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认为当时中国已经没有了避战的资格，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思想开始出现变化。在信中，他说：“今日政府比廿四年（1935）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更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1948年l月l2日，胡适在此信后加了一个注：“此信似未寄出。但此信很可以看出我的思想的开始转变。我在八月中，还做过一次（似不止一次）和平的大努力。但我后来渐渐抛弃和平的梦想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1937年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胡适的和平幻梦彻底破灭。至9月初，胡适审察世界情势，已经完全改变了主和的立场。从此，胡适抛弃了和平的梦想，走向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由避战求和走向了苦撑待变。
1938年7月30日在伦敦，胡适曾给傅斯年一信，提出“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8月1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大部分论国际形势。廷黻前有信来，其意似欲令孔肩负和议。此事是妄想。我故有长电，说我‘六载主和，然十个月来观察国际形势，深信和比战更难万倍……故我唯有咬牙苦撑。’”10月20日，他又向蒋介石电陈“和谈比战争更难百倍”的意见，反对和谈。11月3日，胡适复翁咏霓电：“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伏更是误国。”12月29日，胡适又在病床上致电汪精卫，反对他的和谈路线，其中说：“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的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实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胡适想用此电拉住汪精卫，但就在这一天，汪精卫在越南发布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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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逼上梁山”（1）
1938年7月20日，以非正式使节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的胡适收到纽约转来的电报，蒋介石敦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以取代将要卸任的王正廷。得此消息，胡适颇有些踌躇。作为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曾许诺士林二十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也总是劝他不要走上政治的道路；但是如今国难当头，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却又不能不勉力奔走。几经考虑，胡适还是决定坚辞大使职，并拟好请辞电文：“二十馀年疏懒已惯，决不能任此外交要职。”他将回电交给朋友们看，遭到朋友的一致反对，朋友们都认为国难当前，不应“推卸此事”。胡适陷入痛苦的抉择之中，直至7月26日，“半夜后始决定，此时恐无法辞卸；既不能卸，不如‘伸头一刀’为爽快，故最后修改电文为接受此事。大意是：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胡适对实际从政，是有所保留的。一方面是爱惜羽毛，胡适的后辈朋友唐德刚曾回忆说：“有一次我问李宗仁先生对胡先生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这四个字倒是对胡先生的很恰当的评语。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另一方面则是担心加入政府之后，不免成为政府的尾巴，反而失去了他做一个政府的诤友的作用和地位。胡适一生追求人格独立，言论自由，接受大使的任命，就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对独立和自由的背离。决定接受大使任命后，胡适的心情很不轻松。7月30日，胡适写信给傅斯年，信中说：“我自己受逼上梁山（指任驻美大使），你们当有所知，何以都不电告你们的意见。万不得已，我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是日，致信夫人江冬秀说：过去曾发愿“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那二十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
1938年9月13日，胡适接获大使的任命电报：“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廷准免本职。此令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是夜，胡适感慨良多，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在9月24日给江冬秀的书信中，胡适也有类似的表白：“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接受大使的任命对胡适来说是牺牲个人的自由独立来为国家服务，这绝非矫情的饰词，而是真实的内心挣扎。他曾对少数朋友表示：“对我来说，进入政府工作，就如同一个矢志做单身汉的人结了婚，双方会失去许多自由。对我应该是惋惜，而不是恭喜。”当然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幽默和风趣的成分，不能太过认真，但这的确是一个妙譬。
胡适向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话，从整体上看，大抵是真心迹。鲁迅曾拿胡适、陈独秀和刘半农做比较，这个比较的共同条件是“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在这仓库的门前，内隐涵丰的胡适定然是在门上贴一张这样的小纸条，书“内无武器，请勿疑惑”；豪气冲天的陈独秀则会爽然直竖一面大旗，直书“内皆武器，来者小心”，同时门户大开；只有“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从这一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性格中的韬光养晦，内敛含蓄。胡适若有意于仕途官位，早有不止一次的机会。1933年3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就曾希望胡适出任###长，胡适致信婉拒，答曰要“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947年，蒋介石再邀胡适出任国民党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也被胡适婉拒，为此胡适复信给王世杰说：“今日分别后细细想过，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绝不敢就，国府要员也绝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我不愿意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由上观之，胡适之不愿进入政府，不愿失去个人之独立自由，确系其真心迹的表露。
“受逼上梁山”（2）
胡适之所以会被逼上梁山，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从骨子里来说，胡适还是一个传统文人，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曾向自己的妻子解释他接受驻美大使任命的原因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胡适绝对的将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志趣之上。1939年6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光甫来深谈，他很高兴。光甫做此事，真是没有一点私利心，全是为国家。他有时也很愤慨，说‘我头发白了，还来受这气恼，何苦来！’”胡适说的是陈光甫。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1938年12月，胡适因过度劳顿大病一场，住院七十多天。胡妻江冬秀得悉后于次年4月请友人张慰慈发电，劝胡适辞职养病。胡适理解夫人的好意，次年9月21日，他在给江冬秀的家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胡适晚年也曾回忆自己早年的生活说：“在我一生之中，除了一任四年的战时中国驻美大使之外，我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正基于这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胡适以非正式使节出使欧美期间，几乎拒绝一切娱乐活动，他解释说：“国家在破败状态。我们应该自己慎重，不可让人因我们而讪笑我们这民族全无心肝。”胡适也不愿独自享受安逸舒适的生活。1938年2月，有几家美国大学想聘他讲学，其中哈佛大学想聘任他为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或者思想史，年薪八千元。一流学府、专职学术、优厚的待遇，踌躇良久，胡适还是辞掉了，“由于战争在继续，所以对于这个经济上非常优厚，同样在道义上要求我全身心的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中去的职位，我凭良心不能接受。我有理由肯定，我将无法拥有足够平静的心灵”。在5月5日的家信中胡适说：“教书的事，我很费踌躇。后来决心都辞掉了。这个决定是不错的。我不愿在海外过太舒服的日子，良心上过不去。”
对于驻美大使的生活，胡适感到的不是风光无限，而是苦不堪言。驻美大使紧张忙碌的生活与他习惯和理想的生活距离太远了。1941年4月10日，胡适给江冬秀写了一封家信，信中向妻子解释不带她到美国的原因，“根本的问题，是你我的生活只可做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生活，不能做外交官的家庭生活。所以我日日夜夜只想早点回到大学教授的生活”。“你应该能明白我绝不是爱干这种事的。我不叫你来，只是不要你来受罪”。“我向来不对你诉苦，今天写这一段生活，要你知道我在这里并不是快活的生活，是真受罪的生活，做的是我二十多年不愿意做的事”。看来，驻美大使的职务对胡适而言就是两个字“受罪”。也正因如此，胡适在给妻子的家信中也曾透露出自己的心意，说自己“很盼望回国，情愿回昆明的北大教书”。1941年12月24日，胡适郑重其事地对宋子文说：“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这当然绝对不是客气话，1942年8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