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载《中国经济史论丛》，页417~434，446；449。梁方仲估计1390年至1486年，中国共产银3000万两。又明末72年，外银流入1万万元。见《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6（1939）。。1600年前后，中国人口可至150 000 000人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Cambridge，Mass，1959），pp23，277，故虽有银至10万万两，然仍有周转不足之虞。而现在可供参考之数字，略示其所有额远低于此数，是以银根极紧，利息高，赊欠不易，信用借款无法发达，全国最发达之金融机关则为典当业16世纪中国有当铺2万家，至19世纪仍有7000家，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603。。其所放款为消费而非生产，无润泽工商业之可能性。
因中国幅员广，人口多，江南诸地内河航行便利，一遇承平之际，其商业表面呈发达现象。但此发达程度，必须与全国人口幅员成比例，尤须突破传统习惯，改进商业组织，始能与西欧现代商业机构并论。以上所述，可见政治、法制、社会、金融各方面均阻碍此种突破之趋势。研究商人人身成分、商业资本、商业习惯，可以补助吾人之观点，证实其观测。
直接提供以上各点之历史资料，不易觏见。即明代作家偶一提及商人及商业，亦不过此等作家之印象。彼等既未能与现代商业接触，自无法估计法制自由、借贷发达、金融活跃条件下工商业可以继续发展之程度。是以此等作家字面上所称之盛衰，与吾人今日历史观点所称之盛衰大有出入。
在此情形下，小说资料可能为历史之助。因小说家叙述时事，必须牵涉其背景。此种铺叙，多近于事实，而非预为吾人制造结论。
冯梦龙（1571—1646）生于明末，为崇祯中贡生，曾任知县见容肇祖《冯梦龙生平及其著述》，《岭南学报》，2/2~3。。其所辑明末短篇小说，于1624年及1627年之间刊行为《喻世明言》（1965年香港中华版）、《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均1956年北京作家出版社版）。每书有短篇小说四十篇，合共一百二十篇，通称《三言》。其中叙有前代人物者，亦有承袭宋元话本者，但其观点代表明末社会情形。其间若干资料，不能全部置信，如有涉及神鬼传奇者，有将历代官名前后改窜者，有叙述唐宋，而其物价全用明末为准据者。《喻世明言》中《杨八老越国奇逢》将嘉靖间倭寇事迹，讳称元代，显系避免评议当日政府。《醒世恒言》中《施润泽滩阙遇友》，称苏州吴江县盛泽镇，“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但乾隆《吴江县志》卷四称盛泽镇明初居民只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见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页457。。此等未能置信之处，显而易见。除此之外，《三言》资料，涉及商人及商业者，前后重叠，可以彼此对证，尤可以与其他资料对证。如读者避免尽信其一时一事，或一篇一句，将其所叙作较有系统地收集编排，其结果当不至于全部脱离事实。
以下为自《三言》中窥见晚明商人之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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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人之成员
明代商人多系继承祖业。《李秀卿义结黄贞女》（《明》，即《喻世明言》，下同）云：“那客人答道：小生姓李名英，字秀卿，从幼跟她父亲出外经纪，因父亲年老，受不得风霜辛苦，因此把本钱与小生，在此行贩。”又黄老实将女儿假充男子，自思：“我如今只说是张家外甥，带出来学做生理，使人不疑。”可见父子舅甥相继，是为常态。幼辈在十余岁时，即伴行学习经商。
《杨八老越国奇逢》称杨“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所以杨往漳州商贩，是为继承祖业。《闲云庵阮三偿冤债》（《明》）叙宋朝事，但仍称“他哥哥阮大，与父亲专在两京商贩”。亦系父子同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明》）称“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倒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商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
但商人子孙并非必须经商。《范巨卿鸡黍生死交》（《明》）以东汉为背景，但称范氏“世本商贾，幼亡父母，有妻小，近弃商贾，来洛阳应举。”弃商而以举业入仕，实为明代富商子孙之常情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New York，1962）。Ho，“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7（1954）。。即前述杨八老重理祖业时，亦系因功名不利，所以才废学从商。他曾对妻李氏云：“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道消乏。”可见如读书科举事业成功，将必抛弃商业。在相似情形下，《旌阳宫铁树镇妖》（《通》，即《警世通言》，下同）篇中，慎郎自称：“金陵人氏，自幼颇通经典，不意名途淹滞，莫能上达，今作南北经商之客耳。”
