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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业组织及商业资本（2）
明末之巨商，多为盐商，但因食盐由官厅专卖，其能在此间牟利者，多为官僚资本，亦即家庭身份中，官商不分，或以资金转送权要，获得特殊机缘，卒获巨利有如藤井宏《占窝の意义及起源》，载《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东京，1962），页551~576。。此种特权商人，不能代表一般商人，因其活动，纯赖政治背景，而无关于经济组织。又当日纵有少数商人，握有雄赀，有意革新业务，提高商人地位，此宏愿亦甚难达到。因商业机构及商业习惯，必须通过社会背景，为举国一致之趋势。数人或数十人之规划，与一般习惯相违，又无下层商人及店贩之支持，必鲜成功之望。何炳棣研究清代盐商，发现其积资最高者达百万两，其趋向仍为利用其资金捐官，令子弟读书入仕，延揽学者，购置古玩书籍，其下者恣意挥霍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New York，1962）。Ho，“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7（1954）。。亦即过大之资本，无商业之出路。无限制之资本扩充，在传统中国为不可能。
《三言》中称商人资本雄厚者，为张士廉，“家有十万赀财”；为周将仕，其一夜典当库金珠细软物件失踪者，值“四五千贯”；为乔俊，有“三五万资本”；为张俊卿，为“万万贯财主”。其他所叙均系小本商人，本银数十两或二百三百两。此甚有可能为当日一般情形，亦即极少数之巨富外，中级商人不可多觏，而商人之中坚分子，仍为小商。其原因为大小商人之间，其资金无联系。大商人多依赖政治势力，小商人之业务，则限于本人亲身之所经营。且所谓大商人者，仍有化整为零之势，前述蒲州王某，高陵王克伦，均系以其资金分割，任用多数之客商，使其各尽其力牟利，而非结构为一庞大之商业组合。此亦因当日法律上及社会习惯上，未具备此分工合作，厘定其各人义务，保障其各人权利之客观条件。纵使有近代股份公司式之商业组织出现，亦必因无相似之机构为之定货发货垫借赊欠而失败。
明代商人间商业机构最发达者，为徽州商人，在明末“彼此间发展了汇兑业务的汇票制度”《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页66~68。为山西商人，其经营情形，见于沈思孝之《晋录》，为研究中国近代商业者所必窥。其原文如下：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多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匄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摘录于多数著作，如《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页27；《山西商人の研究》，页266~267。。以上两处商人，因其资金较流通，故持各处商业之牛耳。但其进步之处，仍系相对的，即较各处资金全不流动之情况为活跃。其与现代化商业组织相比，则甚瞠乎其后。徽商之汇兑，仍赖现银出入，而非彼方存款，此方转借，尤未增加资金之数额。其得汇兑便利者为徽商，亦即一极小之乡里圈。山西商人确可将通常储存不动之资金活用。前述沈思孝之观察，恐仍有溢誉之处。然即使其所称全部确实，其能树立信用，利用富者款项以经商者，全赖个人操守及道德观念，此不能有普遍效力，亦不能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以民法及公司法之作保障者相提并论。沈文之更可注意者，则放债者为巨富，借款营利者为小规模之客商。其资本仍为化整为零，不能聚集高度发挥其运用。因其缺乏庞大商业之组织，业务不能专门化，亦不能以巨额之商业资本为担保，引诱其他有居积者继续投资，并遂行大规模之信用借贷，亦即无法扩充银行业务（山西钱庄，实为票行，偏重于中国传统之汇兑业务，而不能发展为现代性之银行）。各小规模之客商，则既无力亦无意于其营业之现代化。诸如贷款与生产者以促进其制造，设立通信机构，组织定期船舶之经常航行，保障旅途安全，均非此等小规模客商之所能计及。巨商大贾则在此落后之商业组织中，愈能利用其政治特权，在短期内获大利。两者均与资本主义“萌芽”之趋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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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三言》非历史著作，但其所包括中国16、17世纪间社会史及经济史之资料丰硕。吾人以其所叙与其他资料暨历史背景对照，发觉其所提供商人生活及商业组织之情况大都确切，且其叙述绵密，可以补助较正式堂皇历史资料之不足。
