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或是混合权威制（俄罗斯）。当然，人与人可以有一些值得珍惜的“共同财富”，它们最好是来源于共同的认识和大家一致同意的机构（联合国），而不是出自狭隘的、帝国主义式的心态。
一个又一个“帝国”来来去去。中华“帝国”在19世纪的热战中输给了大英帝国。美利坚“帝国”在20世纪冷战中打败了苏维埃“帝国”。现在，尽管中国自己努力采取低姿态，但它作为一个新兴帝国的抱负还是难以掩盖。
美国的商界保守派把中国看做是一个大有商机的地方，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不利于他们的对华贸易和经济进步。而美国的新保守派却把中国视为对美国正在朦胧浮现的威胁，主张采取强硬政策加以遏制。商界保守派的做法是：集中精力在中国做好生意，至于中国的问题怎样解决，那不是我们的事。新保守派的意识形态对策则是：把中国民主化，若是做不到，就把它“妖魔化”。
如果说真有来自中国的威胁，那威胁主要是要使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实力结构重新取得平衡。如果说这就是约翰·米尔斯海默在他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所透露出来的恐惧，那么，正在进行之中的经济合作也无法让它平息，因为这种经济合作只会是一种非零和游戏。但是美中两国有所不同：美国的历史是意识形态上进攻性的向海外扩张，而中国在传统上是防御性的边界扩张，而且它的基因里根本没有意识形态扩张的日程。因此，汤因比的中国“世界联合者假说”也许有些可信之处。。 最好的txt下载网
结束语：新的“美国—中国世纪”（4）
人类本性总是要“止损”和“滚利”。然而人的制度却有可能使人们的行为变成“止盈”和“滚亏”。中国的有成效的体制引发的经济起飞已经受到分配性的腐败和歪风邪气造成的损害。除非政府趁早下定坚定的决心和采取从制度上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否则中国的“面子”文化的相关作用会对中国为经济进步和国际抱负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非常有必要加强制度的权威。要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进一步再造自己的制度上的、行为上的和精神上的“民族财富”。从热心于政治鼓动转移到热情发展市场经济，正在让中国民众重新朝气勃勃，但总会出现的下一个问题是：富裕以后做什么？最糟糕不过的就是在下一步经营的过程中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纵情于声色犬马而忘乎所以。有鉴于此，在抓紧国家建设、市场建设和政府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抓紧精神建设。
当中国正在努力建设其市场帝国时，美利坚帝国却在伊拉克自食其“苦果”，这是另一场“亏上加亏”的把戏，跟当年的越南战争颇为相似。美利坚文明就像是一个在街上粗壮起来了的年轻人，太热心于卖弄自己的本事和炫耀自己的肌肉，拿自己那一套“道义”货色教训别人而洋洋得意。这就是“美国悲剧”的根源之所在：倘若不自我扩张就心里难受；倘若自我扩张因而必然伤害别人，就不能不继续扩张（从而“亏上加亏”），以求在对外控制与内心痛苦二者间保持平衡，直到局势不可收拾为止。因此，美国的失败正是来自于它的“成功”。
继续向伊拉克增兵，或是保持现有行动直到在不久的未来承认完全失败，都符合这种悲剧的逻辑。这悲剧的结尾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如同这种悲剧是完全制度化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准则和法规法典之中，也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在《外交政策》季刊和和平基金会发布的“2007年失败国家指数”中，伊拉克名列第二（仅次于苏丹），阿富汗则是排名第八位的失败国家。伊拉克现在天天有人逃离巴格达，逃离国境。据联合国统计，伊拉克国内的逃难者超过200万人，另有220万人避难于邻国，其中包括大约140万人在叙利亚，75万人在约旦，8万人在埃及，还有大约20万人在海湾地区。难道我们还需要建一道墙来阻止人们逃离这个已进口了民主制的国家？尽管美国在伊拉克的错误已显而易见，但纠正错误的努力仍然屈服于集体行动逻辑和美国体制僵硬性的逻辑——由于集体行动规模代价升高，收益比例下降，个人不愿采取行动，而过度的制约和平衡又抵消了紧迫行动的利益。因此，连新近由民主党人占了优势的国会也无法在结束伊拉克战争方面有什么作为。国会现在处于十年来民意支持率最低的时期之一，民主党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请求美国民众理解他们还不可能以足够多的票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除非共和党议员也来给他们帮忙。目前一个“无所作为”的国会比一个共和党的橡皮图章式的国会好不了多少。在美国现时的情况下，意识形态上和军事上的过度扩张均已深深制度化，不论哪一位政治家当选了总统，都会很快被证明是无能的。乔治·W·布什总统是这种制度迄今为止最大的牺牲品。“世界警察”的心态未能认识到权威主义在国际政治中是行不通的，因为世界上的文化是如此多种多样，在其构成、生态、凝聚力和价值取向上是如此有别于美国的文化。布什宣布“任务完成了”的那句名言不仅表明他在战略上的无知，而且也表明了他在文化上的无知。美国正等着别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给他们吹“起床号”哩。。 最好的txt下载网
