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个例子很生动地说明了一种历史现象，叫做“路径依赖”，即人们往往依赖以往事件所形成的轨迹，而不管现时境况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的选择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即使当初作出这一选择时所依据的条件到后来有了变化，人们却依然沿袭老的做法。许多人的终身职业也是从自己最初并非有意挑选的工作沿袭下来的。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历史是起作用的”。这不仅适用于技术标准和职业，而且也适用于规则和制度安排。
在古代，欧洲和中国有过多多少少相似的封建制度，即君王及其藩属所形成的关系。但欧洲的封建制度具有契约性，又存在着独立的宗教，这就导致了多元文化和个人主义。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以君王为中心，又等级森严，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即君王专制和中央集权。封建起源也许可以追踪到更早的时间，生态因素和文化因素可能都是需要考虑的，但不论是通过什么方式，最初的偶然的选择总是让制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特定的轨道，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就难以再扭转了。这很像是连锁反应，最初的事件引发了暂时相连接而又偶尔紧密的事件之“链”，它就神秘地无法打断了。
经济学家喜欢将“路径依赖”与效率、市场失效、成本和弥补措施联系在一起。问题是：效率并不总是可以客观衡量的，可从外界观察的，可独立确定的。偏爱和不确定性都起一定作用，与政治相关的制度性“路径依赖”更是如此。美国的宪法就有这方面的明显事例。总统为什么不直接民选而要由“选举团”选举？参议员为什么不是按人口比例而是每州一律两名？这样“不公平”的设计给美国的民主带来严重问题。然而，这已经在既得利益方面产生历史性“锁定”效应，想把宪法改得更民主平等一点，已是几乎不可能。
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的十二大理由（2）
从这种“路径依赖”论据也可以看到中国没有采纳“选举式民主”或“多党制民主”的原因。人们偏爱非对抗性政治组织，是表明人们已长期适应一种生活方式，若要改变它，甚至只是议论要改变它，都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和恐慌。这不仅仅是需要付出心理上的代价，而且还会由于潜在的“心理模式”或“思维方式”的改变而付出相关的认识上的代价。这样，不确定性就会起作用。考虑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注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是前后左右的联系而不是孤立的事物，中国民众将会计算从德能政治转到多党竞选将会给他们的生活福祉带来多大影响。为变化作准备、向新制度过渡以及新制度的实际运行，人人都会算自己的得失账，形势就会变得失去确定性了。在这些过程之中，对于所得最多或所失最多的人来说，他们的付出就会超出心理的和认知的范围了。
在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中国的“虎斗”文化遗产时，我们得知竞选民主的“自发遵守”和“开放参与竞争”已在中国现代史上证明是行不通的。在中国，“开放参与竞争”的选举过程进行于党内，而不是在多党之间。这一“政治文化”论据与“路径依赖”论据几乎像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一“政治文化”论据还能说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只有双方都是“虎”时，才会斗；若有一方不足以称“虎”，就斗不起来。
对于中国没采取西方的民主制，论据还不只这两条。假定多数中国人都确信对他们来说，竞选民主比德能政治更为有利，这时仍然有一个“集体行动”问题。常识说一个群体内若人人都有共同利益时，则人人都会通过集体行动以实现这些利益。有些人觉得这道理是再明显不过了，所以他们热心地提倡在中国推翻现政权以实现民主。这些主张在互联网上下翻腾了相当久了。不幸的是，似乎明显的道理又是明显地错了。
回想一下感恩节故事中谈过的“搭便车”问题。一方面，有些人提议用暴力实现政治变革，这需要付出巨大的组织费用；另一方面，有些人觉得可以从这一变化获利，但却指望别的人来承受那种代价，也就是指望别人开车而他们则搭便车。曼库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只有当集体行动只给其积极参加者提供好处时，人们才不会想“搭便车”。倘若没有人能阻止搭便车，而且他们分得一份好处也不会损害他人利益，那么这些人自然会想“搭便车”了。因此，即使有大批人有共同利益，也仍然需要有具体的或特别的刺激因素来激发大家参加集体行动，否则集体很可能仍旧行动不起来。
