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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七十九）
争论很是激烈，意见各有不同，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冯玉祥擅立军政名义，名曰抗日，实乃包藏祸心，抗日同盟军必须予以坚决消灭，又冯玉祥一直有亲共之嫌，并与中央分庭抗礼，蛊惑人心，擅立军政名义，破坏政府之国防计划，应予以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另一种意见是“冯玉祥为人正直，朴实无华，爱国之心如赤子之对父母，当予以支持。”两种意见争论良久，胜负不分，所谓不分者原因是持第一种意见者人虽少，而权重，持后一种意见者人虽多，但权轻，因而相争，而不相上下。蒋介石见两意见争执得相持不下，乃说道：“一个国家只能是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支军队，异党异军乃肇乱之源，为了使国家之政令，军令得以统一，因此，不管以任何名目为由所组织的党派，军政之名目都必须予以取缔和剿灭之。”蒋介石的一番话平息了两种意见的争论，会场上顿时出现了如一潭死水般的静谧。这时一位声名显赫和冯玉祥私交甚好，一贯钦佩冯玉祥为人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满的国府要员孙科发表意见道：“冯玉祥抗日深得人心，如中央一定要剿灭抗日同盟军的话，中央一定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为今之计，只要冯玉祥放弃抗日同盟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职务，中央则不必对冯玉祥给予任何手段地处理，也不必向察哈尔增兵，我相信双方定能自然罢兵。根据我国现在之国情，更加需要安定，不发生内战为好。”于是最后议定：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向冯玉祥发出最后通牒：“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三、勿滥收散军土匪；四、勿引用*头目，煽扬赤祸。事关察哈尔省之存亡和全国之安危，政府万不会因循迁就。”在卢山开会期间，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指令，继续调兵遗将，及至向冯玉祥发出最后通牒时，何应钦已经调集了十六师对抗日同盟军采大包围之态势，并渐渐缩小包围圈。还动用了两队战斗机，准备迅速剿灭抗日同盟军，冯玉祥接到此通牒大怒，于七月三十日再次通电全国：“吾人抗日，诚为有罪，而克复多伦，则尤罪在不赦……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则无异于反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我应得之罪，亦所甘心。”到了11月初，中央军、日军及伪张海鹏部对抗日同盟步步进逼之合围使包围圈越来越小。外无实力响应，内有财政困难，抗日同盟军中有些将领开始动摇，有的将领甚至投奔蒋介石，掉转枪口向同盟军发起攻击，冯玉祥深感形势严竣，又怕引起内战，为日本人所剩，思之再三，乃召开抗日同盟军军政大会。冯玉祥道：“现在抗日同盟军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竣。为了化解中央和抗日同盟军的矛盾，我本人决定走去位全军的道路，辞去抗日同盟军军政委员主席和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务。并希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能回察哈尔主政，同时建议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救国同盟军。这样抗日同盟军能在宋哲元的掩护下保存一些力量。”
（一百八十）
