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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我不承认对我进行审判，我还是知道我会受到审判的，那时我已是一个又聋又哑的被告人。我不想不留一句答词就离开人世，我的答词是自由的而不是被迫作出的，也不是为了辩护，－－哦，不！我无须向谁请求宽恕，也没有什么要请求宽恕，……就因为我自己愿意这样做。
首先，这里有一个奇怪的思想：谁会想出来现在对我享有二三周生命期限的权利提出异议？凭什么？出于什么动机？这又关法庭什么事？究竟谁需要让我不仅仅判刑，而且还要乖乖地服满刑期？难道真的有人需要这样？是为了道德？我迂明白，假如我在身强力壮、风华正茂的时候加害于自己的生命，而它“本来是能有益于我亲近的人的”等等，那么按照陈腐的因循守旧的观念，道德还是会谴责我擅自处理自己的生命，或者什么它自己才知道的罪名。但是现在，在已经对我宣读了刑期的现在呢？除了您的生命之外，哪一种道德还需要您交出生命的最后一个原子时发生的最后一声嘶哑的感叹？而那时您还在倾听公爵的安慰，他用自己的基督精神来论证，一定会得出一个幸福的思想：实际上您死去甚至更好。（像他这样的基督教徒总是会接受这种思想的，这是他们老生常谈的话题。）他们讲那些可笑的“帕夫洛夫斯克的树木”想干什么？是想使我生命的最后时辰减轻痛苦？他们想用生命和爱的幻影来遮挡我的梅那罗夫墙和那上面所写的坦诚纯朴的一切，难道他们不明白，我越是想忘怀，越是沉缅于这最后幻影，他们就越使我不幸？整个这不散的筵席从一开始就认为唯独我是多余的人，那么你们的自然，你们的帕夫洛夫斯克公园，你们的日出日落，你们的蔚蓝的天空和你们的万事满意的脸庞，对于我来说又有何用呢？所有这一切美景对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我现在每分每秒应该也必须知道，甚至现在沐浴着阳光、在我身边嗡嗡叫的这只小小的苍蝇，也是这场筵席和合唱的参加者，也知道自己的地位，并热爱自己的这一席之地和感到幸福，而唯独我一人是个被人唾弃的人，仅仅因为我的怯懦畏缩。才至今还不明白这一点！哦，我可是知道的，公爵和他们大伙儿多么想把我引向那一步：使我不讲所有这些“狡猾和恶毒的”话，而出于品行端正和为了道德的胜利来吟唱一节米尔瓦的经典名诗：
Ｏ，ｐｕｉｓｓｅｎｔ ｖｏｌｒ ｖｏｔｒｅ ｂｅａｕｔｅ ｓａｃｒｅｅ Ｔａｎｔ ｄ’ａｍｉｓ ｓｏｕｄｓ ａ ｍｅｓ ａｄｉｅｗ！ Ｑｕｉｌｓ ｍｅｕｒｅｎｔ ｐｅｉｎｓ ｄｅ ｊｏｕｒｓ，ｑｕｅ ｌｅｕｒ ｍｏｒｔ ｓｏｉｔ ｐｌｅｕｒｅｅ， Ｑｄ’ｕｎ ａｍｉ ｌｅｕｒ ｆｅｒｍｅ ｌｅｓ ｙｅｕｘ！＊
但是请相信，天真纯朴的人们，请相信，就是在这节品格高尚的哀诗中，在这种用法语诗向世界表示的经院式祝福中，也潜藏着那么多隐蔽的痛苦，那么多不可调和、在韵律中自行缓解的怨恨，甚至诗人本人也许也会陷于窘境，把这种怨恨当作是平静的泪水，而且就这样死去；愿他的灵魂安息！要知道，意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和软弱无力这样的耻辱是有限度的，人已经不能超过这个限度，并且正是从这个极限开始在自己的耻辱中感受到巨大的满足……当然喏，在这个意义上顺忍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我承认这一点，虽然这不是宗教把顺忍看做是力量那样一种含义。
宗教！我承认永恒的生命，也许，过去也一直承认的。就让最高意志的力量点燃意识，就让这意识环顾世界后说：“我存在着！”，就让这最高力量突然确定这意识消亡，因为那里为了某种需要就是这样安排的（甚至不做解释究竟为了什么），需要这样，就让它这样吧，我可以承认这一切，但是，终究仍然有一个永恒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什么需要我的顺忍？难道不能就这么把我吃了而不要求我赞美把我吃了？难道那里真的有人会因为我不想继续活两个星期而生气？我不相信这一点；而且正确得多的假设是，这里需要我这微不足道的生命，一个原子的生命，不过是为了某种普遍的总体协调添加一分子，为了某个正和负，为了某种对比等等，等等，就像每天需要牺牲许许多多生物的生命一样，没有它们的死亡剩下的世界就不可能维持（虽然应该指出，这本身并不是很豁达的思想）。但是随它去吧！我同意，不然的话，也就是要是没有不断的彼此消亡，世界是怎么也不可能安排好的；我甚至愿意承认，对于这种安排我一点也不理解，但是有一点我肯定知道：既然已经让我意识到“我存在着”，那么世界安排得有错误，不然它就不能维持，这些还关我什么事？这以后谁会来指责我了为了什么指责我？随您怎么想，这一切是不可能的，不公平的。
