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这么大比分赢阿根廷的可不多。最终逼得阿根廷去打附加赛。阿根廷请出马拉多纳才1∶0胜的澳大利亚突围而出……
我突然想起曾经跟父亲聊天时说过：“等咱有了钱，买他一支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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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国之快（1）
关于德国世界杯，关于意大利，关于那三分钟的“疯狂解说”，原本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不但我说了，报纸、电视、网络。。。。。。全中国，乃至中国之外也都说了。假如有人欣赏那段解说，我要谢谢人家。假如有人痛恨它，我也无言以
对。
为什么会发生？我只能说，那不是我，那是“灵魂附体”。
本届世界杯转播领导安排我长驻柏林，在此期间就有14天是在德国境内奔波，每次长途跋涉少则七八个小时，多则十几小时，穿梭旅行23次，现场解说19场比赛。从6月6日抵达柏林直至7月5日之前，我只认识柏林的火车站、酒店、球场还有高速公路，直到7月5日半决赛之后，才有一点时间在柏林市内逛一逛。因为高度紧张的转播加上不间断“旅行”，大家都很疲劳。而我除了体力上的消耗，还有做好赛前的案头工作，到达现场必须全神贯注说好比赛，休息时要观看其它场地的赛况，为后面的解说做准备。如此疲于奔命多日，人已是心力交瘁，元气大伤。每次回到酒店，连把自己弄干净的余力都没有，身体就像装满沙子的麻袋，往床上一扑，立即昏睡过去。
紧张的工作让人无暇顾及其它。因为足球解说是一种高强度、高风险的脑力工作。假如得不到必要的休息和准备，很难保证解说的质量。但是为了工作，为了顾全大局我也仅仅在MSN上向家人流露了“快要顶不住”的痛苦。母亲发短信鼓励我“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有一天，我在火车上收到一条关于女儿的短信：几周不见，女儿想爸爸。情绪一触即溃，难以自持。
由于过度疲劳，我在解说中也犯下以往大赛中不多见的错误，如把球员看错。我曾认真地道歉，这是我在世界杯的第一次道歉。不过相信很多球迷都忘记了。紧接着是意大利对阵捷克的小组比赛，捷克主教练布吕克纳像电影《指环王》中的甘道夫，而意大利主帅里皮则有几分神似八十高龄乘坐热气球升空的好莱坞传奇巨星保罗·纽曼。这场甘道夫大战保罗·纽曼的比赛激烈而悲情。当因扎吉带球越过孤独无助的切赫逼向球门，而切赫在地上爬着做最后的努力，用手拦截因扎吉脚下的球，却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时，我几乎为刚烈不屈而又总是命运不济的一代捷克勇士落泪了。我想起了自己解说过的1996年的欧洲杯决赛，那时的捷克队和那时的我一样，初出茅庐，一战成名天下知。自那以后，纵横江湖，转眼已是十年。我的语言如同沃尔塔瓦（捷克国内第一大河，捷克伟大的音乐家史美塔纳曾经以此河为名谱写了传世名篇）的河水一般自然地奔涌流淌，为了捷克，为了内德维德，为了足球！很多电视观众瞬时热泪盈眶，这在我的手机短信里，在很多网站的留言里和足球评论里，都有大量清晰的印证。可是，说来令人不解也会略感心酸的是，我当时说了什么？自己不记得，也不会有多少观众记得，人们记住的只是当时的情绪。这就是体育解说这个行业的最大无奈。比赛最后的时刻，我站在汉堡体育场的评论席上，目送内德维德、波波斯基们告别，看着他们与看台上的捷克球迷挥手击掌遥相致意，不知怎么，我竟忽然想到，假使有朝一日，自己告别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场景？
意大利对阵澳大利亚那场比赛最后3分钟我的突然“爆发”，完全鬼使神差，没有事先设计。当时赛场和评论席都很吵，我的身边是意大利电台、电视台及其他欧洲媒体的评论席。现场解说跟电视机前看比赛的效果完全不一样，现场解说有些类似于在一个喧嚣的迪斯科舞厅里扯着脖子说话。我突然一下感到自己的声音喊破了，所以只能更加拼命地喊。至于具体说了什么，喊完就根本记不清了。如果不是网络上有那么多版本的详细记录，我根本不能完整地回忆起自己的语言。
如果看整场转播的解说和评论，不是断章取义，我觉得自己对双方技战术的分析和评论都是客观公正准确到位的。这段解说除了有点失声以外，从内容看条理清晰，分析判断准确，信息资料丰富详实且运用得当，好像音乐家万分激动时的即兴之作。不论你赞成与否，“疯狂解说”已经载入中国体育解说史册，成为经典之作。这也让体育解说这个看似可有可无的行当引起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只是因为最后时刻声调太高，声音撕破，让人觉得声音之中有极端情绪。我后来在网上听音频，经常问自己：“那样的声音，是我的吗？”至于某些人指责的“意大利万岁”，在那种情况下，很明确是“意大利足球万岁”的意思，这是在足球场上特定环境之下的表达。
3、德国之快（2）
