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为喜欢，都毫不犹豫地购买了。这些书的珍贵自不待言，它们也成为我自豪的资本。
但是，有些书因昂贵却与我失之交臂。如程十发先生的《阿Q正传一O八图》上下册，摆在柜台里，我很想要，惜乎当时囊中羞涩，怎么也拿不出肆元伍角，只得望书兴叹，怅然离去。自己缺少经济收入，受制于人，这种滋味太难受了！
补充一句，粉碎“四人帮”后，该书再版，我终于购买到手。
9 三部沪版套书
“*”前，够规模的大型套书并不多。所谓规模与大型，指的是数量在10册以上的套书。
当年上海除了《三国演义》之外，还出版过三部大型套书，即《红楼梦》19本，《铁道游击队》10本，《东周列国故事》16本。还有一部《西汉演义》，计划出20本，却只出了16本，因没出齐，故略去不谈。
沪版《红楼梦》，聚集了多位著名画家参绘，如董天野、张令涛、胡若佛、刘旦宅、刘锡永、江栋良等，水平之高，有口皆碑。这部作品的特点，从改编角度而言，多以人物为主，即主要是写人，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如《王熙凤》《尤二姐》《尤三姐》《呆霸王薛蟠》《司棋与潘又安》等。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人美社重新编绘了一套16册的《红楼梦》，基本上以写事为主。
老版《红楼梦》的另一特点，是全书的出版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前后三家出版社相继出完。最初由三民图书公司出版，业内和连藏界称之为三民版，共出了13本，时间从1954年到1955年上半年。从名称判断，三民图书公司是私营出版机构，这在上海解放之初，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接着由新美术出版社出了两本，时间从1955年底到1956年。新美术存在时间较短，可以看作是一个过渡性出版社，随后并入上海人美社。最后由上海人美社出了余下的4本，时间从1958年到1962年。
这部作品董天野先生独自绘画了5本，张令涛、胡若佛合绘了6本，使全书艺术质量得到基本保证。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靓丽生动，性格鲜明突出，出色地传达了原作精神，成为不可多得的佳作。
《铁道游击队》从1955年出版第一、二册，到1961年才全部完成。绘画者是丁斌曾与韩和平两位著名画家。当年他俩从华东美院毕业，分配到上海人美社，进入创作室从事连环画创作，直干到退休才离开岗位。
说来有趣，这部书最初第一册，是一位叫李新的先生绘画的，第二册《打洋行》才由丁、韩合作绘制，后来第三册直到第十册，都由他二人继续绘画，直到完成。为了换下李新之作，也为了提高水平，丁、韩二人重绘了第一、二两册，终于使全书由他二人合绘，保证了风格统一，保证了全书质量优秀。
这套作品曾多次重印。“*”后出第二版时，改50开为60开本，不但将每个分册的书名由字数不等统一为四字题目，而且由丁先生新绘了部分篇章。后来再版时，恢复到老版原貌。
1995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向上海人美社租型，以32开本一页两幅形式，再版过《铁道游击队》，可见作品影响之大。
1961年，《唇亡齿寒》和《诛石厚》同时问世，标志着套书《东周列国故事》正式出书。其实在此之前，上世纪50年代，上海人美社就陆续出版过许多选自《东周列国志》的故事，大约有30多册，不过那时不成系列，出一本算一本罢了。而60年代初推出的这部书，显然是按套书运作的，从封面设计看，每册都有统一着色和标志，即在书名处印成紫红色，而且左下角印一座铜钟，钟上有“东周列国故事”字样。1962年出版较多，约有七八种。到了1963年，又出了几种。因为没有书目，所以不知究竟多少本为一套。后来再不见出版，我数了数，共有15本，于是将这15本算作一整套。这种看法持续到2001年才转变。
广州有位连友收藏不少老版书，他写文章并举出实物，说明这套书共16本，多出的一本叫《伐子都》。连上海都不曾见到这本书，广东却有，真是怪事！当年因何遗漏，至今搞不清楚，只听说有少量样书流了出去。
到了“*”后，1979年到1984年，上海人美社又编绘新套书《东周列国故事》，共50册。这套书不但出了大32开精装选本，还出了4卷全本，这是后话了。
10 立规矩
随着购书的频繁，我的连环画越积越多，逐渐初具规模。最早我将书放在书桌抽屉里，后来放不下了，母亲为我腾出一个藤制提箱，我在里面垫上报纸，还能盛不少书。母亲鼓励我买书、看书，既长知识，又比像土猴一样疯野般弹球拍洋画要文明得多。到了高中时，抽屉和藤箱都已满满当当，我便游说父亲，想解决存书问题。