＊哦，对我离世置若罔闻的朋友，但愿他们看见您神圣的美！但愿他们在暮年寿终正寝，但愿有人对他们的死哀位，但愿朋友为他们合上双眼。
然而，不管我怀有多大的愿望，我从来也不能设想没有未来的生命和天命。更确切些说，这一切是存在的，但我们对未来的生命及其规律丝毫不理解。但是，既然是这么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理解这一点，那么，难道我要对无力理喻这无法理解的事物负责吗？确实，他们说（当然，公爵也跟他们在一起），这件事上需要听从，需要不加反对地、唯唯诺诺地听从，在阴间一定会奖赏我的这种温顺。我们血于不能理解天命而烦恼，常常用我们的概念来解释它，因而就过分地贬低了它。但是我又要重复说，既然不可能理解它，那么也很难对不让人理解的东西负责，既然这样，又怎么能指责我不理解天命的真正意志和规律呢？不，最好还是撇下宗教不谈。
再说也已经谈够了，当我将谈到这里的时候，太阳一定已经升起，“在天空中发出轰响”，无穷宏伟的力量倾泻在普天之下。随它去吧！我将直接望着生命和力量的源泉而死去，我不想要这生命了！如果我有权不降生到世上来，我一定不会接受在这样嘲弄人的条件下生存，但是我还有权力死去，虽然我献出的已是屈指可数的日子。权力不大，所以造反也不大。
最后一点说明：我死完全不是因为不能承受这三个星期；哦，我有足够的力量，假若我愿意，那么光是意识到我听遭受的委屈就足以安慰了；但我不是法国诗人，也不想要这样的安慰。说到底，也是一种罪恶初诱惑：大自然限制我的活动到了这样的程度，只判给我三个星期的时间，也许，自杀是唯一一件我还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得及开始和结束的，事，也好，也许我是想到用一下最后的可能性来办这件事？抗议有时不是一桩小事……”
“解释”结尾了；伊波利特终于停下来了……
在极端情况下坦率可以达到恬不知耻至极的程度，当一个神经质的人受了刺激并失去自制力的时候，他已经什么都不怕，甚至准备闹出任何荒唐事来，还会为此而高兴；他会扑向人们，而同时自己则怀有一个模糊但坚定的目的，一分钟后一定要从钟楼上跳下去，以此一下子了结在这种情况下会有的一切困惑。逐渐降临的体力衰竭通常是这种状态的征兆。到目前为止一直支撑着伊波利特的异常的、不自然的紧张已经达到了最后阶段。这个１８岁的小年轻被疾病耗尽了元气，显得十分虚弱，就像从树上掉下来的一片颤抖的树叶；但是他刚刚来得及扫视自己的听众，……这是最近一小时内的第一次，……在他的目光和微笑中马上就流露出最高傲，最轻蔑和得罪人的厌恶神情。他急于向人们挑战，但听众十发气忿。大家懊恼地从桌旁站起来。发出一片响声。疲倦、香槟、紧张加剧了乱糟糟和仿佛是污秽的印象，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
突然伊波利特很快地从椅子上跳起来，犹如把他从座位上拉下来一样。
“太阳出来了！”他看见闪耀着光芒的树梢呼叫起来，一边像指着奇迹一般指给公爵看，“出来了！”
“您以为不会出来了还是怎么的？”费尔迪先科说。
“又得炙烤一整天，”加尼亚手里拿着帽子，伸着懒腰，打着呵欠，漫不经心地烦恼地喃喃着，“这样干旱一个月怎么得了！我们走不走，普季岑？”
伊波利特听着，惊讶得呆如木鸡；突然他脸色白得可怕，全身颤抖着。
“您很笨拙地做出您那种冷漠的样子来侮辱我，”他凝视着加尼亚，对他说，“您是个坏蛋！”
“嘿，这真是鬼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么放肆！”费尔先科喊了起来，“多么少见的体弱力衰！”
“简直是傻瓜！”加尼亚说。
伊波利特勉强克制住自己。
“我明白，诸位，”他开始说，一边仍然打着颤，每个字都断断续续地说出来。“我会遭到您个人的报复。……我很后悔用这些胡言（他指了下手稿）来折磨您，不过，我也后悔没有把您折磨死……（他愚蠢地笑了一下），折磨死了吧，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他突然转向他问，“折磨死了没有？您说！”
“有点冗长，不过……”
“全都说出来！别撒谎，哪怕一生中就这一次！”伊波利特颤栗着，命令着。
“哦，我根本就无所谓！对不起，请您让我安宁些吧，”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厌恶地背转身去。
“祝您安睡，公爵，”普季岑走近公爵说。
“他马上就会开枪自杀的，你们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