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葛罗还为自己与恭亲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感到高兴：“我与恭亲王的会见，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与众不同的。此前一天别人对他有多么盛气凌人，我今天就刻意表现出对他有多么礼貌尊敬”。他洋洋自得地写道，恭亲王当着所有文臣武将的面，大声地对他说，如果他能在北京再呆上几天，他将作为朋友而非钦差大臣登门拜访。
除了向西方开放新的贸易口岸外，北京签署的协议和条约还允许在北京常驻外交人员，承认基督教的合法性，以及允许外国人到中国的所有地区游历，只要他们持有领事馆颁发的护照。制订新的海关税则，使鸦片交易合法化并对鸦片征税，鸦片从此不再经由外商与中国官员相互勾结形成的走私渠道输入中国。想到海外定居的中国人，从此获得了移民的自由。在这个表面看来无甚危害的条款背后，实现着隐藏着劳工贸易——也就是贩卖劳工——的合法化。正如贸易自由掩盖着鸦片交易一样……
同样，旅行自由为商人的活动以及传教士的活动提供掩护。中法条约中有一款明确规定：“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上谕……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
后来得知，皇上原来在下述三个方面不愿做出让步：外国使节在京师建立驻所，由领事馆颁发护照的制度以及开放长江进行对外贸易。
外交官乔治·德·凯鲁莱认为，尽管在投入战场的军事力量中英国人明显占上风，但条约中各款对联军双方给予了同等的待遇，他对此感到满意。不过，要硬说天平并没有向英吉利海峡的任何一边倾斜，就有些过分了。
实际上，英国得到了一个额外条款，租借了位于香港岛对面的一块陆地，九龙半岛。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中国政府方面做出的一项重大让步，尽管当时它不过是一块不毛之地。保罗·瓦兰敏锐地指出：“我们没有在天朝帝国的沿海得到任何立足之地，而英国人远比我们深思熟虑，他们不仅已经得到了美丽的香港岛及其优良港口，还想方设法使中国出让了广阔的九龙半岛。它位于陆地之上，面向香港，确保而且加强了他们的优越态势”。
孟托邦心里也不是滋味。必须从舟山及其港口撤出，使他极不情愿，他认为，舟山及其港口本来可以用来抵消英国人对香港的占领，同时也可以抗衡俄国和美国的贸易进犯。他对葛罗不满，认为葛罗是为了避免冒犯额尔金才在这一问题上做出让步。“我发现我们从这场战争中所获甚少，”他这样抱怨，还补充说这是他与法国特使之间唯一的“阴影”。
葛罗对孟托邦将军的指责十分恼火，不过他反倒强调他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在写给图韦奈尔的信中，他说：“他无疑尚未理解这一决定的全部意义，但我希望，他将来更成熟，尤其是经验更加丰富的时候，会赞同这一决定”。但他仍然有信心说服孟托邦撤出舟山群岛，不管出于自愿还是应他的请求。在葛罗看来，保留舟山群岛是不可能的事。舟山从1842年起被英国人占领，后来已经归还给中国人。在他的思想中，舟山岛“无论对英国还是对法国，都不是一块可以据为己有的土地”。要避免这些土地成为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诱因，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避免使它成为与英国发生冲突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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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签署和约（7）
不过，人们还是能看到，一贯奉行实用主义的英国人，要求并且得到了一块割让的土地；而一贯奉行理想主义的法国人，只满足于要求宗教信仰自由……这无疑是由于心态的不同！一方是世俗的现实主义，另一方是纯精神的诉求。这是响当当、实实在在的物质实惠，与理想化、不求回报的精神境界之间的对立。对此，阿尔芒·吕西有他特有的表达方式，既充满煽动性又竭尽挖苦之能事：“于是，不论是英国人和还是法国人，我们都按各自的天性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们为贸易而战，而我们为理想而战。他们打开了输出鸦片的大门，我们打开了传教的大门。让英国人统治吧！吾皇万岁！”。
孟托邦拿条约中关于恢复天主教传教自由和归还信教者被充之教产的第六款聊以自慰。在他看来，法国的影响完全依赖于天主教的传教士们，这是唯一能够同英国的贸易分庭抗礼的一种力量。他希望，把公使馆建在北京也将产生最佳效果，因为公使馆在皇上的兄弟恭亲王身边有一位神通广大的中间人，即孟振生主教。
同样，在葛罗看来，在中国首都恢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以及建立常设公使馆这两件事，似乎是“使现代文明尽快进入中华帝国所必
须打开的大门的双扉”。
