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发明的专利时代（4）
19世纪20年代，比马伯爵事件具有更大文化影响的是《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的发表（先是1821年在一本杂志上连载，第二年出书）。它的作者是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昆西守寡的母亲一手把他养大。他的母亲性情冷漠，对人不屑一顾、心存戒备，一副不许人乱说乱动的样子。他持有会遭报应的宿命观，很容易让那些比较坚强的人看不起，要他承担个人责任就浑身不自在。他的幻想有一点自我精神虐待，导致他自我禁欲。然而最糟糕的是，他在成人以后依然像小孩一样没有自立。他没有自己的生活，而是在很长时间里把日子过得就像跟他母亲唱反调一样。德？昆西1804年犯面部神经痛时第一次服用了鸦片，止痛效果非常明显。之后他不断服用鸦片酊，先是用于止痛，后是用于解脱生活困难和情感困扰；后来把它用于消遣。他定期每周一个晚上在服用鸦片酊之后出席音乐会或听歌剧，他发现这样可以激发对音乐的“愉悦感受”。这些音乐鸦片夜晚使德？昆西成为最早有意识服用鸦片增强审美乐趣而不是止痛的欧洲人之一。
服用麻醉剂的人，有时采取极端的情感态度，或者声称有强烈的情感经历，以掩盖他们在普通情感方面的匮乏。他们热衷于鲜为人知的仪式，以替代常人的责任。有些人喜欢的自我形象是那种在黑暗之地出没的孤独客形象。在大城市中的默默无闻助长了他们的自尊自大，正如鸦片吸食者爱德华？布尔沃－利顿爵士（1803—1873）1872年指出的那样：“一个生活在无数人之中的人，除了一个人——他自己之外，从不关心任何人。”正是带着同样的情感，德？昆西在服了鸦片酊之后去考察伦敦的贫民区。在这些考察中，他满足于做一个隐形的观察者，他喜欢那种在人群中的孤独感。他后来居住在爱丁堡的文学才俊之中，被誉为不同凡响的善谈之士；但是，他的崇拜者的企盼耗尽了他的体力和精力。他只有试图用药物来恢复他衰竭的体力和精力。贫困交加，又受自己会遭厄运的想法的折磨，他只有频繁服用鸦片酊。到了1815年，德？昆西的日服量为320格令（8000滴鸦片酊），尽管后来有所减少。他的鸦片幻觉引起“隐隐约约的恐惧，只要我醒着，就缠绕着我，挥之不去”。他的噩梦可以追溯到1818年，他对其中一个噩梦的叙述再现了他的罪恶般恐惧。
猴子、长尾巴鹦鹉、大冠鹦鹉朝我瞪眼，冲我嘶噪，对我龇牙咧嘴，唧唧喳喳。我跑进塔里，在塔顶、在密室禁锢了无数个世纪。我成为偶像，我变成牧师，我受到膜拜，受到供奉。我穿越亚洲的所有森林，逃脱布拉玛的惩罚。守护神毗湿奴憎恨我，西瓦在等着我。我突然遇见生育之神伊希斯和冥神奥西里斯。他们说，我做了一件壮举，令朱鹭和鳄鱼颤抖。我活了几千年，死后放入石棺，与木乃伊和狮身人面像一起，葬在永恒金字塔中央的狭窄墓室中。我受到鳄鱼的毒吻，被埋在芦苇和尼罗河的淤泥中，遭受了所有难以表达的失败。
1821年，德？昆西回到伦敦，立志重新提笔写作，试图摆脱贫困。他下决心后的第一个成果，便是《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连载发表。首先，创作这些《忏悔录》是为了满足他对钱的迫切需要。随后，德？昆西需要满足（即使不是迎合）那些中产阶级读者的喜好。他的《忏悔录》深受欢迎，正是因为它充分体现了19世纪20年代的精神。他自己，还有其他人，把钱浪费在不堪回首的过去。他的写作手法为后来想要超越，想要惊世骇俗，或者想要反叛而又不完全放弃时代道德规范的人树立了榜样。特别是，他批判了东方食用鸦片者麻醉自己以求快乐的传统模式。“土耳其食鸦片者，看起来荒唐透顶，像许多骑马雕像一样，坐在圆木上，一副傻相。”相反，他像任何人寿保险商一样，极力提倡提高生产力。在他《忏悔录》的所有自贬之中，明显地，他为一件事而自豪：“我们，在英国，比任何国家都可以更绝对地说，不是游手好闲的人。不论贫富，我们人人都有事做。”他以懒惰的西班牙公爵为例，说明“有确凿证据，表明懒惰习惯影响许多代人”；或以意大利农民为例，“他们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游手好闲”。布尔沃－利顿1846年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劳动是精神的精髓……最无用的人在俱乐部打着哈欠，或者在卡拉布里亚的阳光下数着地毯上的害虫，他们没有任何借口说想要……目的。”同样，他们的鸦片同伴柯勒律治称赞“卓有成效的劳动和很好地使用时间带来的”快乐，猛烈抨击与“可怕的自我惩罚的鸦片恶习”有关的“懒惰”。然而，尽管《忏悔录》悔恨般的自我羞辱，德？昆西未能令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家们满意。他的“病态般的内省习惯”——这种“不断探究自我情感的有害做法”——使他成为“现代作家中最不健康和最不正常的人”，1859年文学协会这样评价道。问题出在德？昆西像许多其他服用鸦片者一样，有一种常常是不稳定的、突发的、分裂的和不连贯的个性。毒品上瘾的人，很少能符合中产阶级的人格观，即人格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人格要稳定、持久、一致，需要表现出一个真正一致的内我，以证明拥有健康，是一个好公民。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新发明的专利时代（5）
