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尽管“一报还一报”是“集体稳定策略”，但“一报还两报”和“有疑心的一报还一报”的混合仍可成功渗透，这说明“一报还一报”的优势有赖于每一种战略的起始比例。即使“一报还一报”一开始就占主导地位，轻微恶战略仍可存在。
三、作为一种真正不可渗透的“进化稳定策略”的“永远背叛”，与具有“局部集结”能力的“一报还一报”，这二者构成的“双稳定系统”，最适于用来说明中国人的“关系文化”和中国人的“有小忠而无大忠”。然而，阿克塞尔罗德的“齿轮效应”（Ratchet effect，即认为合作使成效递增）和道金斯的“高阶稳定性”这两种观点都是意味着直线式进步的自然选择过程，其进化方向是走向日益增进的合作③，但这种看法是成问题的（不妨想想以色列—阿拉伯对抗，以及美国的反恐怖战争）。正如本章所述，中国的历史表明，在这种“进步论的进化”之内并不存在任何机制或进化基础来推动一直不停的进步，而是只有这样一个过程，它产生局部的适应，而不是全面的前进。不少人持有全球民主化的直线思维，即使“道义进步”能有明确定义，他们也需要认真琢磨上述情形，这对他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四、博弈论以及重复的“囚徒困境”实验具有令人鼓舞的启发价值。然而，“模式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毕竟存在着差距，对于“现实世界”中的角色，还必须看到他们和他们的战略背后起作用的因素。其中有以下“八大因素”：博弈者的关系、声誉、技巧、赌注、资源、风险、学习，以及决策过程。④“模式世界”中的例子都可能是存在的，因为他们背后的这些因素的作用可能正好被中和了。而在现实中，这“八大因素”却往往能决定博弈的性质。比如，人们在政治中可能运用一种战略，而在商业或社会生活中可能又运用不同的战略。他们会不时地变换战略。他们还可能用各种不同的策略来欺骗或误导其对手，中国有名的“三十六计”即是如此。博弈环境决定博弈策略，制度决定行为。自然进步论的模式过于理想化了，它很难适用于复杂的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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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门宴（1）
对于中国的持续繁荣以及中国的政治未来而言，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三个方面尤其重要，它们是：一、朝代之间的“天下”之争；二、朝代内部的权力之争；三、“接班继承”制度以及中国的“朝代轮回”逻辑。
中华帝国始于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在它之前有过夏、商、周三个朝代。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朝代是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年），正是周朝的统治者最早以“天命” ——即“受命于天”的君权神授之说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同时证明夏、商亡国的合理性（商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
周朝建立了中国式的封建制度，把土地分封给君王的宗室。⑤周朝中央权力衰弱后，这些诸侯国纷纷自视为独立王国，这就是中国地方主义的起源。几个强大的王国彼此征战不休，形成“春秋战国时代”。此时诸子百家，主要是法家、儒家和道家，异彩纷呈，学术之盛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秦国利用了法家思想最先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
秦国强大起来后灭了其他各国，其统治者嬴政于公元前221年宣布自己为一统天下的“始皇帝”，这就是秦始皇。中国两千年的帝国篇章由此开始。但是秦朝的“法治”暴政刚实行12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农民、囚犯、士卒以及原先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后裔都纷纷起来造反。
在当时的起义队伍中，原楚国的兵力最强，它的统帅项羽骁勇善战，在巨鹿之战中大败秦军。当时起义者推举的名义上的领袖楚怀王与各路队伍约定，谁先攻占秦国心脏地区关中及其都城咸阳，就立谁为关中王。项羽大军在北面忙于与秦军主力交战之际，另一支起义队伍在沛公刘邦率领下首先攻进关中，秦帝国最后一名统治者子婴于公元前206年投降了。
“鸿门宴”的故事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了。项羽认为灭秦功劳应该属于他，不能让刘邦当上汉中王，否则他项羽就太丢脸了。他的大军于公元前206年进抵关中，他的谋士范增建议他设宴会见刘邦，乘机杀掉刘邦。以优势兵力占领关中。
项羽的叔叔项伯是项羽军中一员大将，又是刘邦的谋士张良的多年至交。他获悉项羽和范增的密谋，就连夜潜入刘邦军中会见张良，建议张良随他转入项羽一边以保安全。忠于刘邦的张良谢绝了项伯的好意，请项伯会见了刘邦。临机善变的刘邦曲意奉迎项伯，向项伯表白他一定尊重项羽，追随于项羽之后。项伯显然听信了刘邦的甜言蜜语，回去劝说项羽善待刘邦。项羽虽凶暴残忍，却又易萌恻隐之心，听了项伯一番话，就开始犹豫不决了。
