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惠、潮铁罄，告开龙门铁山，迄未准行，客商艰于得铁，多怀空银回家”霍与瑕《上吴自湖翁大司马书》，见《皇明经世文编》，卷368。。即可见生产地区无法供应，客商仍未悉其详，必至耗费川资，徒劳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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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商及其生活（3）
然《三言》故事中，除《桂员外途穷忏悔》外，无直接记载营业亏本者。一般所叙，除描写旅途不安，客账难收，生活不定外，商人之经济报酬，仍常丰裕。此甚可能为当日常态。明代末年，一般利息均在月利百分之二以上《中国货币史》，页474。寺田隆信之估计为年利百分之三十，详《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23。。客商之经营，当必以超过此额或至低保持此收入为目的。如本利之间距离有限，则无人经营。又客商非亲身往返不能成交，旅途又常迟滞逾月经年，则如近代资本主义商业之每次获利微，但其规模渐次扩大，运销渐次集中，而其转载亦渐次经常之方式必难于中国实施。互相比较，明代商业以小规模高利润，不定期运货，而各客商间无直接竞争为原则。前述户部尚书倪元璐呈崇祯帝奏疏，亦称当日商人至北京崇文门所提供之货单，尚列至“一裙一纱”此奏疏载《倪文贞公全集》，亦载于《续文献通考》（《万有文库》本），页2938。本人节译英文载于William Theodore de Bary（ed。），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1970），。唯其如此，商人方能获得高度利润。万历时耿橘之《平洋策》称：“商贾获利三而劳轻……贩盐获利五而无劳”此《平洋策》载《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库善本）册5，节录于《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27。。原文笼统欠确切，其前文则称：“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则似称商人获利为其本金三倍。其系一年或一次旅行往返之成果，或多次经营之所致，则未阐述。唯其印象为商贾获利多，则无可置疑。又多数日本学者，引证《史记》，亦称传统中国商人，纵忠实不苟且，每次资本转运之余，亦必获利为其本金五分之一，稍急进者，则为其本金三分之一《山西商人の研究》，页290。。亦即三次周转，本利相埒。若此为经常情形，则可知商业发展，不能与现代社会情形比拟。其背景为商业资本有限，信用未展开，安全无保障，非利润高商人无法从事。商人虽在此情形下通有无，各地物价仍相差至巨，运输脚力囤站盘剥税金等，尚在前述利润之外。是以物资流通有限度，各地生产亦受商业利润之拘束，农村过剩之物资及劳动力，亦不能有利使用。
客商既在本籍及经商之地均有接触，则其经商多以两端物资互相周转。如阿寄之以银换漆，以漆换米，又以米换银。《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之吕玉，原籍常州，仍往附近嘉定太仓收买棉花、布匹，贩运山西，回时又“收些粗细绒褐，转来发卖。”因其旅途操劳，既有其一，不如并为其二也。
然物资周转，不能随时遍地皆然。长江三角洲地区，物产富饶，常为通商时银货入超之区。即该地区，税收较各处为多，民间白银既以付税方式缴政府而转运于华北，则必赖以当地土产吸收华北之白银，方可在长期中保持平衡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80。是以商人经常携带现银往该地区采购物资。清初叶梦珠云：“吾邑（上海）地产木棉”，所织标布，“富商巨贾操重赀而来者，多或数十万两”《阅世篇》，卷7。节录于《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1957），页21。。又前述“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均似称一年之内，商人携现银入境，可积累达数十万两。《三言》非研究商业之专著，无计算其总数之处，但各章节间，均有各地客商亲携现款之记载。《施润泽滩阙遇友》称施途拾包银六两，自忖：“若是客商的，他抛妻弃子，宿水餐风，辛勤挣来之物。”足见客商身携白银，是为常态。《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称客商有银二百两，亦藏在“搭膊”之中。二百两为重十二斤有半，其赘疣情形可见。《陆五汉硬留合包鞋》（《恒》）亦称：“兜肚有两锭银子，每锭十两重。”即《卢太学诗酒傲王侯》所称卢楠，虽系地主而非商人，“雇工的也有整百，每年十二月中，预发来岁工银子，银藏在兜肚中。”
即使资金超过“腰缠”之可能性，明代商人仍自身携带，此可在《三言》资料之外窥见。如《客商规鉴论》云：“身携万金，必以安顿为主。”所述“万金”实际为白银万两，为重六百余斤，虽则文字为概叙，不必完全符合事实，但所携之本银，谅非小量。同书又云：“囊沉箧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须自挈，岂宜相托舟子车家”见于《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00。。其行李中所藏珍物，亦显系白银。
