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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者低下了头，把两手往上一举。
“不过，”他很激动地往下说，“我不愿让您对这位已故世的女人有不好的看法。不愿这样！她是一个顶高尚顶善良的人，一个懂得爱的、能做出任何牺牲的人；不过我您之间应当说实话，假如我不是不幸地失去了她，我今天大概就不能在这里跟您聊天了，因为我家库棚里的木梁至今还在，我好几次想在那里悬梁自尽呢！”“有些梨子，”他稍微沉默了一会又说起来，“要在地窖里放上一段时问，所谓真正的味道才出得来；我的亡妻看来也是属于这一类的造物吧。只有到现在我才为她说句完全公道的话。只有到现在，比如说，我回想起结婚之前与她一起度过的那些黄昏，不仅不会引起我丝毫的痛苦，相反，会使我感动得几乎掉泪。她们的家境不算富裕；她们的房子也旧得很，是木结构的，但很舒适，它是建筑在一座山上，坐落在荒芜了的花园和杂草丛生的院子之间。山下有一条河，透过茂密的树叶，可隐约看见河水。一个大凉台从房子通向花园，凉台前有一椭圆形花坛，开满了蔷薇，艳丽夺目。花坛的两端各有两棵金合欢，已故的主人在它们还稚嫩的时候就将其盘成螺旋状。稍远处，在无人照管的野生马林果树丛里有一个亭子，亭子里边已精心装饰过了，可外部已经破旧不堪，瞧起来都感到可怕。凉台上有一扇玻璃门通往客厅；客厅里好奇的人可以看到的是：各个屋角都砌有磁砖炉子，右面有一架寒酸的钢琴，上边堆放着手抄的乐谱；一张长沙发，罩着带白色花纹的褪了色的浅蓝色花缎；一张圆桌；两个摆着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瓷器玩具和琉璃球玩具的陈列架；墙上挂有一幅著名的肖像画，画着一个浅黄发少女，胸前抱着一只鸽子，举目仰望；桌上摆有一个插着鲜蔷薇花的花瓶……您看，我描述得多么细致。我的爱情的整个悲喜剧就是耷这个客厅里，在这个凉台上演出的。这位上校夫人是个厉害的婆娘，说话时喉头老发出凶狠的嘶哑声，显得蛮横，爱挑眼；两个女儿中有一个叫薇拉，跟普通的县城小姐没什么不一样，另一个叫索菲娅，我爱上的就是索菲娅。姐妹俩另有一个房间，那是她们的共同卧室，室内有两张单人木床，有淡黄色的纪念册，有木犀草，有用铅笔画得很差的男女朋友的肖像画（其中一位先生显得神采奕奕，很引人注目，其签名更显刚劲有力，他年轻时曾被寄以厚望，可到头来跟我们大家一样——一事无成），有歌德和席勒的胸像、德文书、干枯了的花冠以及其他一些纪念品。而这个房I〃1我很少进去，也不喜欢进去，因为在那里我不知为什么感到闷气。而且，真是奇怪！当我背对索菲娅坐的时候，或者，当我在凉台上，特别是在黄昏时分，想着或者幻想着她的时候，就觉得她可爱极了。这时候我望着晚霞，望着树木，望着那些已经发暗，但在玫瑰色天空下仍显得截然分明的一片片小绿叶；在客厅里，在钢琴旁，坐着索菲娅，她在不停地弹着她所喜爱的贝多芬作品中一个充满热情沉思的乐句；那一副凶相的老太婆坐在沙发上泰然地打着呼噜；在洒满夕阳红光的餐室里，薇拉正忙着煮茶；茶炊奇妙地咝咝响着，好像有什么高兴事儿；掰脆饼时发出的欢快的断裂声，勺子碰着茶杯叮当作响；金丝雀拚死劲地啼叫了一整天，忽然静了下来，只是偶尔又啾啾地叫几声，仿佛要问什么；清澈而轻柔的云层里有时掉下稀稀的雨点……我坐着，坐着，听着，听着，瞧着，我的心渐渐开朗了，似乎又觉得我是爱她的。就是在这样的黄昏气氛的影响下，我有一次向老太婆请求娶她的女儿，大约过了两个月，我就结婚了。我似乎觉得我是爱她的……而且现在总该知道了，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爱不爱索菲娅。她是一个善良、聪明、寡言少语的人．她有颗暖人的心；然而天知道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长期住在乡下，或者有别的什么原因，在她的心底（假如有心底的话）隐伏着创伤，或者不如说，有伤口在淌血，这种伤口是无药可治的，无论她或者我都不知道这种伤叫什么。当然，我是在婚后才猜想到这种创伤的存在。不管我怎样尽心尽力去医治它，全无济于事！小时候我养过一只黄雀，它有一次被猫抓住了；它被救了出来，给它治好了伤，可是我那可怜的黄雀再也没有以前的生气了；它郁郁不乐，提不起精神，也不唱歌了……后来，有一天夜里，一只大老鼠钻进那开着的笼子，咬掉了它的头，因此它终于彻底死去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猫也抓住过我的妻子，所以她也是郁郁不乐，提不起精神，像我那只不幸的黄雀一般。