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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孟托邦请两位外交特使确定和约签字的最后宽限日期。如果不成，他建议以“直接进攻皇宫”相威胁，也就是说像巴赞库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摧毁皇宫，即紫禁城，“以便在一国之都的中心留下某个令人久久遭受创伤的记忆。”
10月16日
这是最后一批人质被遣返的日子。恭亲王的确信守了他释放人质的诺言，但是他并没有让所有人质都活着回来。他一直都在向两位外交特使保证，人质受到很好的对待；然而，他应该清楚，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死去。当联军知道了那些人质是在怎样恶劣的条件下死去的，都忿忿不平。英国人认为，中国人的暴行不能不受惩罚。
英国人已经不能自持了。巴赞库写道：“主要是英国人，他们气愤至极”。他们叫嚷着要报仇。格兰特将军第一次同意额尔金勋爵的意见，公开表示，由于他们同胞被杀死以及所受的虐待，清朝皇帝应该受到严厉惩罚。为了使之具有惩戒性，他宣布应该把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完全彻底地烧毁，“甚至夷为平地”。英军最高指挥官竟恬不知耻地解释说，反正俘虏已经全都放回来，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中国人已经再没有任何办法进行报复了。
额尔金站在城墙下，他要做什么呢？
丹拜女士写道：“额尔金勋爵当时处于其职业生涯的最危急时刻。必须给中国人一个惩罚，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负有责任。但是他知道这个决定将会引起世界性的反响，并将决定未来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那时额尔金勋爵还设想要强迫清政府出资在天津竖立一座纪念人质的赎罪碑。葛罗男爵除了觉得这个主意不合时宜之外，他认为清政府绝不会接受那样的侮辱，去纪念“自己的不诚实，他自己的耻辱和懦弱无能”。
可是，10月16日这天，和平始终是未知数。法国特使承认联军的“处境微妙”，他甚至用了“死胡同”一词。怎样走出困境？英国全权代表和法国公使以及两军最高指挥官在葛罗男爵的官邸举行了一次会议。额尔金勋爵最终算是放弃了在天津建造纪念碑的想法，除此以外，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不过额尔金仍坚持他的主张，要使圆明园完全彻底变成废墟。
下面是葛罗男爵苦涩而又不无担忧的评述：
“我以为，额尔金勋爵坚持摧毁圆明园的计划是无济于事而又危险的。我们一直在向中国人讲我们的文明，讲基督教的仁爱，可是为什么还要象他们那样行事呢？我和他一样，为我们可怜的同胞所遭受的暴行深感悲痛。然而，过于严厉，没有必要的严厉，难道它不会使我们处于孤立境地吗？我们可能应该去摧毁北京的冬宫！应该撤回天津，等待援军或者其他命令，还是等到好季节到来，再开始一场新的战役？但是如果我们果真走到那一步，欧洲就不可能有人原谅我们了……”
第十九章 占领北京（4）
10月17日
这是三方频频互换信函的一天。额尔金勋爵向恭亲王递交了一封信。信中规定了他的条件，语气严厉“坚决、傲慢而又专横”（拉否例的话）。这位英国全权代表还提出新的要求。不仅要批准1858年条约，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新条款，即为9月18日的英国受害者赔偿三十万银两（二百万法郎）。葛罗男爵也如法炮制，要求为法国受害者（人数较少）赔偿二十万银两。
不仅如此，额尔金还显示了他要荡平圆明园给予报复的决心。他在给恭亲王的一份照会草案中称：“圆明园所尚存的一切，那很可能就是一些英国人和法国人遭受极为残酷折磨的地方，它必须予以摧毁。”
他确定了这个三重最后通牒的具体日期：
—10月20日，答复；
—10月22日，支付赔偿费用；
—10月23日，批准条约的最后日期。
他还宣布，如有拖延，北京皇宫（紫禁城）将受到攻击，而且将重新开战。
拉否例评论道：“对恭亲王没有任何礼貌和婉转可言。这是一份撕破脸皮的公文”。
作为对大清国亲王10月12日书信的回复，葛罗男爵也向他送去了一封重述要点的长信，那是一份非常清楚而又明确的备忘录。法国特使把占领圆明园视作战争行为，还宣称如果清政府不对罪犯加以惩处，那就会“使中国沦为南海某些岛屿的野蛮部落”！
葛罗在罗列了和约的各项条件之后，向恭亲王指出（和额尔金勋爵完全一样），如果10月20日中午各项条款都被接受，那就恢复和平，结束敌对状态。否则，战事再起，而且会更加严酷，并向所有省份蔓延。届时广州的海关税收将被如数查封。
也是在10月17日这一天，法军最高指挥官向他的英国同行写信，谈后者正在策划的火烧圆明园问题。