1原诗为意大利语。其原文“一大把”（buonaparte）与“波拿巴”（Bonaparte）谐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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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与英法决战硃谕（1）
（1860年9月12日）
咸丰十年七月已未（二十七日）
列举历年英人桀骜情形，惟有舆之决战。
硃谕：从来中华之于外国，首重怀柔，互市通商，原所不禁。我朝二百年来，海国贸易，均在广东。嗣准五口通商，仍以两广总督为钦差大臣，总理其事。历任诸臣，办理诸多未协，以致舆戎召衅。叶名琛自任总督，刚愎自用，其于辨（理）通商等件奏报，多有不实不尽，大失众心，致有咸丰七年冬间之事。英吉利领事人等，遽启兵端，闯入我边城，袭据（掳）我官吏，当以叶名琛孽由自作，事有使然，犹未即兴问罪之师。八年间，领事额尔金等赴诉天津，当谕直棣总督前往查办。该领事等乃乘不备，攻踞海口炮台，直驶津门。爰命大学士桂良等往与面议，息事罢兵，所请条约数十余件，多有肆意要求，桂良等为之恳乞恩准。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旋令桂良等驰往上海各国贸易地方议立税则，再将所立条约讲求明允，以为信据。乃英国领事普鲁斯等，不肯在彼平心定议。
上年仍复驾驶兵船来津。我大沽海口设立防兵，因谕该领事，如有要议事件，当向北塘行走。普鲁斯桀骜不驯，遽在大沽逞其凶横，毁我防具。经统兵大臣痛加轰剿，亦系自罹殃祸，莫可怨尤。如米（美）利坚国使臣，独自北塘登岸，随带从人，进京换约，我中国礼待无亏，从容毕事。似此各国使臣，顺逆皆所自为，谅亦中外所共闻知。本年英国领事人等，仍复驶船津口，我中国绝人不为已甚，仍饬疆吏前往海口，豫为接待。并令大沽统兵大臣，如外国人等自北塘登岸，即是来议事件，不得先自藉端生事。不料该领事等，虽自北塘登岸，而实包藏祸心，夹带炮车并马步各队，安心寻衅，复启兵端。试思北塘天险，当该国人换船登岸之际，我兵如果有心相害，开炮轰墼，若辈岂能犹自全耶？该领事等不思感化，惟事逞凶，竟由北塘抄至大沽后路，到处占据，并即驶船阑入津城。因桂良是前年在津原议之人，又令驰往与之理谕。犹冀该领事等稍知礼义，但能所求不出情理之外，亦必与以优容宽大，首息争端，再申理论。
讵意桂良（等）叠次奏报，额尔金等肆意要求，罔知餍足，不惟婪索兵费，强增口岸，竟欲于来京换约之时，陈兵雍众，入我郊畿，所欲大出情理之外。为问换约何事，而必欲带领各数百人，是意欲何为耶？将视我京师一如广州，祗此千数百人前来，便任其所为耶？天津有事以来，我内外大小臣工，抗章请战，不啻数十百上。总欲不使事之决裂，诚以中华多故，民力弗堪，构怨兴兵，非可了事，小民动遭茶＇荼＇毒，故有所不忍耳。乃桂良等奏：接该领事等照会，所请各条，必得概允，一有驳斥，立即用兵。凶狡情形，至于斯极！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惟有严饬统兵大臣，整顿师律＇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统）率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凡兵民人等，有功破格优叙，所获资财，全充犒赏。并当谕令各海口，一律闭关，绝其互易。天津百姓素称义勇，前此粤贼犯境，帮同官司军击退有功。今即＇既＇敌人强占城池，试问我津城大清百姓，其遂甘心从逆否乎？城乡军民各色人等，务各敌忾同仇，无论明攻暗袭，事成奖恤，均各加等。兵家胜败何常，该国兵远来即有数万，未可当我中国人民千百之一，其能经几战乎？
朕非好武穷兵之主，凡此大不得已（之）苦心，上鉴天祖，下为天下臣民（所）共谅。即外国人非禽兽，同此心即同此理，亦必闻之知所感动。此实该领事等横逆太甚，非我中国豫存成见，不肯相让，必欲与寻仇为难也。总之，各国互市通商而外，即不应有非分妄求。况如带兵入驻京师等件，猖狂已极！是何情理？无论如何，断断不能允准。该领事等去国万里，动费本资巨万，本意原为流通货物，营求生理。事至决裂如此，固由历来办理乘谬，亦必有刁恶汉奸溷迹其中，百端唆使，希图于中取利。此等凶徒，中外之人交受其害，神人共嫉，必不能使免殛诛。而该领事等任其颠倒愚弄而不自知，不至祸及其身不止，谅非口舌所能相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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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与英法决战硃谕（2）
惟经此次剀切明谕，即至决裂之后，该领事等如能憬悟，各就范围，就使议定各口通商之外，再（请）添立埠头，酌给资本等等稍近情理之件。中国亦必俯赐曲从，与之罢兵息战，开关互市，同享升平乐利之福。并将此次办理缘由，及所立条约讲求妥善，遣使驰赍彼国君主，共相要约，以成信誓。朕仰承天眷，抚有中华，中外臣民，一视同仁，顺逆皆由自取。该领事等傥执迷不悟，灭理横行，我将士等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