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入主中国，在外方面纠正了明朝的缺点。在华北实行“囤地”，当事者受害，却以八旗代替了明朝的卫所制度，减轻明末募兵供应的负担。用兵于前后“三藩”，军饷浩大，但是银两流行于南方，不与民间经济相冲突。而且明朝的宗室和捐监，一朝罢废，也节省了很多无益的浪费，而大量地肃清了阻挠地方行政的恶势力。17世纪白银又继续不断地流入中国，更造成有利的形势。满清君主以尧舜自期，在政治上有澄清吏治的成就。而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入主，利用“薙发”及“文字狱”的威吓及修明史、征“博学鸿儒”的利诱笼络人心，都有实效。这样一来，在中国体制简单的情形下，各项措施，都打入重点。而康熙帝（玄烨）在1661年（顺治十八年）的江南奏销案大量打击各地区“赖粮”的缙绅，并且又在朝代之初各地修编《赋役全书》，把明末税收上很多不尽不实的地方，经过一番切实的整顿。所以17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又有新兴朝代欣欣向荣的样子。
然则满清的改革与整顿，纪律与技术上的成分多，组织与制度上的成分少。开国以来各部尚书侍郎满汉各半，康熙帝以1711年的丁额为永久丁额，以后丁田归并，雍正（胤禛）帝执行“火耗归公”在这问题上的最近新著为Madeleine Zelin，The Magistrate’s Tael：Rationalizing Fiscal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g China（Berkeley；Calif。，1984）。，以其收入“养廉”，并成立军机处，使皇帝与重要官员经常接触，对重要事件迅速处理，除了这几项措施之外，我们找不到更多的事例，算是清朝的创举。
而且在社会上讲，清朝人口更多，领域更大，生产力比明朝高，只是它的本质不能够和明朝有重要的差别。它的文官集团仍是以四书五经为精神团结的依归，社会组织仍是以尊卑男女长幼为纲领，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的联系，也全靠科举制度维持。鸦片战争时，道光（旻宁）帝对林则徐的指示和驳斥，仍表示中国官僚制度的习惯，真理由上至下，不容辩白。耆英对皇帝的报告，以及后来倭仁反对设立同文馆的奏折，也仍表示传统的内向及非竞争性之所在，不但明与清无异，即汉满蒙也没有根本的差别，因为这些文化的性格是长期历史上的产物，不是民族遗传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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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8）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清史全部摈弃不要，从明史就直接跳到民国史？话也不能这样说，当然清史中也有它很多特别的地方，譬如广州的十三行贸易，就是明代所未有；清朝与各边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18世纪以后山西票号在中国金融史也是很重要的节目，这种题材，俯拾皆是，史不厌详，这篇论文开始就已提及。清朝的267年间，必定有很多事故，值得历史学家的考虑，也还可能有若干被作家忽视的情形，将来一朝发现，可以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观感。没有人敢狂妄地说清史不重要。
只是以目前的眼光看来，中国的秦汉帝国是一个阶段，隋唐宋帝国是另一阶段，而明清帝国已是第三阶段。中国近代史中间有很多的问题，都须要将历史的基点推后，用长远阶段的眼光看，才容易解释得清楚。本文一开头就提到“潜水艇夹肉面包”及“尊卑男女长幼”的组织，这种形态，以明朝最为显著。要是我们采取大历史的眼光，则可以从社会形态上看出道光帝与耆英的“筹办夷务”，糊涂中仍有他们的逻辑，此乃因中国的简单体制，无法容纳西方的另一炉灶。十三行的贸易已经将例外的情形，扯开到最大限度。事实也证明，兹后签订《南京条约》，不仅是丧权辱国，而是使传统组织更无法维持。同样我们也可以想象太平天国的失败，不仅由于林凤祥的北伐不彻底，或是杨秀清的狡诈巫术坏事，而是在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组织内，“良心上的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没有本身存在的价值，太平天国的滥用，更给曾国藩以口实，他就因之利用这机会，去增强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秩序，完成“中兴”大业。同时我们也可从这简单的结构中，看出康梁“百日维新”没有出路。康有为的想象，近于“乌托邦主义”，他主张以发公债支持新政，又完全没有把自己的脚跟点看清。总而言之，在很多近代史的题材中，明史的了解，可以使我们从基本的技术角度上把问题看穿，也可以把当事人的贤愚得失都视作次要的问题看待。