到了中叶，根据威廉？德斯？沃克斯爵士（1834—1909）的说法，“一般英国人读了德？昆西的《忏悔录》之后，对鸦片的成见更深了”。虽然沃克斯认为该书令人不满，其他人却被书中病态的呻吟所吸引。“对某种东西，尤其是对不熟悉的东西有一种病态渴望的”人，一位美国医生，治疗毒瘾的专家说，阅读像德？昆西那样的书，会产生一种渴求……肯定以束缚一生而告终”。法国作家阿尔佛雷德？德？缪塞（1810—1857）出版了翻译不精确的《忏悔录》，对他的同胞赫克托？柏辽兹（1803—1869）创作《幻想交响曲》（1830）产生了影响。曲中有一个强有力的鸦片梦幻章节。在后一代人中，诗人佛朗西斯？汤普森（1859—1907）在研读了《忏悔录》之后，决定用鸦片做试验。到了20世纪末，《忏悔录》逐渐成为有关鸦片瘾的主要（误导性的）资料。
德？昆西的经历与其同时代的法国小说家查尔斯？诺第尔（1780—1844）的经历不差上下。在大恐怖时期，他的青春期给他留下了伤痛。年青的时候为了激发文学创造灵感，他服了大量的鸦片，几乎为此丧命。他的第一部小说《萨尔斯堡的画家，一颗受伤之心的情感日记》（1803），令人想起歌德的《威廉大师》（1796）中主人公情感的痛苦演变。诺第尔认为，个人的发展是神圣的。他是最早借助鸦片寻求提高心智和超然情感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麻毒品不在追求麻木不仁之列，而是发现自我的探索。一次，食用鸦片的名声让他脱离危难。1804年，由于发表反拿破仑的文章，他被捕入狱。家里的朋友（包括杜布斯省省长和比尚松市市长）将他从监狱中解救出来，理由是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瘾君子，有“几近精神错乱”之症。成年之后，诺第尔准确预见到一种伟大的新文学，但意识到他的天分不足，难以领导这一潮流，为此备受煎熬。但是，到19世纪20年代，他抛弃用鸦片作为一种艺术之拐，找到新的创作源泉，即将他过去的生活经历写成小说。他的旧习的唯一残留，是他对药理多样性的喜好。到最后，他一直摆弄他的身体，尝试许多未知的异域秘方。他的性格依然像德？昆西那样是多重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有不同的身份：植物学家、昆虫学家、语言学家、知识渊博的藏书家、伊利里亚的公务员、民间故事的研究者、超自然事物的爱好者、赌徒和文学骗子。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文学界瘾君子是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他声称，他是由于长期治疗肿胀的膝盖和消化不良而染上毒瘾的。“遇上一个最烂的庸医，由于那最致命的无知和对医学一知半解，我受骗用了毒品，并非偷用，而是明着用（这正是我无知的地方），得意洋洋地用，就像一个人发现了灵丹妙药，而且喜欢向别人推荐，不明就里，一直到我上瘾。”桂冠诗人罗伯特？索西（1774—1843）对这番托词不以为然。索西是柯勒律治夫人的姐夫，他说：见过他烟瘾的人都知道，在很大程度上，沉溺与放纵是毒瘾的根源。”柯勒律治从未提到过鸦片的乐趣，只是仅仅提到戒毒或减少服用量给他的身心带来的痛苦。在医生的监督下，他一次又一次戒毒，但总是戒不掉。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心理自虐倾向（正如德？昆西一样），需要一个可恶但专制的主宰。“我常常希望被践踏，被恶语相向，无论如何只要能赎那可怕的罪孽。它像其他人一样先是向我微笑，似乎无辜。然后，慢慢靠近，越来越近，抛出一条条蛇，把我死死缠住，我再也不能自控。”他经常提到他被毒瘾所困。他的毒瘾是“苦役中最苦的、最低下的”，1816年他直言不讳地说，“那时一种特别的极度愚蠢，让智力不受伤害，令道德情感兴奋到冷酷敏感，完完全全剥夺了道德意志。”然而，他自己也明白，那些装模作样的东西也上瘾。正如1811年他宣称的那样：刑法的制订者或者实施者千万不要忘记，像其他强效药一样，令人羞耻的兴奋剂，如果用量太大，对有道德缺陷的人来说，会成为致命的有毒的麻醉剂。”
有时他渴望有新的药物，以恢复他的活力。他设想出“一种体育用药”（像20世纪的安非他命一样），可以让他的大脑飞速运转。1813年由于差点死于过量用药，他被送到布里斯托尔的一家医疗所。在那里，他的鸦片酊用量被一点点减下来。他的房间里被安排了一个魁梧男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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