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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早已介入他国金融市场
美国人对危机的第一意识，就是美国国家面临来自国外的战争和经济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不迅速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和战略反击，美国将会灭亡。
这样的危机意识充满极度的煽动性和驱动力，美国自上而下的各派力量，可以瞬间抛弃党派争论被有效地调动起来，形成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巨大后备力量。
打着危机的旗号掌控全球市场，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经济利益的重要战略，在所谓来自中国贸易顺差的威胁下，美国人老练而胸有成竹的手早已“窃入”中国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的口袋。
反之，中国人还被美国人牵着在警戒线的外围一拨接一拨地走马观花、考察和交流，合计着有无必要借助华尔街的光环在某个项目上牵手合作。
坦率地说，中国未曾真正地跨过华尔街上设置的第一道路障。
中国国有银行股份制的锐意改革，让外国投资者幸运地穿越“捷径”一跃成为中国上市国有银行的重要参股人，西方银行家顺水推舟，趁机操纵中国的金融改革，兴风作浪，间接地导致中国股市沦为全球波动幅度最大的投机市场之一。
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就了西方一直企图迫使中国对外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梦想，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处心积虑“围歼”中国资本市场的一致共识。
在许多莫名其妙的精细运作中，美国银行2009年初突然领头抽资抛售中国建行股，瑞行和英国皇马紧追其后，纷纷私下抛售中行和工行股票，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背后的“玄机”，尚且不得而知。
来自华尔街的中国智囊们，“脚踏两只船”，一方面为华尔街金融机构高级打工巧赚豪赌，一方面受聘为中国金融机构“献计献策”。
天下哪有如此免费的精美午餐？
常识是，对峙的双方利益相左，以矛击盾，以盾抵矛，针锋相对，势不两立。
一方面迎战敌方，浴血奋战，一方面却为敌方摇旗呐喊，出谋划策。
天下哪有“壁垒分明”的双方，如此互通有无成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利益的驱使必然决定了华尔街智囊们为谁“献计献策”，计策好坏，毫无担当。
用尖锐的矛对应坚实的盾，结果如何，不言而喻。
可惜的是，某些大名鼎鼎的金融机构对此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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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不抵债的后果
美国独立的司法制度为保障投资人的权益，对违法乱纪者一向严刑峻法，一视同仁。
金融法比刑法来得更为严厉，金融法对违法人“先入为主”，即先假定嫌疑人有罪再证明无罪，而刑法则是先认定嫌疑人无罪再证明有罪，两者之间天壤之别。
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如果金融公司无法筹集到资金继续维持公司的运转或者找到合适的买主接管或承担部分债务，就必须按破产法第11条申请破产保护。
雷曼兄弟不愧谋略的高手，在弥留之际还为自己埋下了有朝一日东山再起的种子。
雷曼兄弟在递交破产申请的同时，同时递交了破产法第11条所允许的宽限申请，此宽限申请，将能使公司继续按正常途径运转业务，其中包括向员工支付薪水。
如果按照《破产法》第7条申请破产保护的话，所有债权人和股东势必血本无归，而按照第11条申请，就自动延缓了债权人对雷曼兄弟的诉讼。因此，相对于清盘，重组被更广泛地使用。
不死的“19条命”
“19条命”的雷曼兄弟，“大限”显然未到，或许仍然盼望着时来运转，转亏为盈。
危机来临之际，一向是大军出逃之时，在雷曼兄弟处于破产边缘的前夜，美国政府还是采取了各种手段游说金融业各方大佬施以援助之手，可惜的是，无功而返。
原本谈妥以“燃眉之急”收购雷曼兄弟部分资产的美国银行和英国巴克莱，最后一刻釜底抽薪。
直到雷曼兄弟破产一个月后，巴克莱集团才同雷曼兄弟达成苛刻的“君子协定”，收购后者的美国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业务，包括人员、产品、品牌名称、技术和客户，但不包括申请破产保护前令雷曼兄弟陷入绝境的风险交易和债务。
那一刻，从华尔街接连传出的消息均是负面的，似乎美国政府行将瘫痪，美国金融体系已经失控，美国金融市场不再万能。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一个解不开的世纪之谜
导致泡沫破裂的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资不抵债”。
危机发生前，借贷双方根据签署的一纸合约以及有形和无形资产承诺信用担保，一旦借贷能力与偿还能力之间出现严重失衡的迹象，相应的补救协调和法律行动随即展开。
由于金融市场价格变幻无常，过度的举债对任何国家、企业或个人都具有极大的风险，毁灭性的打击如同悬在头顶上的利剑，随时都有可能一剑封喉。
操作上，借债逾期不还，法院便会介入，并通过一系列法律程序实施强制性破产倒闭的程序，如红印封门、法院传唤、强卖资产、清算债务等。
