（2）
七、骨气、气节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伦理道德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