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是中国历史中最离奇的角色之一。他一方面被指斥为篡位者、伪君子和操纵言论的好手，可是另一方面也被恭维为理想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带革命性的人物。环境上显示他可能有些性格接近上述评断，可是没有一个简单的称号足以将他一生行止归纳无余。好在我们以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研究历史，用不着将他详尽的传记搬出。
王莽是汉朝皇太后的侄子，他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另一个皇帝，因而又成了皇后的父亲。他自己于公元前1年为摄政之前，他的三个叔父和一个从兄已相继以大司马、大将军的名号辅政达二十八年。当时汉代宫廷陈腐无生气，如果王莽能在此时振衰去弊，他的功业可能被历史家刮目相看。只是他夸大不实，因此他以华美的言辞所作的各种公告更带着盲人瞎马的成分，他的矫揉造作也更不可宽恕。
他所对付的问题不难阐释：汉朝以庞大的农村经济为基础，因为这样的结构，朝廷也只能以公众的精神作为施政方针。只是这时候汉朝的存在已两百年，宫殿和外戚因恩泽封侯者谓之“内廷”，和其他百官公卿之“外廷”对立。后者一般由资历晋升，多数成员对儒家仁民爱物的观念颇为重视。也在这同一时期之内，一般农村内的人力与田地，向来构成向帝国当兵纳税之基础者，有逐渐落入私人手中的趋势，时人称之为“兼并”。这现象一出现，日后这些资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这一问题也与两千年的帝制政府结下不解之缘。
由于土地税系从每一亩之田地抽纳，人头税也以每个人为单位，照理他的易主（包括为奴隶的贩买）不应当影响到税收的多寡。可是这种情形却出现于古代的农村之中，税收的底册不可能随时修正反映到实际的情况，即同时的罗马帝国也有类似的情形。不管当初的底册是用何种精密的方法调查而得，以后各地都只存在一种硬性的定额。中国以户口为单位，每每因人口迁移、财产易主而造成税收短绌。地方政府解决这问题的捷径，乃将应收数额转嫁在其他户口头上让他们补足原数。可是如此一来只会引起人户逃亡，亏额更大，坏影响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原来税率轻，处理不得法，可能令纳税人民不堪命。税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为盗匪。除此之外只有减除税额，只是这办法也会在官僚机构之中造成士气的降低。
我们无从确定王莽接手以前的情形，只是他曾说及见税什伍，亦即所抽税已及于生产品之一半。虽说不无夸大之辞，也可见得局势之严重。
但是不论他的动机如何，王莽提出改革时未曾作任何细密的准备。他尽信中国古典，真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他满以为自己在西安执行天子之职权，其圣旨即可以在边区远处全部奉行。等到事与愿违，他又慌忙地全面退却。这个篡位的改革者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经济政策牵涉到耕地和奴婢的使用，二者都归国有，不得私相买卖。他的金融政策将布匹龟壳全当做货币通行，与金银与铜元保持一种复杂的兑换率。在他主持之下政府专利之物品增加，政府经商的范围也相次扩大，还包括银行业务。当环境要求他在名目和实质上都以天子自居的时候，他也不再矫饰，于公元9年即皇帝位。官僚组织的上层经过他成批的更换，可是基层组织除名号外，大致如故。有时候他整个变更政府机构的名目，而自以为已作实质上之改革，并依赖特务政治强制执行他的政策。
王莽的故事触动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们以为中国在这样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免叹为奇迹。倾慕之余，他们也和王莽自己一样，忽略了当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的官僚组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用不着多说，王莽的改革陷于失败。当他的经济政策毫无成果时，农民开始反叛。后来武装部队逐渐崇奉汉代创始者刘邦的九世孙刘秀。王莽于公元23年被杀，两年之后刘秀称帝，至此汉代“中兴”。当时西安仍在农民军手中，刘秀以洛阳为国都，他的旗帜全用红色，以与“前汉”之黄色有别。是以，前汉为西汉，后汉为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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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名士成为军阀（1）
经过王莽篡位的短暂混乱，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农民作乱与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下中兴了汉帝国。为了调和各方的利害冲突，使彼此都能和谐并存，他极力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使东汉弥漫着一股维持现状的政治哲学，然而豪强兼并的事实终究不是意识形态所能消弭的。终于，在党锢之祸后，冲突的各方将汉帝国推向败亡的命运。