众人闻听冯玉祥要去位出走，遂一致苦苦挽留。吉鸿昌说道：“鸿昌愿总司令能有始有终，始则万民称庆，终亦史帛留芳。”冯玉祥道：“前程已是举步维艰，只好激流勇退。”“依鸿昌看，在国难当头之际，只能是激流勇进。”“时事难料，人心险恶，连最高也迁怒于我，谤词恶语如毒箭穿心，我不暂作退避，处境更难，各方的误解可能会毁我一生的清白。再说我不辞去抗日同盟军之所有职务，中央必不罢休，非彻底剿杀不可，此十余万弟兄之组成，缘出爱国何罪之有。累及其身家性命，我即是死，心也难安矣。”“鸿昌认为，抗日救国如盘山登峰观日出，进则明，退则暗，进则兴，退则亡，总司令要三思啊！”“暂作退避，待时而进，为兄只能如此了。”“既然总司令去意已决，鸿昌但愿总司令勿忘今日待时而进之约，在适当时候重返抗日前线，我将倚马而待。”八月七日冯玉祥辞去抗日同盟军一切职务，往泰山隐居，冯玉祥的辞职在抗日同盟军内引起极大混乱，很多官兵都说：“总司令已经走了，我们抗日还有什么劲，还算什么抗日同盟军。”还有的说：“抗日同盟军的前途和塞外的冬天一样，风天雪地，满目荒凉哟。”八月十六日，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和第二军在独石口会师，方振武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代理总司令，吉鸿昌任抗日同盟军副总司令，将抗日同盟军改为抗日讨贼军。此后形势对抗日同盟军更加不利。当初迫于形势跟随张海鹏叛国投敌，成为日本侵略者走狗的，在怙源迫于形势反正的刘桂棠乃系反复无常之小人，反正不足两个月，迫于形势又率部投靠日军，并掉转枪口，帮助日伪共同对付抗日贼军。
因为中央军、日军、伪军三大军事实体暗中配合，对抗日讨贼军地剿杀，抗日讨贼军牺牲巨大，不得不接受中央的和平解决的条件，军队接受中央军商震部改编，中央保证吉鸿昌、方振武二人之安全。
吉鸿昌离开抗日讨贼军后，到天津隐居于法租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被特务击伤，送往法国医院治疗，后由蒋介石引渡逮捕，囚禁于北平监狱。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向蒋介石建议道：“据调查，吉鸿昌是*秘密党员，应尽快解决，但在执刑前应该对其进行军*审，明正其罪，以儆效尤，而且冠冕堂皇地对其执行。更能肃清其影响。”“很好就由你担任审判长，组织对其审理。”数日后，开庭审判吉鸿昌，何应钦位居审判长席，要吉鸿昌供出抗日活动的秘密。吉鸿昌道：“抗日是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没有秘密可言。唯有蒋介石和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抗日的人民，围剿抗日的抗日同盟军，所干的不明不白，见不得天日的勾当才有秘密。”何应钦被吉鸿昌顶得张口结舌，稍停一会方缓过神来，又问道：“冯玉祥离开抗日同盟军后，你和方振武为什么要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军，你又为什么要反对蒋委员长？”吉鸿昌回答道：“因为国民政府内象代理委员长，你这样的人太多。”说着以手指向审判长席的何应钦，然后又继续说道：“你们这些人非但自己不抗日，还阻挠别人和中国民众抗日，经常做日本人想做又不容易做到的事。你们这些人不是贼么，不但是贼，而且是大贼，卖国的贼，抗击日寇，因为你们挡道，设置障碍，就有很多的困难，因此既要抗日，也要清除国贼，抗日同盟军肩负着抗日和清除国贼的双重使命，因此，改名为抗日讨贼军。”吉鸿昌大义凛然地指责，铿锵有力地辩词，何应钦气得目瞪口呆，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半响说不出话来，陪审员见审判长气昏了头，忘了审问乃机灵地接着提问道：“那你为什么要反对蒋委员长？”
（一百八十一）
吉鸿昌道：“蒋介石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实际的领袖。可是他只重视领袖的权力，只知道领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因此养成了*统治的习性。而他却不履行领袖的职责，领袖的职责在于领导他的臣民摆脱困境，走向自由独立和富强。当国家遭受外来侵略时，领导他的人民抵御外来的侵略，保卫国家和民族，使他的臣民堂堂正正，扬眉吐气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蒋介石是这样做的吗，他和领袖的职责完全是背道而驰，屠杀抗日志士，内战不止，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将国家引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你说这样的领袖该不该反？”“你这些言论足以证明你是共产党，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何应钦近乎声嘶力竭地厉声责问道：“是的，我是共产党。最初是因为看共产党办事能代表民众的愿望，使我对共产党有了好感，因而主动接近共产党，是共产党的教育使我改变了旧军阀的生活，走向了劳苦大众的阵营，自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当日寇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