明代剩余资金，因无信用存款之机构，除经商及高利贷之外，只有埋藏地下。施润泽两次掘地得银，每次均在一千两以上。《杜子春三入长安》（《恒》）叙隋代事，但其中所说“他祖上埋下的银子，想被他掘着了”，可视为明朝社会常态。《膝大尹鬼断家私》内，倪太守竟埋金一千两，银一万两。虽其数量可能为小说作家之渲染，然藏银地下，则为富家习惯，其他资料，亦称如是《中国货币史》，页480；周玄《泾林续纪》（涵芬楼本），页5。，情节确凿，为中国商业资本不能发达之又一因。
《三言》中所叙之客商，无一人携眷经商。生活裕如之客商，则在客处娶妾。《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之薛婆称：“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当家，把家当客”，即指此种趋向。《杨八老越国奇逢》中有诗一首，开句云：“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因此杨亦在漳州另娶。
三、坐商（1）
坐商多由客商起家。《钱秀才错占凤凰俦》（《恒》）中之高赞，即为一例。此人“少年惯走江湖，贩卖粮食，后来家道殷实了，开起两个解库，托有四个伙计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
经常坐商不兼做客商，因两者经营，均须亲身预闻，坐商即不领琐务，亦须密切监视。《刘小官雌雄兄弟》（《恒》）中之刘方、刘奇在河西务开有布店。河西务为运河北段商业重镇，此布店当代表一般情形。但业主因店务忙迫，竟不结婚成家，以便专心照管。刘奇云：“我与兄方在壮年，正好经营生理，何暇去谋他事？”又《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明》）托称为宋朝事。新桥巨富吴防御开了个丝绵店，又在五里外灰桥设有分店，势必令子吴山照管。“吴山每日早晨到铺中卖货，天晚回家。”他曾对金奴云：“父母止生得我一身，家中收丝放债，新桥上出名的财主，此间门前铺子，是我自家开的。”此铺店虽有主管一人专理买卖出入，吴山仍须“逐日将卖丝银子账来算”。
明代商人除盐商及木商外，罕有批发商。因坐商既不往出产处收购物资，对收购物资之客商又无所统治，则其经营必仍以零星收购零星贩卖为原则。前述盛泽镇绸店，客商则“蜂攒蚁集，挨挤不开”，机户则“织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脱。”则经营绸店者势无批发之可能。上段所叙吴山为当地巨富，但其对主管云：“我入城收拾机户赊账，回来算你日逐卖账。”则其所收丝，仍系零星卖与生产者，或以赊账方式而附行高利贷。此与其他文件记载之情形吻合。如松江之纺纱者，“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日复抱纱以出” 原载《图书集成·职方典》松江部。《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页224。。又张瀚为1535年进士，后任吏部尚书，其叙述彼祖先在15世纪及16世纪之交以织丝致富，常被若干学者摘录为资本主义萌芽之例证。其实其原文云：“购机一张，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五之一。积两月，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原载《松窗梦语》，卷6。《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页36。张瀚既以家境富裕而入仕途，其所叙商人，则又与小生产者机户直接接触，商业经营仍不出传统方式，即织即卖，全部重点为现金交易，无资本主义象征。
《三言》故事中，罕有提及客商所购物资出售于消费地坐商之详情。但其略有提示者，如前称之阿寄贩漆于苏州及杭州，南昌布商之贩布于赣州石城县，及吕玉之贩布于山西，均以零星出卖为主，暗示当地坐商，亦以极为紧缩之资本，逐日经营，无力大规模收购囤集，以掌握市场。兹项情形，与吾人所知之明代商业习惯相符。因消费地之坐商，逐渐成为批发商，则必管制客商之携货入境者，或放债于后者，或投资而互为契约。若真如此，则商业组织及商业资本必为改观，结果为资金集中，一方面坐商之数目减小而其经营范围扩大，一方面客商失去其独立性而成为坐商之雇员。此情形继续发展，商业资本终必投资于生产。但此诸条件始终未能在中国传统社会成熟，亦即坐商未能蜕变为批发商，以促进资本主义之形成。
明代坐商之资金欠集中，亦可于商税规制中窥及，如北新关在杭州城市内外课税于各行商，至17世纪之初，其所课者为“区船一千二百余只，行户三千五百余名，每名季钞少者仅二三十贯”《北新关志》，摘录于《天下郡国利病书》，册32。。如批发贸易发达，则其税收无待于针对零售商行，有如前述。又户部尚书赵世卿于1602年呈万历帝之奏疏，称税使四出，商人避税歇业。文内称河西务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今止三十余家矣。临清关往年伙商三十八人，今独存两人。临清缎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神宗实录》，页7073。。文中称布店、缎店及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