雷曼兄弟在2008年股价最高时曾达到500亿美元，而通过创新的金融杠杆以几十倍的“超借”放大后，在危机爆发之前的实际负债已经累积高达6000亿~7000亿美元。
其他显赫的金融机构同样处于资不抵债的极端状态。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形象地说，一个小指头轻轻地一戳，膨胀到极限的泡沫便会瞬间破裂。
从技术上讲，只要含有“剧毒次贷金融衍生资产元素”的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在交易市场上呈现几个百分点的下挫，其净资产就会顷刻间化为乌有，甚至变为负资产。
次贷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是一次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危机，是非突发事件引发的结构性危机，所谓资产价格泡沫，就是资产的实体价值与价格的过度膨胀完全失衡。
事实上，华尔街金融巨头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和美林证券，还有贷款大亨房利美和房地美都已经在虚拟经济的泡沫中以极快的速度偃旗息鼓。
杠杆交易模式放大的虚拟财富，使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失控到危机四伏的地步。
美国前财长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l）认为：“通过扰乱世界货币市场获益的人是投机者。”
奥尼尔对金融市场漏洞百出的直率以及坚决捍卫金融市场规律的意志，挑战了金融业不容侵犯的核心利益，触犯了众利，也是他被迫提前从财长位置辞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通货膨胀，股市崩盘导致证券投资资本大规模撤出华尔街和其他国际金融市场，进入商品市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高了商品价格，全球通货膨胀急剧恶化。
危机逐渐从金融领域蔓延到高科技、能源以及服务业，目标直向实体经济领域。
“企业如何过冬”已经形成CEO、企业董事和高管们聚会时极为严肃而频繁的话题之一。
危机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影响之大，让人始料不及。
金融危机，追根溯源（1）
关于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基本形成了“内因外果说”。
将内因与外因结合起来，基本上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比较全面的解释。
从内因导致外因转换的因果关系来看，内因实质上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也就是说，由于金融业产能过剩急病求医，通过拉动消费来缓解，结果信用被无限滥用，金融机构无节制地运用“杠杆效应”开发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放贷款刺激房地产消费，最终由于泡沫破灭演变成金融体制的失衡、崩溃，引爆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周健工将对金融危机原因的解释系统地归纳为外因派和内因派。
外因派以美国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以及美国前任财长鲍尔森、《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为代表的“过度储蓄”说，即世界经济过度依赖美国的消费，需要美国大量举债，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内因派以摩根士丹利的斯蒂芬·罗奇、国际清算银行前顾问怀特等经济学家的“过度消费学说”为代表，认为美国多年来让国内消费大大超过国内收入，导致金融危机最终爆发。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固执地认为，不是美国人花销太多，而是中国人储蓄太多并把钱借给美国人花，这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这一信用在中美之间的循环不可能持续。
格林斯潘在其*中则是把美国的资产泡沫归咎于无辜的中国农民工。
格林斯潘显然本末倒置，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工为主的大规模劳动力迁移，大大提高了以制造加工业为特征的低端产业的生产能力，使中国能无限地向全世界供应廉价的商品和信用，经济得以长期保持低通胀和低利率以及流动性过剩，而美国金融危机基本上是进入21世纪以后越来越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爆发的结果。
具体到金融服务和管理体系，2000年伊始美国大举刺激的房地产消费政策推波助澜，纵使银行贷款机构不负责任地放松次级抵押贷款审核的信用标准，对缺乏偿还能力的买房者大开绿灯甚至发放低息或零息贷款，同时，信贷评级机构因为利益冲突及不了解结构性投资工具而导致错误的风险评估，缺乏对金融系统的严格监管制度等。
除了华尔街，美国政府和中央储备银行也要负相当的责任，从克林顿政府一直延续到小布什政府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与美国国会相呼应，向房利美和房地美施加压力，要求支持低收入家庭拥有房产，导致了信贷标准不断降低。
尤其是在2000年科技股泡沫崩溃以及“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长时间压低美国利率政策，而美国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