从此观之，小地主及自耕农之改业为商者，必所在多有。《桂员外途穷忏悔》（《通》）叙元朝事。其中桂富五称：“某祖遗有屋一所，田百亩，自耕自食，尽可糊口。不幸惑于人言，谓农夫利薄，商贩利厚，将薄产抵借李平章府中本银三百两，贩纱赴燕京。岂料运蹇时乖，连走几遍，本利俱耗。”
反之，如经商成功，或由其他机缘获致资金，其人通常将一部资金购置田产，而成为商人兼地主。经营典当业者，尤多采取此兼业。《宋小官团圆破毡笠》（《通》），宋金致富之后，“就在南京仪凤门内买了一个大宅……门前开张典铺，又置买田庄数处，家僮数十房，包管事者数千人。”其辞似嫌夸大，但其经营当铺，又兼为地主，则甚合实情。《徐老仆义愤成家》（《恒》，即《醒世恒言》，下同）叙述一忠仆，因主人孤幼，遂决心为主人重振家业。但其资金积至二千两时，即计算道：“我一个孤身老儿，带着许多财物，不是耍处。倘有跌失，前功尽弃，况年近岁逼，家中必然悬望，不如回去商议，买些田产做了根本，将余下的再出来运算。”也是农商兼业。其重点是商人获利速而资金不安全，农业则反是。司马迁在西汉时即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史记·货殖列传》，当时称工商为末业，农耕为本业。其间一千七百年，基本观点不变，因商人始终缺乏民法及公司法之保障，其社会地位低，旅行时又不安全，而贸易时又多带冒险性，此当在下文详述。在商人成员之观点言之，则成功之商人，常有改业之趋势，中国之资本主义不能发达，此实为重要因素，因商业资本，常转变为田产，而脱离商业16世纪无锡巨商邹望身故之后，二子阋墙招恤，亲朋分党，断送衙门，“想贻未读书之故”；另一商人华麟祥，则“捆载而归，训二子读书”，亦为商人改业之例证。详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1956），页25。。
官僚地主以其剩余资金放债，实仕农商不分。明代习俗，仍尊重其官僚地位。《滕大尹鬼断家私》（《明》）一篇中，称有倪太守者，退休之后，“凡收租放债之事，件件关心”。但此人衣饰，仍是“纱帽皂靴，红袍金带”，保持其官僚身份。其实明朝朝贵，利用官员声望，渔猎商利者，所在多有。16世纪末叶，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之弟，及翰林学士张四维之父，在私人生活为姻兄弟，均为大盐商，专利河东《明史》，卷219及222；又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京都，1972），页278~279。寺田并提及两家并与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而马弟自修，亦为商人。，为藉仕宦权势自肥之显例，《三言》尚未提及此类显官巨商。又倪太守之流，其活动范围为高利贷，亦非纯粹商人资本。因高利贷有如典当业，通常盘剥穷蹙之借贷者，借款用于窘迫间之消耗，利润又多为放款者辗转购置田产，对促进商业，绝鲜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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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商及其生活（1）
客商为经常旅行之商人，以别于坐商。此种商人为明代商业之中坚分子，虽其资本可大可小，而其小者与走贩无甚差别。前述之李秀卿、黄老实、杨八老、蒋兴哥、慎郎、桂富五均为客商。
一般客商，均有其经商路线，又多祖孙相传，因各地方言、风俗、物产情形不同，客商又多与当地牙商熟识。
客商之不可或缺者，因明代商业，无通邮便利，又无大规模贷借之习惯，往各地采购物产之商人，须亲携现款，下榻于牙商之客舍中，临时由牙商向出产者征购其商货。《徐老仆义愤成家》称：“元来采漆之处，原有个牙行，阿寄就行家住下。那贩漆的客人，却也甚多，都是挨次儿打发。阿寄想道：若慢慢的挨去，可不担阁了日子，又费去盘缠。”阿寄只有本银十二两，他向牙商央求后，那牙商“一口应承当晚就往各村户，凑足其数。”亦可见当地无批发商囤备生漆应市，牙商亦须随时随地零星向产漆之户收买，显然其通常习惯为一手出银一手收货。
此种情形与其他文件记载相合，如陈继儒之《布税议》称明末苏州松江棉布发卖情形有如：“凡数千里外，装重赀而来贩布者，曰标商，领各商之赀收布者曰庄户。乡人转售于庄，庄转售于标”《山西商人の研究》，页192。。其重点为“装重赀”及“领各商之赀收布”，仍系银货当时交讫。
即使绸匹，在16世纪使盛泽镇享盛名，其交易情形，仍不离上述之规范。《施润泽滩阙遇友》虽极端渲染，称云：“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其唯一不同之处，为生产者，即俗称“机户”自投牙行，而牙商毋须下乡收购。因为“这镇上都是温饱之家，织下绸匹，必积至十来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脱。”下文则称：“施复到个相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