英法两国政府颁布了共同命令，根据此令，两军最高指挥官必须联合行动。但孟托邦拒绝参与摧毁圆明园，他提出两个理由：
（1）“我觉得摧毁圆明园首先是出于要报复对我们可怜的同胞犯下的野蛮的背信弃义的行为，而这种报复达不到我们自己设定的目标。”
（2）“在圆明园重新燃起大火，会不会在已经不安心的恭亲王心里增加恐惧感，致使他放弃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进攻北京的皇宫就成为必然，结果是现王朝垮台，这与我们所接到的命令径相违背。”
孟托邦之所以拒绝，还因为“看到那么美好的东西无端被毁，他颇为反感，何况此举只能归因于毫无意义的报复，因为这种报复将在已经被毁成近乎断垣残壁的地方进行。”
第二天，格兰特为了作最后一次努力说服孟托邦参加火烧行动，他在复函中也提出了他的理由：
1）圆明园是俘虏们被残酷虐待的地方，就是在那里，他们的手脚被锁链铐在一起，关了三天，不给吃喝；
2）如果我们不严惩清政府，英国就不会满意。严惩，是英国人对人权遭到野蛮侵犯所表示的愤恨；
3）“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求和平，签条约，然后撤军，中国政府就会以为他们可以不受惩处地抓捕和杀害我们的同胞；在这一点上，有必要让他们醒悟一下”；
4）“圆明园在皇帝心目中极为重要。摧毁它只是针对清政府，而不是人民，因为只有清政府应该对这些野蛮罪行负责。这一打击将使清政府感到切肤之痛……”
通过格兰特将军这封信，人们可以接受如下这种说法：正是慑于英国公众舆论，才促使他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显然，额尔金勋爵也为此深感忧虑。英国特使确实考虑到伦敦新闻界在得知《泰晤士报》可敬的记者鲍拜先生之死（而且是在何种情况下死亡）时的反应。人们有理由猜测，在他的思想中，这种考虑（他当然不会表露出来）应是很重要的。狠狠地打击，惊人的报复行动，这都是为了取得英国新闻界的支持！
葛罗男爵与孟托邦的看法完全相同（连理由也都一样），他也反对摧毁圆明园。他在给额尔金勋爵的公文中把圆明园称为“不设防的乡间景点”，他认为这种行动是“无济于事的报复”。他还说他担心恭亲王会逃逸，跑到满洲去。像咸丰皇帝那样！埃里松先生总算说了一回葛罗男爵的好话。他认为，在战争初期，葛罗男爵是“英国人不自觉的工具”，当然，他的善良是不成问题的，但他“最终还是起来反对那些超出他指令范围的不可改变的要求了。”
第十九章 占领北京（5）
不过，葛罗男爵还说，他感到“和中国老百姓一样，在欧洲人看来，北京城里的那座宫殿，它处于首都，是最高权力机构的所在地，如把里面的档案资料取出，然后彻底摧毁它，可能会成为更引人注意的抵罪行为，胜过烧掉一座寻欢作乐的园林”。如果英法联军达不到他们的目的，必须撤出北京的话，那么，法国特使给军队最高指挥官们的建议是，摧毁紫禁城。
所以，葛罗男爵赞同孟托邦将军的立场，而且他让将军按自己的意志去做决定。他甚至还提出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理由：
“请相信，欧洲人认为，我们在这个事件中将发挥引人注目的作用，在中国老百姓中也有这样的看法。”
但是，放火烧掉圆明园残存建筑物的首要的和最终的决定权均掌握在额尔金勋爵手中。不幸的是，此人已经下定决心要烧。任凭怎样都不能令他打消这个念头。甚至都不想想这是在盟军不予配合的情况下去采取一个在现时和未来都可能会受到历史严厉审判的行动。
确实，英国特使对火烧圆明园绝对负有全部责任。
10月16日，额尔金勋爵致函恭亲王，称他已经命令英军最高指挥官着手摧毁圆明园，时间在10月18日。他冷淡而又刻板地提醒恭亲王注意，英国人不是在战斗中被俘的，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有谈判的白旗保护而没有进行抵抗。他还说：“三十七名英国人和法国人被抓是违反道德和国际法的，其中只有十九人活着回来。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遭受恐怖虐待的伤痕；十八个人被野蛮杀害（额尔金忘了算上两个失踪的）；其情节之恶劣，以至于本信函签署人不想过多提及，担心由于愤怒而使用了可能于此性质的信函显得有失礼仪的词语。”
额尔金在这封信的结尾说：“只要这一卑鄙行为还没有得到抵偿，大英帝国与现今的中国王朝之间就不可能有和平”。
10月25日，额尔金发给约翰·拉塞尔勋爵一封公文，重复了发给葛罗男爵的公文的内容，文中详细地陈述了作出如此重大决定的理由。
为了对人质受到的酷刑和遭受的残杀进行报复，额尔金勋爵认为必须要有一种快速的惩戒性惩罚。圆明园这座皇帝的夏宫，既是清王朝的骄傲也是它的荣耀，摧毁它，就是通过皇帝偏爱的这座皇家宫第来打击皇帝。因为他认为皇帝本人要对所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