事后，许多人问我，包括身边最亲的人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都无法回答。假如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就不会这样说了。这就好比齐达内为什么要去顶马特拉齐。为什么？齐达内也不知道，或者说，他所能给出的，也都只是一些“非充分必要”的外部条件。谁也不知道他那聪明绝顶的脑袋里，在那一瞬间突然钻进了什么念头。连他自己也不能解释。
还有一种解释，是我在清华大学神圣的讲台上，面对学生们纯真的目光时，忽然有了灵感而给出的：也许6月26日那一天，德国凯泽斯劳滕的球场上空有什么东西在飞来飞去地看比赛：外星人？UFO？或者是隐身的Super man？要么是一位意大利的天神？也许作为左后卫的格罗索最后时刻神奇地出现在对方禁区本来就是他的安排，而在赢得点球之后，在托蒂罚中点球之后，他原本想去捏我身边意大利电视台解说员的喉咙，借凡人的声音欢呼胜利，喊出他恶作剧得逞后的快感，但是因为慌张，或者因为激动，他抓错了人。他捏住我的脑袋：说，快说，继续说……
然后好了，天下大乱了，他玩够了，跑了，我道歉了……
这只是一场体育比赛。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要检讨的是，可以把握的更好些。后来电话连线，我说：“我是人不是机器……”于是马上有人把两段话混淆起来攻击我。这些脑袋里长着“文革病毒”的人，你是无法跟他理论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精神扭曲变态的世界。现在想起来有些古怪的是，事发当时，为什么整个播出系统的前后方那么多聪明的脑袋，都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反而偏偏做的都是最糟糕的决定呢？难道真的是天意？越抹越黑。
不过，再怎么严重的事也会过去，也许将来还有更严重的事在等着挑战。那时候我就想到过辞职，后来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坚持了下来。现在回头想，如果当时就辞职，就不会有后来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一场半决赛和最后决赛的解说了。那样，给央视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不说，最对不起的是那些支持和爱护我的球迷。而这四场比赛的解说，我自认为，在经历了所谓“解说门”风波之后，还能如此镇定、如此专注于业务，不可谓不潇洒，不可谓不超然，甚至自己回头听听，看看网友摘录的“解说妙语”，都不敢相信自己有那么好的心理素质，而且，从专业技术角度来说，那四场比赛的解说，在我自己看来，真正达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可现在，辞职的事情不也都过去了吗？又能怎么样呢？
山的后面是什么，要等登上山顶之后才知道。
4、媒体之讹
我曾经也是一名媒体从业者。幸运的是，我所做的工作大多是现场解说，也有些赛后评述，我的工作特点决定了我不可能捏造事实。不过，历数这一年，包括这一年之前，我已无数次“幸福”地成为假新闻事件的当事人。这世界上的假货，姿态千奇百怪，原因也不尽相同。有的假新闻是因为制造者投机取巧，以讹传讹，无意中制造出来。另一类则是制造者怀着异样心理，无端恶意捏造出来。前者大多是产品质量问题，或多或少还有点娱乐性，后者则像拉登的脏弹是一种犯罪。
“五一”期间在青岛签售，采访中根本没有人提起我的“绯闻女友”，但是第二天居然有媒体说我和女儿在家闲着没事听“海豚音”，这位记者想象力真丰富；到了杭州，因为时间急迫和当地书店安排原因，我没能接受某些媒体的专访，结果隔天他们竭尽挖苦之能事，说我耍大牌。假如有心人观察当天同一个城市的两份报纸，就会发现针对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居然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报道版本。这种黑白通吃、雌雄同体的新闻我早已经见怪不怪。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个体，你又能怎么办呢？时代需要娱乐精神，因此，类似于我这样的所谓名人就只能吃点哑巴亏。有人说这种特殊待遇是当“名人”的代价，也算是为社会做点贡献吧！
中国的体育传媒，所谓的中国八千足记，越来越像娱乐圈记者，其实还不如娱乐圈。首先是这个圈子不如娱乐圈竞争激烈。竞争激烈必然会导致个人能力素质的提高，哪怕是造假的水平。有不少足球记者连基本的战术规则都没搞懂，就去搞足球了。
德国世界杯期间，有位同行，在赛场碰到一个外国退役运动员，凑上去合张影，语言也不通。凭着这张合影，一篇专访3000字就编出来了。记者票本是不能卖的，但竟然有人把记者票卖给外国球迷，被国际足联抓住了，重罚，差点把我们后面比赛的转播席还有一些采访的票都没收了。
我在德国碰到一个在英国BBC工作的中国人，一个前辈老大哥，他说一些中国记者实在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