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充当和事佬，帮蒋介石说话。蒋介石自一九二七年以来的十年内战中，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和人民的鲜血，这笔血债必须偿还。我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的身份提议，尽快和张学良、杨虎城交涉，要张杨将蒋介石交给共产党，由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对其公审，并将其公开枪决，以为被其杀害的共产党员工农红军和红军家属及根据地的*仇。”周恩来对张国焘在党内很多次会议上总会自恃自己是*的一大代表，而表现出家长制的作风，产生不满，但因考虑到党内团结，还在不违反大原则的前提下，克制自己，而对其忍让，今天又见其如此粗暴地反对自己的意见，而且不顾蒋介石在一旦被杀后，国家又将处于群龙无首，内战纷争，必然复起，强邻虎视民族有危邙之险的后果，在张国焘发言时，又认真地考虑审核了自己刚才的发言，确定自己的意见是对的，暗思道：尽管我以前对你的粗暴态度、家长制作风给予迁就忍让，但是今天对蒋介石处理的好坏，这个事关国家和民族存亡，是决对不能去对之妥协迁就的。遂决定在张国焘发言后，再度发言，详细阐述自己的意见，与张国焘据理力争，以实现在共产党内统一以和平方式公决西安事变。
（二百零三）
张国焘发言结束后，周恩来刚才要再次发言，只见毛泽东表情严肃地说道：“要说对蒋介石的仇恨，可以说把蒋介石拉过来，杀他一千一万次也不够。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导致国共两党合作的分裂。为了彻底消灭共产党，蒋介石竟然提出了宁可错杀三千，也不可漏掉一个的口号，在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不顾军队的第一要务是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完整，不顾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时时有吞噬中国领土之野心，将军人看作是他个人的财产，调集大量军队至江西，围剿我党建立的根据地，他本人坐镇南昌，指挥剿共。九一八事变，我国领土大片地沦丧于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主权也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肆意践踏，可是他仍然不管不顾，调集百余万军队对共产党实施了五次围剿。在五次围剿中，正如张副主席所说，被蒋介石杀害的共产党人、红军、红军家属及根据地的人民有近百万。中国有个传统，视杀父母，夺妻子，挖祖坟，绝人嗣之仇恨为不共戴天，我们大家想想看，在蒋介石的屠刀下，多少人父母被杀害，多少*子被绝灭，多少人祖坟被毁掉。今天在座的就有不少同志的亲人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我和彭大将军，不光是亲人被杀害了，祖坟也被毁掉了。因此，我可以说，我和蒋介石的仇恨就是不共戴天。可是我们和蒋介石的仇恨和日本侵略者要灭掉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仇恨相比又算不得什么呢。我们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政党，是在任何时候共产党都会以一党一派的小局服从于国家和民族大业的大局。我们共产党人因此也必须有宽厚博大的胸怀，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业把对蒋介石的仇恨放过一边，再说，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发动此次事变，并不是要清算蒋介石的罪行，也不是为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私利，张杨二将军，发动此次事变是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的事变，翻开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劫持领袖的行为总是为了达到其个人目的和其集团的私利。而张杨这次的捉蒋是不参杂一点个人目的和小集团私利的，完全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能够走上抵御侵略，克服外侮而发起的，其指导思想是积极的，因此，张杨二将军的名字将因发起此次事变被载入史册，并与史册同辉。但是张杨二将军在事变发起前，没有考虑到事变可能导致的两种前途：一是日本人推波助澜，煽风点火，并暗中和南京的亲日派相互勾结，再利用南京政府中派系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可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的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日战争的发动，有利于日寇侵略中国；另一种前途就是各方力量，利用此次事变，坐下来谈判，和平解决事变，促成抗日战线早日形成，尽快地投入抗击日寇，拯救国家和民族的战争。为了实现第二种前途，中国目前还确实不能没有蒋介石，蒋介石这个人少时读书即酷爱军事，喜读孙子兵法，和中国的哲理著作，后考入袁世凯的陆军速成学堂，继而被派往日本深造，一九一零年在日本高田炮兵联队当士官后补生，因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急需军事人材被陈其美从日本召回推荐给孙中山，此后一直从事军事指挥和谋略地研究。尤其是在平服陈炯明叛变中追随孙中山，深得孙中山之信任，并被委以军事重任。
（二百零四）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蒋所掌握的权力无人制约，蒋介石也就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采取封官许愿，政治拉拢，金钱收买和军事*等手段，纵横捭阖，逐步地削除、收编和瓦解了中国的大小军阀，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被其收编和瓦解的大小军阀在很多时侯因为自己和小集团的利益，还常常心怀不满，暗怀鬼胎，但是畏于蒋介石的阴狠和手段毒辣，而不敢发难。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图一时之快意，那么很有可能处死蒋介石之日，将是导致国家内乱之时，而国家内乱之时又将是外患趁虚而入之时。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内乱，不给日寇可趁之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尽一切力量，避免第一种局面的发生，而是使事变向第二种前途发展。我建议：一、通知南京、上海，我党地下工作者密切注视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和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和军队的行动，并随时向中央报告。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立场。三、向全国发出通电，阐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给予张杨发动事变积极的肯定。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张杨的抗日主张得以实现。四、我提议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在张杨需要时，前往西安参加谈判。”众人一致通过。于十五日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十七日，张学良、杨虎城，因南京方面何应钦指挥讨逆军攻占潼关、东北军、十七路军中的将领接二连三地倒戈拥蒋，乃向蒋介石陈述利害，讨得蒋介石的三天的停战令后，杨虎城对张学良说：“这几天我已经头昏脑涨了，趁此停战期间，副司令当速派飞机与*联系，请*派代表团来共商大计。”张学良乃派飞机去延安接*代表团。周恩来率同秦邦宪、叶剑英及罗瑞卿、曾山、童小鹏等随员和警卫战士共十八人的*代表团于十二月十七日到达西安。十九日*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全文如下：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诸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抗日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当前大势，非抗日无从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是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南京立即召开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各党各派各军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的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点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国家在此混乱中，日寇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二百零五）
却说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西安后，便立即展开促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繁忙复杂的调解工作。根据张学良、杨虎城的不同情况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在首先充分肯定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热情后，对张学良说道：“西安事变有可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这是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将他交给人民审判，最后将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来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还有可能给日本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会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好的前途，这就要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回去，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这样将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民族抗日解放战争。”张学良大喜道：“共产党是我最好的参谋部，你是我最好的良师益友。”周恩来道：“汉卿兄切记，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有一个最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共产党。”张学良高兴地答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周恩来做好张学良的工作，又做杨虎城的工作，杨虎城听了周恩来阐述的道理和意见后，坦率的说道：“我不同意轻易释放蒋介石，我和他共事十几年了，对他这个人很了解，他经常是前说后摆手，出尔反尔，而且报复心特强，共产党和国民党虽然敌对，但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可以战、也可以和，我是他的部下，发动这次事变，虽然出于爱国，但就其行动的本身来说，毕竟是大逆不道的举动，又影响了领袖的威望和声誉，哪一天他一翻脸，我和十七路军的处境就不堪设想了。我杨虎城个人倒无所谓，但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