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经典著作:黄仁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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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经典著作:黄仁宇全集- 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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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林彪是校长。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在那里,因此我对当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在抗日军政大学,他们显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歌,有演讲前唱的歌,有演讲后唱的歌。铺路挖坑时都有歌,连上厕所都有歌可以唱。
  此外,他们还有一大堆的“主义”。在延安,人人每个月领两元的零用钱。如果把钱花在买烟草上,就是享乐主义。如果说了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义。和女生在外头散个步,就是浪漫主义。一马当先是机会主义。看不相干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绝讨论私事或敏感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这是最糟的。毛主席又增加了“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及门户主义”,全都不是好事。不过那是后话了。在1938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当时我暗地里心怀壮志。多少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队进攻,并采取防御策略。我甚至想当拿破仑。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彩,不是我要做的事。
  因此我下了决心,延安就此出局。如果不当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员了。不跟从毛泽东,就追随蒋介石。这就是当时的情势,也刚好发生在我身上。我考进成都的中央军校,校长就是蒋介石,虽然他一年不过来视察一两次。人人都可以称他是“委员长”,但在军校中的我们,不论是学生或教师,都必须说“我们的校长”,说者或听者都要立正致敬。
  受训时间长达两年。学校的确教我们如何进攻及防御,但必须先经过数个月的枯燥练习。大抵而言,可以说共产党要求你和他们有同样想法,但不关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战时是如此。毛泽东自己总是一副没理发的样子,衣领也弄得皱皱的。国民党刚好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内心怎么想,没有人管你。
  如果军校想要锻炼我们的心智,也是透过不断的操练来训练我们,颇有禅宗的味道。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在操场上,演练如何立正。我们的军官解释,当一个人确实在立正时,他的观察力也跟着凝结。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命令我们长期处在这种不舒服的姿势中。有一名军官会伸出一只手在我们前方,测试我们是否眨眼。另一名军官会藏在我们身后,突然伸出两只手指,掐住某人的后颈,看他绷紧的身体是否会像袋鼠一样,用脚趾头往前跳。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练习。教官说,如果一个人确实立正站好,头盖骨底部有压力时,身体会直直地往前倒,就像一截木头一样。这时我们已经练习太久,全身酸痛,害怕再被罚,因此不敢要求长官示范。
  我们的立正练到差强人意后,就学习如何敬礼及转弯。训练的目的在专心一致,不受外在干扰。我们必须无视于眼前潮湿土壤散发的蒸气,虽然鼻子可能觉得不舒服。我们假装没注意到邻近甘蓝菜田里的蜜蜂,虽然其声嗡嗡颤颤,回响在春天的成都郊外。我们接下来就忘了自己身处中国,忘了自己在这个打着败仗的国家,在这个每两个月就沦陷一个省的国家。这个步骤完成后,接下来就练习踢正步。
  踢正步的优美之处,不在于踢得有多高,而在于踢得有多慢。我们的长官告诉我们,要“半天一步”。在正常的行进中,我们每一分钟可以走一百一十四步。如果慢到一分钟不到一百步,场面会更加壮观动人。有一连可以做到一分钟九十步,简直美得令人屏息。不过,为达此目的,军乐队必须做特殊安排,重新调整节奏。
  芭芭拉·涂克门女士(Barbara Tuchman)曾说,我们是“展览用军队”。说得没错,我们的确常表演给来宾看,穿着制服和皮靴,戴着闪闪发亮的头盔,配备闪亮的现代武器,观者无不印象深刻。有一次,一组美国新闻影片记者拍了我们三天。四个兵团集合时,一字排开,占了好几英亩。对他们而言,我们军容壮盛,铁定可以改写中国数百年来的形象。但是,我必须要说明,我们无意欺瞒。