写宏观历史，有一点不妙的地方，则是作者总是经常与战争结不解缘。如果笔下的题材是近千年欧洲，则作者只好在哈斯丁（Hastings）战役之后，立即接下来讲十字军东征，随后又有百年战争、蔷薇花战争，而且宗教战争之后还未松气，又有现代民族战争的登场。大概人类天性如是，历史上重要的转圜之点，总是避免不了武装冲突，于是史家也别无选择余地。中国的历史自不能例外，可是这当中也有不同之处。有如中国变乱时人民被荼毒的程度深，可是四海升平之日也比其他各处来得长久。例如汉朝之前汉及后汉，各为时约两百年，几乎与美国全部历史等量齐观。因之我们大可以在提到流血争斗之后，环顾其他的各方面。
社会繁荣教育普及
在这一段偃武修文时代里，文化上和物质生活的进步极为可观。首先可以提及的是教育日趋普遍。中国以国家为主提倡教育，始自汉朝。所谓太学，实为国立大学，为武帝所创立。迄至基督出生的年间业已有学生三千人。当王莽为摄政时，据说所建的太学有宿舍万间，足以容纳同数的学生，这一数字或许有些夸大。后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刘秀和他的智囊邓禹都是当时太学生。他们另一位同学张充早逝，皇帝访问不遇，即聘他的孙子张酺为太子教师。而且刘秀帐下高级将领有六七人在当时都具有学术的名望，可见得教育的普及。公元59年，后汉第二位君主明帝刘庄在洛阳的明堂讲解《尚书》，据说“万人空巷”，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听众。公元2世纪内，太学已拥有两百四十栋建筑物，内有房舍一千八百五十间。而到这个世纪中期，太学生总数共达三万人，不过史籍没有说明这些学生是否全部在学，或者当中有些可能只领有如此的头衔。同时私人讲学的风气也很盛，有名望的学者普遍有学生五百人；其中最著名的甚至有学生三千人。
学生人数的规模或可作为天下太平的一项指标。据说纸张在公元105年已经出现，可是其后很长一段时间，经典仍以丝绸抄写，其用费必多。而如此众多的读书人，他们游学的旅费和生活费也必赖财富集中才能支持。西历的公元前后，西安已是个拥有二十五万居民的大城市，洛阳居其次，也有近二十万人。
诚然令人感到遗憾，当日这些大都会的雄伟建筑，至今已荡然无存。中国缺乏像雅典的帕特农神殿或罗马的竞技场足以在观光客面前炫耀。也没有哥特式的教堂或中世纪欧洲的同业公会建筑。中国古代的建筑多是木造的，早经焚毁。所幸最近考古的发现可以提供当日大都市宏伟设计的梗概。例如西安城墙上之城门，每个有三个涵洞平行排列。车轮之痕迹证明每个涵洞宽足以容四辆马车同时通行。一所举行仪典之礼堂的基础，显示着当时的建筑师并不特别强调高度，却在平面的尺度上用工夫，以对称与均衡来达到设计之雍容。其注重几何图案上的调和，可见得他们之崇信自然法规，基本上和英国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平原上大石群（Stonehenge）之观念相同，而在其他方面则显示文明的程度已大大超前。中国方面的建筑，经常以不同的房舍成为一个集团，中有阶梯，而以一个圆沟环绕着。
从画像砖看汉代社会
汉代的青铜器、漆器和留下的泥土模型已可补成文史之不足，刻下研究汉代的学者更因坟墓内浮雕之出土而大开眼界。这些砖石上之雕刻原为供死者欣赏之用，它们埋在葬穴，面对棺椁。令人惊讶的是，画像内容缺乏有如天使、救主和赎罪等宗教性题材。而是以历史事迹、奇异的传说、传奇人物或日常生活作题材。当中日常生活一项对我们最有价值，它提供了最确切可靠的汉代社会史资料，使我们对汉代的社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由画像砖上可以看到，当时高层人士穿着长袖的袍服，普遍穿戴头巾。无论举行宴会、演奏乐器，或是做案上游戏和讲解经史，都是席地而坐。来往时通常用一种双座马车。渔猎仍为高级人士消遣的场合，剧院不曾出现，可是以歌舞取乐却又所在多有，富裕之家以杂耍者和魔术家相娱。有些当日之演出在今日仍令人感到兴味盎然。
一般常人工作时则穿着类似睡衣的宽松褐衫和犊鼻裤（短裤），偶尔还加一件及膝之短袍。一般以小家庭（户）为最基本的经济组织，但是种田时需要邻里的合作。主要的农作物为米麦及稷黍。妇女以蚕桑为常业。尽管东汉时政府已取消盐铁专卖制度，盐铁生产仍为汉代公营事业之大宗。商业活动主要是由独立家户经营的零售业，与20世纪内地之情形相同。浮雕上没有提及的，则是贫穷的迹象仍极普遍。汉代君主不时发出诏令，提到水旱灾荒。穷困之家不免将家人出卖为奴。多数奴隶只在家中操持家事，所以对国家经济无特殊贡献。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汉代奴隶不及全人口百分之一。
通西域与中西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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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名士成为军阀（2）
随着汉帝国的军事行动，中国文化渡过鸭绿江而入韩国，最南则入于越南之东京湾。可是在中国本部之沿海，却仍有化外之地。两百年前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