此三集短篇小说所描写明末商业情形，无数量之准据。证之当日欧人笔记，中国内河城市之繁华，尚可能为西欧诸国之所未及略举一例，如Louis JGallagher，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New York，1953）所述。。但《三言》所提出商人生活及商业习惯，以今日眼光观察之，实在质量上墨守旧规。其症结又不在商业本身，而系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及社会风气所拘束。其最大障碍为否定私人财产之绝对性。次之则发行货币全部为政府职权。政府之力不能及，则付之阙如。政府所创设之交通通信机构，又不公开为民间服务。此外，官僚地主之声势煊赫，家族关系之坚不可破，无一不妨碍纯粹经济力量之开展。有此种种客观环境，资本主义自无法在中国成长。
资本主义为历史上经济发展之阶段，其本身无意于对社会生活求改革。英国资本主义形成时，其农业上之因素为“圈地”（enclosure）。此一方面促成土地集中，一方面产生大量之无产阶级。此等无产之农民，终至迁居于城市，为新兴工业廉价劳工之来源。又资本主义发达之方式为兼并。此在美国本世纪初年，仍为势甚炽。规模大之企业，利用各种手段，消灭其竞争者，以独霸市场。中国传统政府，固不愿提倡个人主义及自由主义，以与资本主义同流，但亦不容农业及工商业之兼并，有如欧美之资本主义社会。尤不许可大批流民为朝代统治之虑。资本主义最大之贡献，则为促进生产（现代社会主义有同一目的，唯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因其在政治、法律、社会诸方面，首则容忍继则扶助私人财产无限制之发展，其极端竞争之余，纯经济利益，常发挥其最高效率。在商业上言，则一般游资，用于生产及扶助生产之部门，如交通、通信、银行、保险诸事业。生产增进之余，资金愈积愈多，劳动力亦供不应求，因之进而工业机械化，促成产业革命。
传统中国社会始终未参与前述运动，故称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实无理论上之根据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一节，已被批判，例如Albert Feuerwerker；“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8（1958）。。而《三言》诸故事，亦证实16、17世纪，中国商业缺乏资本主义之性格。今日之言中国哲学史者，必称中国哲学家与西洋哲学家构思不同之处。言中国社会史者，亦着重于中国社会之特质。独研究中国经济史者，仍不能脱离欧洲经济史之范畴，袭用其名词，殊不可解。
中国之经济未能高度发达，则有多种不良结果。一方面因工商业未能积极展开，资本有限。其相反一方面则现有资本出路狭窄，通常用于购置田产，或在农村放为高利贷。此逐鹿于田亩，固然间接促进农业在数量上发展，增加全国耕地，但其资金零星使用，经济效率至低。因之中国经济质量不变，一般民众之生活尚在近世纪降低。此种情形，亦可稍稍在《三言》故事中窥见。如《桂员外途穷忏悔》中所述牛公子，其父牛万户，“久在李平章门下用事……公子倚势欺人，无所不至，他门下又有个用事的叫做郭刁儿，专一替他察访孤儿寡妇便宜田产，半价收买。”《卢太学诗酒傲王侯》中之正直官僚则云：“我有示在先，不许擅放私债，盘算小民，如有此等，定行追还原券，重责逐出。”唯作者仅在一时一事为穷困农民鸣不平，而实际此现象与商业之不能突破传统习惯，全国财富不能高度展开相始终。换言之，此为全面经济问题，而非单独之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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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1）
——李约瑟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
李约瑟博士对中国人民的热情，数十年如一日。他将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特长及精彩的地方，作有系统的报道，著书盈栋。其提出思想史及科技史的例证时，引列详尽，下笔豪迈，久经中外人士推崇，毋待本人赘述。
可是李老博士治学与处世，还有他伟大的地方，乃是不耻下问，不持成见，真理所在，不怕得罪权门，不作人云亦云。他在1949年后，认为中国之所以采取社会主义的途径，乃是避免西方诸国工业革命时所产生贫富悬殊，多种社会病态的覆辙，因之首先表示同情。朝鲜战争期间，又竭力主持公道，以致为当日西方各国政府当局所不容，他多少年后，旅行讲学，还被限制，为笔者耳闻目睹。而李老博士对人民共和国几十年的施策，也并不是“一边倒”。例如1974年，国内所谓“批孔”运动，正在方兴未艾，他到香港大学讲学，就偏要提出孔子仁民爱物的伟大。用英文演讲还不算，他又用中文诵述明儒顾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