  多年以后,经过不断的阅读和反省,我才了解到,国民党对统治的心态,具体呈现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手腕。我们必须了解到,古代的皇帝无从知悉所统治百姓的数目,不清楚实际税收,也无从掌握军队的确切人数。统计数字不过是粗略的估算,其准确度有多高,官员也不会太当真。在这种情况下,将所有公共事务都转变成数字,再进行处理,是很不切实际的。为维持中央集权统治,另外一个解决之道是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理想模式,将之标准化,再令各阶层从而效法即是。如果产生实务上的困难,忠心耿耿及足智多谋的官吏必须绞尽脑汁,设法加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个人的牺牲在所难免。无可避免的是,理想和现实之间一定有落差。但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无需竞争的地位,即使理想和现实有出入,也无关紧要。如果人人默不吭声,缺陷就会缩到最小。只有在失调扩大到无法管理的规模时,才有必要进行改朝换代,历史的曲线重新再走一次。
  国民党的难题是,它打算在20世纪再重复这个过程,但中国的地位今非昔比,缺陷也无处可隐藏。将所有事物一一加以测试后,没多久我就觉得理想破灭。
  

中国内陆(3)
军校毕业后,我取得任命状,首先担任排长,后来代理连长。不过我的这一连只有一名少尉及三十六名士兵。我隶属于国民党的第十四师,奉命驻守云南边界,紧邻日军占领的越南。
  第十四师一度拥有全国民党最精良的武器,配装最新的步兵装备、德国头盔、防毒面具、帐篷等等。但这样的装备原本是为了从中国沿海的都市出发,沿着铁路移动。国民党军队被赶到内地之后,失去了现代化生活的支撑,必须在明朝的生活条件下过活。许多美国人很难了解此话何解,在美国,从华盛顿的政府到乡村地带,有许多的联系,如公路网、法庭制度、银行、电台、报纸、执法单位、民间团体、包括趸售及零售贸易在内的商业服务等。在战争期间,上述种种都可动员为军方所用。不只是牧师的训道及教师的演讲,连营建工人的炉边闲谈及理发店、酒吧中的谈天,都传达了全国一致的关怀,即使目的各有不同。美国军方还拥有自身的运输及通讯系统。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支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至于邮政,要送一封信到邻近的省份,必须耗上一个月的时间。我必须慎选词汇,才能让村民听懂我说的话。
  战争过了四年,快要迈入第五个年头时,军队只剩骨架般的架构,居然还能维持战斗队型,真是奇迹。事实上,越野行军、医疗设备及复健中心付之阙如,欠缺足够的工程、后勤与运输服务,这些因素所折损的人力,超过对日本人的实际作战。当前的问题不在如何改进,而在如何避免进一步的恶化。
  对我来说,生为战地军官有不少不便及苦处。我必须睡在用门板改装成的硬木板床上,至于勤务兵如何去找到这片门板,我决定不予过问。我脚上穿着草鞋,但没袜子穿,草鞋总是磨着光脚,让脚起水泡或磨擦成伤,长时间走在泥泞路后,更可能引起感染。我们大都吃玉蜀黍,这可不是香甜的玉米,而是比较粗的品种,每一粒都像是坚硬的石块,外皮硬到必须被磨成粉后,我们再就着水勉强吞下。饮食情况如此,我必须盯紧我的属下。只要有机会,他们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干净。我的警戒并非出于道德、伦理、公共关系或甚至军纪的考虑,而是出于实际而自私的想法。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大吃大喝,可能因此生病,更可能就此病亡。丢了一名士兵,从此就永远少一名,再度行军时,他所留下来的步枪和设备,就必须由我们来扛。步枪尤其重要,山头上的土匪开出每支枪七千元的条件,而且保障携枪逃亡者的安全。我们的兵士每月薪饷十二元,身为上尉的我,月薪也不过四十元。土匪甚至还出价买机关枪和军官的手枪。有一次,团里有一名勤务兵企图带着两把手枪潜逃,但在逃到山头之前被逮捕了。他在军团前被判死刑,而且当场执行。我们的团长用朱砂笔划掉写在纸上的姓名,随手把笔往肩后一抛。逃犯被带往山丘的另外一边,我们静默等着,忽闻一声枪响,响彻空中与群山之间,结束这个鲁莽逃兵的一生。这次事件后,有些连晚上把步枪锁起来,军官睡觉时把手枪放在枕头下。
  除了物资缺乏以外,我们还面临严重的运输问题。云南南部的山区人烟稀少。雨季时,拖在身后的一包一包军备,不是无故消失,就是掉进及膝的污泥中。从村民中征召来的驴子数量有限。1941年夏天,我们这一师,包括司令部及三个团,驻扎在村落中,彼此相隔二三十英里。师部决定优先供给盐与蚊帐。至于夏季制服,军政部已经发给每人一套,发放地点在火车站,我们再自行送到驻扎地区。这一套制服,就是军人所拥有的全部衣物。前一套早已磨坏,军方高层从来不关心军人有无内衣可穿。有一段时间,我们洗衣服的唯一机会,就是在晴天时把整连人带到溪边。人在洗澡和玩水时,制服放在一旁晒干。万一敌人抓住正确时刻突袭,会一举捉到光溜溜的我们。夏天过了一半,情况多少改善了些。军政部终于拨给师足够的钱,让我们可以在当地买第二套制服,但到那时,通货已大幅贬值,资金缩水,而附近也没有供货商。我们的师长运用想象力,让后勤官打扮成商人,从日本占领的越南购买骡子运来的白色布料。回到国内后,布料再交给当地的染工处理。颜色是否接近正规的草绿色,甚至没有人去怀疑。其后数星期,所有师可以找到的缝衣机都派上用场,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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