奥尔森的洞见还不只于此。若想在中国实施暴力政治变革，那就必定会牵涉到大量的人。但策划集体行动时，大批的人会面临较高的费用（代价随规模递增；而且行动者个人代价随规模而比例递增），而人数少会面临较低的费用。此外，与人们为成功的集体行动可能要付出的代价相比，这大批人当中个人所得到的人均利益较小（利益随规模而比例递减）。人数少的集体行动不仅会面临较低的费用，而且行动者得到的人均利益较高。。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的十二大理由（3）
总之，若是多数参加者没有强烈的特殊的利益刺激，那么，共同利益也保证不了成功的集体行动。而且，即使有强烈的特殊的利益刺激，但若组织代价太高，仍然保证不了成功。1644年，当满族人越过长城占领中原时，满族人口大约只有200万人，而汉族人口当时已有亿多人，比满族人多60倍。汉人应抵抗满人入侵，这利益刺激显然强烈，但仍然未能阻止满人的入侵。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亦是如此，因为当时的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集体行动的逻辑，包括“搭便车”、“代价随规模而比例递增”和“利益随规模而比例递减”，过去起作用，现在同样起作用。同时，说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竞选民主，这本身就很不确定的。过去30年的经济迅速发展（见本书前几章）带来了实在的利益，而竞选民主会有什么结果还说不准，这就跟“集体行动的逻辑”一样有说服力。
是否有可能在现政权内部以较小代价实现民主变革，就如同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以及上世纪90年代李登辉在台湾地区所做的那样？当“外部方式”看来行不通时，“内部方式”显得很吸引人。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公开性”促成了叶利钦的上台。当叶利钦1991年6月当选俄罗斯总统后，俄罗斯这个苏联的最大共和国就变得即使联盟瓦解，俄罗斯也可以独立存在。1991年8月强硬派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失败，加快了苏联的崩溃。内部的竞争势力导致了俄罗斯的民主制，而台湾地区与此相似，执政的国民党势力减弱和###势力增强，促成了台湾地区的民主制。李登辉这个台湾本地人1988年上台后，民进党打着主张民主和主张独立的旗号登上了政治舞台。李登辉本人被广泛认为是主张###的，终于让###在2000年自由选举中当政。
苏联和台湾地区不仅是靠精英“从内部实现民主”的例子，而且也是竞争势力导致了民主而避免了内战的例子。苏联瓦解中避免了内战是因为左翼力量太弱。在台湾地区，“权力资源的广泛分布”避免了内战，是因为有中国大陆的压力和美国的影响力。也许真的是任何一个地方都能选择民主制（似乎文化不起作用）。但实际做起来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文化仍以隐蔽的方式起作用）。俄罗斯的民主制现已表明是“进一步退两步”（像印度一样，俄罗斯的地方领导人仍由中央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台湾地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并不是一句空话。一个人要入党，须经过严格挑选，只有表现优秀才能成为党员。又得经过一个很长过程才能当上干部，先在地方上得到提拔，然后才能得到一个国家级职务。即便在上级有关系，还得看德才如何。现在党内以及日益重要的人代会内还有差额选举一关。德能政治制度下的组织逻辑，若非亲身经历，是很难体会透的。中国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对组织的忠诚是党内一切活动的关键。任何离心企图都是禁止的。一个党员即使自以为是为“正义事业”奋斗，只要是脱离组织自行其是（体制外行为），就得受批判受处分并羞愧自责。一个“理性选择”的领导人连小错误也不敢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如果主张实行竞选式民主制，就会被认为是政治机会主义者，企图躲避那长期考验过程而“走捷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的十二大理由（4）
台湾地区第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已因为他自己的腐败丑闻而深深陷入政治困境，这就更加让“理性选择”的主张占了上风。事实是竞选式民主制并不能保证政府廉洁。相反，它还引起更多的社会对抗，让更多的人卷入政治。
2006年8月，###的支持率只有18％，还远不如深陷伊拉克泥沼的乔治·沃克·布什总统的29％支持率。到同年9月，###的支持率进一步跌到10％（布什2007年初支持率27％）。领导人丢尽了人，社会必然也乱，竞选式民主制原先的抽象许诺也都兑现不了。
台湾的民主制让人们更加期盼最高领导人是有道德的人，要符合“圣君”的传统。但另一方面，民主制让民众有了更大的抗议自由，从而有可能增加社会的不安定。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的最大悲剧之一，是他们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强调照程序办事而不顾选民的利益。最明显的例子是2006年台湾的“倒扁”运动。千百万台湾人走上街头表示了对###的失望。可是台湾的那些议员们却纯粹出于自私的目的而拒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