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年华》的VCD。当王家卫的叙事中断，张曼玉和梁朝伟在高速
摄影和音乐的双重作用下舞蹈般行走时，我突然想起了古代章回
小说中承接上下篇的诗歌。原来王导演熟谙古代流行，一张一弛
都露出国学底子。不能说是旗袍和偷情故事吸引了中年观众，但
王家卫拍出了一种气息，这种气息使中年观众也接受流行。
再次回到巴黎已经到了十月底，巴黎地铁站都换上了《卧虎
藏龙》的海报。市政厅的广场上立着一面电视墙，电视里周润发
和章子怡在竹林中飞来飞去，看呆了过路的行人。我猜他们正在
回忆自己的力学知识，琢磨着中国人怎么会摆脱地心引力。这是
《卧虎藏龙》的电影广告，精明的法国片商将片名精简为〃龙和
虎〃。我从初二开始看港台武打片，这些意境早在胡金铨的《空
山灵雨》和《侠女》中有所见识，但神秘的东方色彩还是迷住了
观众。美国还没有上片，便有纽约的朋友来电话，让我寄去盗版
《龙和虎》。
几天后在伦敦见到李安，全球的成功让他疲惫不堪。大家在
一家挂满沃霍尔作品的酒吧聊天，我怀疑空调都会把他吹倒。谈
到《卧虎藏龙》时他说了一句：不要想观众爱看什么，要想他们
没看过什么。我把这句话看做李安的生意经，并记在了心中。
杨德昌、王家卫、李安的电影正好代表了三种创作方向：杨
德昌描绘生命经验，王家卫制造时尚流行，李安生产大众消费。而
这三种不同的创作方向，显现了华语电影在不同模式的生产中都蕴
藏着巨大的创作能量，呈现了良好的电影生态和结构。今天我们已
经无需再描述这三部电影所获得的成功，在法国，《一一》的观众
超过了30万人次，《花样年华》超过了60万人次，而《卧虎藏龙》
更高达180万人次。了解电影的人都应该知道，这基本上是一个奇
迹。而这个奇迹使华语电影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日渐低落的华
语电影声誉被他们挽回。我自己也在得益于他们三位开拓的局面，
《站台》卖得不错，也就是说会有观众缘。
然而我们会发现，这三位导演两位来自台湾，一位来自香
港。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广阔的大陆似乎已经沉没，而拯救华语
电影的英雄却都来自潮湿的小岛。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国
产电影就失去了创作活力和国际市场信誉。那些国际大导演其实
早在几年前就几乎没有了国际发行，靠着媒体炒作装点门面。而
那些以为自己有观众的导演也只能操着京腔模仿阿Q。巨大的影
像空白呈现在我们面前。我看？我们能看什么？
我们看到杨德昌、王家卫、李安三位导演在开创华语电影的
新世纪，而其中大陆导演的缺失似乎并未引起从业人员的不安。
他们的这种〃从容〃，让我确信一个新的时代必须马上开始。
原载《南方周末》（2001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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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科长的《站台》你买了吗？
假科长的《站台》你买了吗？
前些日子，我在小西天一家卖盗版DVD的店里瞎逛，正是 中午时分，店里人少安静，只有老板和我两个人。我爬在纸箱子上猛淘半天也没什么收获，老板见我执着，便与我答腔，说因为开〃十六大〃所以新货太少。我也顿时觉得自己没有老板懂得政治，便要离开。老板突然想起什么，在我一只手已经伸出去推门的刹那，突然对我说：有一个〃假科长〃的《站台》你要吗？
我一下呆住，反问道：什么？老板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我装作冷漠，显得兴趣不大的样子问道：在哪儿？老板说：明天会到货。出了店门，心疯狂地跳。像丢了孩子的家长，忽然在人贩子家里看了自己孩子，出奇地###而又深刻地郁闷。晚上不能平静，一会儿盘算着会有多少人看到自己的电影，不免得意；一会儿又想自己辛辛苦苦拍的电影被别人盗走，心生不快。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患得患失，我也不能幸免，只能慢慢克服。夜倒也过得快，8点左右我便自动醒来。平常我睡惯了懒觉，奇怪今天为什么清醒异常。打车去了小西天，真的买到了《站台》。
回到办公室再看《站台》，离拍这部戏已经三年了。这让我和这部电影有了距离，就像布莱松说的，每一部电影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它被推出以后，便与导演无关了，你只能祝它好运。但《站台》还是让我想起了很多过去的往事，我曾经因这些往事而选择了电影。
我26岁才第一次看到大海。我学会骑自行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30里地之外的一个县城去看火车。这些事情如今在电影中是发生在比我大十岁的那些主人公身上。当时对我这样一个没有走出过县城一步的孩子来说，铁路就意味着远方、未来和希望。在《站台》中弥漫的那种对外面世界幻想期待的情绪就是我自己体验过的东西。我记得我在十七八岁念书的时候，晚上老不睡觉，总期待第二天的到来，总觉得天亮了就会有新的改变，就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我，和我有差不多生命经验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