家里本有一个书柜，但盛满父亲的书，如《鲁迅全集》《瞿秋白文集》《沫若文集》，还有《莎士比亚戏剧集》《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等，再也没有空间了。
父亲和母亲合计后，买回一个小书架，供我专门存放连环画。
从小学四年级起，我便邀请要好的同学到家里看书，到了高小，除了女生外，班里男同学几乎全看过我的书，这遂了我的心愿，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但是看的人多了，书的脏旧与破损程度也加剧了，这事让我心烦。望着书页上沾染的手指头印和汗渍，同学再看书之前，我便让他们洗手，并不许再用手指沾口水翻页。这一招果然奏效，减缓了书受污损的几率。
有一件事我至今难忘，某天放学后，照例有几个同学随我回家看书。插一句，最初只在屋里看，不能借回家，后来开禁了，允许借两三本回去，但必须次日或第三天马上归还。同学都能遵守约定，及时还书，正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这天快五点多了，同学纷纷离去，一个外号叫六子（并非孩子多，而是他左手长六指）的提出借几本回家，我同意了，照例将书名写在一张纸条上。过了两天，六子没还书，我催他，他满口应承，其实在敷衍我。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他还没还书，反而又提出要借。我生气了，骂了他两句。放学后回到家里不久，六子上中学的二哥找上门来，指责我不该不借书反而骂人。我说六子借书不还，他二哥说早还了。我拿出纸条作凭证，他二哥接过看了一眼，说这是你写的吧？又没六子的签名，不算数，鬼知道是不是你想讹人！我气极了，有理说不清，就这样蒙受了损失。这件事被母亲知道后，她劝我要长记性，今后务必让外借同学签名。
升入中学后，原来的同学各奔东西，找我借书的人也几乎绝迹。可能同学们都大了，不屑于再看小孩才看的小人书。我一来图清静，二来出于爱书、保护书的目的，也不愿被更多人翻看，因此不再声张，希望书整洁如新。
别看我存了不少书，我家里人基本不动，连两个妹妹都从不提出看我的书。上高中时，某天我回到家里，见到小书架的布帘被掀起，码放整齐的书被动过了，来到父母房间，只见父亲半躺半靠在床上，点着一支烟，手里正翻小人书，枕边还放着几本。父亲从未动过我的书，今天是怎么啦？我心里既得意，同时又有些不满，生怕烟灰污染书或是烟火星子将书烧出窟隆。我叫了一声爸，接着“您洗手了吗”脱口而出。父亲看了我一眼，没理我的茬，接着又看书。
晚饭时，我在饭桌上郑重地向父亲提出，希望他爱护书，看前洗手，不要折页，不要躺着看。父亲笑了，说你哪那么多讲究。我说同学看书前都洗手，我还要争辩，被母亲拉住了。我小声嘟囔，说就是要立些规矩，否则我辛辛苦苦存的书，都被弄脏弄旧了……
这件事后来传了开去。不知怎么回事，等我再听到时，竟被演绎成：凡看王家龙的书，必先焚香沐浴，然后签字画押。
11 谁更重要？
买书上新华书店，这种习惯做法我保持了40多年，而且在北京或其它城市的街上走，只要遇到书店，必定进去看看，在连环画柜台前转转，否则心里不踏实。即使当时公务在身不方便，等到办完事也要马上翻回头找到那家书店，遂了心愿才罢休。
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后，各种专业书店应运而生，民营小书店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大小商业区。我终于改变单一做法，也进出经销少儿图书的店铺。凡举办书市书展，更是每届都不落空，很少有空手而归的时候。
跑新华书店，去的最多的当属王府井大门市部。最早该店在东单三条西口往南行50米处。我上高小时，少儿读物门市部分离出来，搬到帅府园西口。直到上世纪70年代，新华书店盖起大楼，少儿门市又迁回本部，位置在东单二条西口。再后来，东单到王府井一带拆迁，建东方广场，书店业务移到王府井北口路西的外文书店办理。待到东方广场落成，王府井书店才有了自己独立的门市大楼。
小学和中学期间，我家离帅府园不远，所以常跑新华书店少儿门市部，每周都不少于两三趟。大学四年，我因住校无法常去。好在学校校址在什刹海后海边，是清代恭王府前院，也属市区，因此每逢周末放假，趁骑车回家之便，少不得也要专门去一趟。
起初相安无事，到二年级下学期，我与同班一女生谈上了恋爱，便产生矛盾。这矛盾的焦点，在于周末休息时，是陪伴她，与她一道厮守着，还是去书店？
记得有一个星期六下午，两节课结束后，同学们陆续回家了。事先我与女友商量好，先把换下来的衣服洗一洗，然后外出改善伙食，晚上再看场电影，星期天再回家。大约四点钟时，我俩分别来到东水房，拿出各自积攒的衣物浸泡进大盆里，开始清洗。她嫌我洗不干净，便做了分工，由她搓洗，让我漂，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