在历史教学上讲；我们也可以减少史迹在人事上的各种重复的资料，避免以谩骂作解释历史的坏习惯，直接而又冷静地说明传统社会不符合现代需要。中国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这一来就断绝了高层组织与低层组织间的联系，各地区田赋的底账，却仍用明朝的记录做根据Sidney DGamble，Ting Hsien：A North China Rural munity（Stanford，Calif。，1954），p170可为例证，其他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情形见同书，。民国成立后，国家自国家，社会自社会，也难怪立宪运动的没有成效。法律必须有社会的强迫性（social pulsion）才行得通。民国初年的政客，都是社会上的游体（foreign body），军阀的割据，今日看来，势必为无可避免的形势。因为农村经济关系，无非土地的租赁及高利贷的借放。这些来往都在极小规模内实行，政府也无从干涉，此外社会上的尊卑男女长幼，更无法可以改造利用。逻辑上只有私人军事力量，才可以控制这青黄不接的时代；而私人军事力量也很难在三两个省区外有效。这几句话，也可以概括五四运动前后国民革命尚未展开时中国的一般情势。其症结就是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
结论（1）
明朝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内在的朝代”（indigenous dynasty）［和外族入主的朝代（alien dynasty）有别］，受外间干预的成分少，内在的性格强。我们发觉它对我们当今问题的解释，经常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照前述设计的排列，即使将它与唐宋帝国的扩张性比较，和清朝与民国初年的事物作因果的分析，又把中国传统政治所受天候地理的影响拿来作侧面见证，更和同时期西欧资本主义的生长成育对照，就产生了一个综合的看法，有如中国传统所谓，“中前左右后”。但是我们注重各种因素互相牵连的关系，自信可以避免过度主观的成分。用这样的方法掌握明史，并不是抓住偶尔相似的地方作讽刺性的批评今人今事，也不是受各种“主义”的框框格格的限制，先入为主。
这研究的成果，则属于“大历史”的范畴。其中列入的因果关系，以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为主，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作次要。
因为如此，我们也顾虑这种立场会遭物议。作史者似乎缺乏评议的中心思想。好像只说会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伦理道德可以全部摈弃不顾。然则这也非作者的本意。
我们在20世纪的末期，写作最大的困难，不是缺乏道德的标准，而是各方标榜的道德标准过多；各种道德体系的冲突，尤其可以危害人类的安全，归根究底，我们要认清所谓道德，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它必定要透过真人实事，才有具体的价值。以今日世界变化之大，道德的标准也不得不随时修正。一个显明的例子，即是孟子所提倡的低水准平等思想，它在本世纪初期，还有相当高的道德意义，今日我们虽对他用心钦佩，却不能照他的立说行事。它的用心设计，对其他人的关切是一回事，而不假思索，横蛮地强迫执行这种思想，则是另一回事。
上面这一图说，可以解释我们提倡大历史的立场。这弧线上的实线部分，代表人类的历史，我们的道德思想和意志，以向空间扩大的箭头表示之，但是它不是实际历史所定的路线。很显然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圣贤，也不可能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所做的事统统与人伦物理无亏。所以我们用向内的箭头，表示各人私利观所打的折扣，没有存心的错误，以及历史往事牢不可拔的坏影响。在这关头，我们不能像宋明以来的理学大儒一样，认为“人欲”一定要洗磨得一干二净，才能皈依“天理”。我们不妨接受基督教徒的想法，认为“最初基本的过失”（原罪，original sin），无可避免。历史是这两种力量的合力，它是好坏的掺和，也是阴与阳的折中。它吸收了人类的过失，也能继续让他们改造进步。
我们无法把前人做的事，全部扬除。在大历史上讲，“一切重来”，不可能全部兑现。世间上重要的事情，一事只发生一次；但是后一代的人总要在前一代人的脚跟点开始。这也可说是“定命论”（predestination）。而新旧接替，也等于印度婆罗门教和佛教所说“因果”（karma）。
大凡我们处理人类大问题时，在检讨生命的真意义之际，不期而然地就产生了近乎宗教的思想。但是我们的出发点不是神学。只能说是在明史里钻出来，看到它与中国通史的关系，更联想它在20世纪末期，与世界史的关系，就逼出一个哲理的观点，用它做综合历史的工具，倒很合适。
这种观点也和所谓“历史主义”（historicism）相近。我们既认为历史是前后连亘不断的事迹，则在以技术观点品评王安石、朱元璋和康有为之后，实无再向他们及和他们类似的大人物拼命以道德作非难的必要。他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道德立场。这立场既受他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则其道德标准也不是自然法规（natural law）面前的绝对标准。反面来说，我们自己也创造不出来这样一个绝对标准。既有这种领悟，我们更要相信道德是一种绝对性的品质，它是人类最高的理想，我们写历史的人不要轻率地把它提出。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