我以前是学习美术的。那时候我们学习美术一点都不浪漫，不是为了追求艺术，而是为了有出路。在县城里，如果想到其他城市生活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一是考大学。对我来说当兵没有可能，我也就只能考大学，但是我学习非常差，所以就出去学画，因为美术学校化课要求比较低，我们一帮孩子去学美术都是这个道理。刚开始我们并没有理想，就是要讨生活。其实最后考上的也就只有一两个人。其他人第一年考不上就回去了，第二年再考也没考上，就算了。我自己考上了电影学院。刚开始时觉得自己非常厉害，你看我多坚持，我追求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当我年纪更大一点时我突然发现，其实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
当时那些中断学业的人都有理由，比如父亲突然去世了，家里需要一个男的去干活；又如家里供不起了，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了。每个人都是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都是要承担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就放弃了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县城里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一年前和一年后同样没有区别。这个电影伤感，生命对他们来说到这个地方就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不会再有可能性，剩下的就是在和时间作斗争的一种庸常人生。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对人对事的看法有非常大的转变。我开始真的能够体会，真的贴近那些所谓的失败者，所谓的平常人。我觉得我能看到他们身上有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社会一直维持发展下去的动力。我把这些心情拍出来，想要谈谈我们的生活，可有人来听吗？
音像店的老板还在叫卖，像在帮我提问：假科长的《站台》要吗？我不想纠正他的错误，因为这时我的心情已经变得非常愉快。
这一年总算就要过去
这一年总算就要过去
今年冬天来的早，十月已经一片萧条的景象。以前喜欢冬天，看鲜花败去，杨柳无色，总觉得于光秃秃中可洞悉世界本质，灰乎乎的色彩倒也有种坚强味道。但今冬却怕了寒冷，中午落入房间的阳光也少了往年的力量，远处锅炉房偶尔传来的铁器碰撞声远没了以前的空灵感觉。
这是空虚的一年，我让自己停止了工作，整整一年没有拍一寸画格。事实上我突然失去了倾诉的对象，生活变得茫然，电影变得无力，少年时有过的颓废感又袭上心头。而此刻，作秀多于作事，拍片也不过为媒体多了一些话题。我喜欢一句歌词，歌中唱道：有谁会在意我们的生活？如果困难变成了景观，讲述误以为述苦，我应当停下来，离自己和作品远些，离北京远些。
去了五台山，山中残雪披挂。大自然不理会观众的情绪，自在地按着她的逻辑摆布阴晴雨雪，这是她的高贵。她的节奏是缓慢的四季，大自然不会取悦看客而改变什么。你只能将自己的心情投射其中，而不可要求她顺应你的习惯。像看布莱松的电影，自然如山，你可以从中取悦，但他绝不取悦于你。很愉快这拜佛的路上有了电影的联想，想想北京正在往枯草上喷洒绿色，黛螺顶上海一样的蓝色显得更为真实。登高呼喊，空谷尚有回音，这是自然对我的教育。
回了太原，拨通以前朋友的电话，听到好几年没有听到的声音，又想起一句歌词：曾经年少爱做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这些因我追求功名而被疏远了的兄弟，曾经与我朝夕相处。原来时间也无力将我们疏远。三五杯后，酒气驱散陌生，呼喊我的小名，讲这些年间不为外人道的事情。他们告诉我应该要个孩子，他们在为我的老年担忧。我有些想哭，只有在老友前我才可以也是一个弱者。他们不关心电影，电影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担心我的生活，我与他们有关。这种温暖对我来说不能常常感受，当导演要冒充强者，假装不担心明天。酒后的###像平静生活里冒出的花火，呕吐后说出一句话：我爱江湖。
继续向西，去了榆林。长途车上邻座的老乡非常沉默。天快黑时他突然开口，问我今天是几号。我告诉他已到岁末，他长叹一声，说：这一年总算就要过去。我不知道他的生活里出了什么问题，让他如此期待时间过去，但我分明已经明白了他的不容易。这像我的电影，没有来龙去脉，只有浮现在生活表面的蛛丝马迹。
这一次是生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