第二天，刘邦到鸿门晋谒项羽，花言巧语恭维项羽。宴会期间范增多次示意项羽赶紧下手杀刘邦，项羽却下不了决心。范增遂召来项羽战将项庄，叫项庄以表演舞剑为名伺机杀掉刘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伯见状，遂拔剑“伴舞”，实则小心掩护刘邦。 txt小说上传分享
鸿门宴（2）
在这危急时刻，张良到帐外叫刘邦的连襟和侍卫长樊哙进帐保驾。项羽赐酒，樊哙饮酒后义正词严斥责有人阴谋加害于刘邦，令项羽无言以对。在张良安排下，刘邦以入厕为托词离席，在樊哙护卫下轻骑简从，逃离而去。
待刘邦走远后，张良返回帐内，替刘邦向项羽道歉，说刘邦因不胜酒力，故未能亲自告辞。他代表刘邦向项羽敬献白璧一对，向范增敬献玉斗一双。范增见诛杀刘邦良机已失，愤怒地把玉斗摔到地上，用剑将其击碎，长叹道：“沛公已逃，将来必定会让我们遭殃。”
“鸿门宴”已成为中国一句有名的谚语，指表面上热情款待，实际上要暗中加害于客人。这一历史故事还引出另一成语，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指一个人的行动暗中是要攻击某个人。后来项羽占领了关中，自立为西楚霸王，封了18个地位在他之下的王，刘邦仅被封为汉王。但项羽返回他的都城彭城以后，刘邦又占领了关中，此后即开始了“楚汉之争”。正如范增所预言，经过4年战争之后，刘邦打垮了项羽。
刘邦旋即建立了持续400多年的汉朝。中国人口最多的汉族之“汉”字即由此而来。中国现今的象棋红绿两边还隔着一道“楚河汉界”，让人回想起“楚汉之争”。还有这样一个传说：项羽曾抓获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做人质，要求与刘邦决一死战，否则就将刘邦之父剁成肉酱。刘邦拒绝与项羽决斗，回答说：“我们一同起义，曾相约为兄弟。你杀我父是你不孝。若执意要杀，请分给我一杯羹。”
“鸿门宴”故事的意义决非仅在于上述两个成语。暂时的实力和资源优势并不能保证最后的胜利，因此，有人认为处于项羽地位的人在鸿门宴上不应像项羽那样犹犹豫豫，而应坚决果断地处置他那个权力野心业已明显的潜在对手。但也有人争辩说，项羽即使在鸿门宴杀了刘邦，也依然当不上君王。项羽军事上残暴（屠杀了已投降的秦国20万士卒，还杀害了楚义帝），政治上又无能，恰似秦朝的统治者，在一个立足于关系的社会会得不到“天命”。秦之后历代统治者虽然也建立严明的法制，但同时又奉行比较人道的儒学，至少是口头上也讲德政。“天命”并不只是来自暴力，许多统治者都曾企望成为有德的贤君。
无论如何，“楚汉之争”标志着“一山不容二虎”这一中国政治传统的开始。正如孔子所言，“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这是一种零和游戏，你死我活的斗争。若是出现平局，那就是一种混乱的局面，战乱不休。秦朝以前，中国有过春秋战国那种征战连绵的时期。汉朝之后的混战包括三国（公元220—280年）、东晋（公元317— 420年）、南北朝（公元420—589年）、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和南宋（公元1127—1279年）。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关系艺术和统治艺术，尤其是战争艺术，其发展远远领先于经商艺术（经济学）和科学技术。中国古代法家有过许多著述，比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马基雅弗利的著作要早1800年，而且比马基雅弗利更加马基雅弗利。⑥医术和烹饪术也有很大发展，因为皇家王室和各级官吏都需要。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鸿门宴（3）
改朝换代之际的争斗中，“虎斗”不仅发生在敌对阵营之间，而且也可能发生于同一阵营之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可能更危险。楚汉之争末期，刘邦大军将项羽围困于垓下，以四面楚歌瓦解项羽军心，项羽大势已去，遂霸王别姬，乌江自刎。项羽既除，刘邦当上了皇帝，就感到自己受到他手下一些拥有兵权的将领的威胁，首先要除掉的是他的大将军韩信。他用他的“鸿门宴”将韩信抓捕到洛阳，然后在刘邦率兵外出平叛时，他的妻子吕后以谋逆罪名杀了韩信。正如当时一位将领所总结的那样，这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掩饰自己的野心，是统治艺术的一条重要教训。汉朝末年爆发了“黄巾之乱”。汉王室后裔刘备加入了一支地方政府部队，打了几次胜仗，当了平原令，又当上徐州牧。在军阀混战中，他被吕布打败，遂投奔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那里，刘备尽力掩盖自己的抱负，装出庸庸碌碌的样子，整天忙于浇水种菜。一天，曹操邀他饮酒，发生了“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当曹操说到天下豪杰当中，真正的英雄唯有“你和我”时，刘备心中一怔，酒杯掉地，连忙以远方惊雷为托词掩饰心中的惊恐。不久，刘备就离开了曹操，自谋出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