有的时候她本人显然也想振作起来，在新鲜空气里，在阳光下，在自由天地里雀跃一番；她试了试，又蜷成一团了。要知道她是爱我的，她曾好几次对我说，她已知足了，无有它求——真见鬼！她那双眼睛依然是那么暗淡无光。我想，她在过去是不是出过什么事？我经过调查，什么也没有发现。唉，现在您来说说：如果是一个古怪独特的人，可能会耸耸肩膀，叹两口气，便照旧去过自己的日子；可是我不是一个古怪独特的人，所以就想要悬梁自尽。我妻子的骨髓里已经浸透老处女的种种习惯，比如喜欢贝多芬乐曲、夜间漫步、木犀草、和朋友们书信往来、纪念册等等，因此她对于任何其他生活方式，尤其对于家庭主妇的生活怎么也习惯不了；可是对于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子来说，整天沉在无名的烦恼里，天天晚上唱着‘你不要在黎明时唤醒她，’岂不可笑。
“就这样，我们共同幸福地生活了三年；到了第四年，索菲娅因头产就难产死了，而且说来奇怪，我似乎早有预感，她是不可能替我生个女儿或儿子的，不可能给大地添一个新居民的。现在我还记得她殡葬时的情景。那是在春天。我们那教区的教堂不大，又很旧，圣像壁发黑了，墙灰都脱光了，有几处地砖也缺损了；每个唱诗班席位上都有一个古老的大圣像。棺材抬进来了，放在圣幛正门前的正当中，蒙上褪色了的罩单，周围摆着三个蜡烛台。葬礼开始了。一个脑后扎着小辫、低低地系着一条绿腰带的衰老的教堂282
执事，在读经台前悲痛地读着经文；神甫也是个老头，面相慈善，视力不佳，穿着黄花纹紫色法衣，既作司祭又兼助祭。在敞开着的窗子外边，白桦垂枝上的新鲜嫩叶在摇曳着，簌簌发响；从院子里飘来阵阵草香；蜡烛的红红火焰在欢乐的春光里显得淡然失色；整个教堂里响彻着麻雀的啁啾声。一只飞进来的燕子不时地从圆屋顶F发出响亮的喊声。不多几个农人那淡褐色的脑袋灵活地一起一伏，热心地为死者祈祷；香炉的孔眼里冒出一缕缕青烟。我望着妻子那僵死的脸……我的天哪！死亡，就连死亡也没有使她获得解脱，也没有治愈她的创伤：依然是那副痛苦、胆怯、沉默的表情——仿佛她躺在棺材里也还不自在……我的心痛苦得淌血。她是一个多好的人呀，可是对于她自己来说，还是死了好！”
讲述者的两颊通红了，眼睛黯然无光。
“终于，”他又往下说，“我摆脱了因丧妻而陷入的深深悲痛的情绪，又想去干一番所谓事业了。我在省城里谋了份差事；可是在官府机关的大办公室里我老感到脑袋发疼，眼睛也不好使唤；正好又出现了其他理由……我就辞职不干了。本来想到莫斯科去，可是一来钱不够，二来……我已经对您说到过，我变得淡漠了。我这种淡漠情绪既来得突然，又不突然。我在精神上早已淡漠，可是我的头还不肯低下。我认为我思想感情上的谦卑情绪是受乡村生活和不幸经历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我早就发现，我的几乎所有的乡亲，不论年轻的年老的，起初都被我的学问，出过国，以及我的教养方面的其他优越处吓住了，后来不仅对我完全看惯了，而且开始对我有些粗鲁，有些怠慢，没兴趣听我发议论，躅藏说话时也不再用敬重的词语了。我还忘了告诉您，在我婚后头二年里，我由于无聊而尝试过写作，还给杂志社寄去过一篇作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中篇小说；但过不多久，就收到一位编辑的很客气的信，而那信里说，无可否认我很聪明，但是缺乏才气，而搞文学需要的就是才气。此外，我还听说，有一个过路的莫斯科人。是个顶善良的青年，他在省长家的晚会上顺便提到我，说我是个腹内空空、没有出息的人。可是我仍然不很自愿地继续装糊涂：您知道，我不想“自打耳光”；终于在一天早晨我睁开了眼睛。事情是这样的：县警察局长来到我家，是要让我注意到我领地上的一座塌坏了的桥，而这座桥我是根本修不起的。这位宽宏大度的秩序维护者一边用鲟鱼干就酒，一边以长者口吻责备我的疏忽，同时也体谅我的境况，劝我吩咐农人填些粪土上去就行了；接着他抽起烟来，谈起即将举行的选举。那时候有个名叫奥尔巴萨诺夫的人正在谋求省贵族长的荣誉头衔，他是一个空谈家，还加上会贪污。再说，他也不是特别有钱，特别有名望。我说了说自己对他的看法，说得甚至很不客气。说实话，我很瞧不起这位奥尔巴萨诺夫先生。县警察局长瞧了瞧我，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和善地说：‘唉，瓦西利。瓦西利叶维奇这样的人可不是您我可以议论的——咱们算老几？……得知道自己的身份嘛，“得了吧，’我气恼地顶他一句，‘我跟奥尔萨巴诺夫先生有什么差别呀？’警察局长从嘴里拔出烟斗，睁大眼睛，扑哧大笑。‘哈，您真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