结束语：新的“美国—中国世纪”（5）
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公债已高达万亿美元，这数字几乎相当于美国GDP的70％，等于美国货币流通量的6倍，平均摊到每个人头上会是万美元。美国人的家庭债务共约12万亿美元，几乎与美国GDP相等。公债私债加在一起，单是利息就大大超过1万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的制度从逻辑上来说就是分配性的（竞选运动，利益集团的政治）和破坏性的（喜欢打仗），并日益加重地损害着美国的最强大的生产力。多亏了乔治·W·布什总统，美国人纳税上交的钱如今正在毫无怜惜地花费在国际舞台的各条战线上：伊拉克、阿富汗，当然还有到处搜寻本·拉丹和“基地”组织，全都很有理由。
随此而来的是国内天高的“三重赤字”。联邦预算赤字（2005年为3190亿美元），经常账目赤字（包括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动逆差）以及中产阶级“家庭预算赤字”。在发行政府公债方面，政治家们较少受约束（选民压力，偿债基金要求），也较少负责任，因为公债的明细从制度上不同于私人债务。④美利坚文明已变得过于信任自己的制度，过分得意于自己的未来，因而不顾自己的子孙后代而大手大脚，没有一个公正恰当的代际平等原则。它的商业文化驱动着人人出卖各种的东西——家家被引诱得超支负债，政府则向国外推销民主制，为此不惜以大量金钱作补贴。美国人民被政府当作伊拉克战争的人质，而子孙后代则被当做现今巨额债务的抵押品。美国人的希望是：信心永远不会崩溃。然而崩溃是有可能的。最近的次贷危机就是一个征兆。
在中华文明自上而下的取向中，个人的自由往往让位于集体的利益。从继位制的家族政治过渡到了任期制的政党政治，一方面在统治机制中以更普遍的利益取代了统治家族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个人自由的基础、自下而上的职位选拔机制和社会反馈机制。美利坚文明则是自下而上的取向，个人自由往往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共和中心的民主程序一方面加强着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将政治机制保留给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而侵犯普遍的公众利益。在两国的社会环境中，个人自由与公共事务的关系以及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关系有着明显的差别。本书的结论之一就是：西方的选举式民主制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并不适合于中国；它适合于美国，但也有严重缺陷。中国、美国都一样，自己屋顶下都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两国有足够多的共同利益，需要在新的世纪进行尽可能最大限度的合作。
选举程序可能是调和彼此相冲突的利益的一种好的机制，但选举的安排（时间和方法）以及选举产生的职务的范围（法官、行政官员、议员）不一定是各国都一样，同样，参加的规模以及竞争的程度和方面也不一定是各尽相同。在中国是最低限度的参与和竞争，突出领导人的德才和关系。在美国则是最大程度的参与和竞争，突出领导人的钱财和表现。民主制的理想按照逻辑分解为选举式民主制、法治、人权和经济自由，而选举式民主制又分解为选举的安排、选举的范围、参加的规模以及竞争的程度和方面。因此，一国的民主制的性质主要在于文化和政治，而不在于意识形态。脱离具体环境的客观的好与坏是不存在的。现实主义总奏效，是完全有道理的。西方的选举式民主制在非基督教世界往往不成功，并不是因为非基督教世界缺乏实行选举式民主制的“美德”，而是因为脱离具体环境的选举式民主制的理想其本身并不是一种美德。在我们这个按文化分界的人世间，尽善尽美是不可能的，激进主义则会误入歧途。
每一种政治制度中都有不少事物是令人鄙视的。但是我们总应该从文化上加以判断，从特定政治逻辑上加以分析，从纯知识局限性的角度加以思索，从而理性地区分种种缺陷。在人类所有的幻想中，政治幻想可能是最危险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幻想就是，将现制度运作中的所有问题均视为政治问题，企图引进西方的制度，但并不了解西方制度的文化背景及其固有的运作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幻想就是将一切问题均视为意识形态问题，企图将西方的制度“出口”到别国，但并不了解这一制度的局限性及历史的不可移植性。中国要自立自强，民族主义是不够的。“为什么民主原教旨主义毫无根据”是一个更大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