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不再贩卖鸦片。在这期间，禁止所有贸易。查丁一从广州撤回伦敦，就煽动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1784—1765）武力干预。鸦片问题令英中关系恶化。但是1839—1842年的战争，以及随后的1856—1860年的战争，都不是为了阻止北京政府的禁烟运动。美国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1841年指出，鸦片“不过是争端的一个插曲，决不是战争的根源；决不像在波士顿港将茶叶丢进水里那件事一样，成为北美革命的根源。”帕默斯顿1841年5月的外交指令也清楚地表明，英国政府“对（鸦片）一事不做任何要求，因为他们无权这么做。中国政府如果愿意，完全有权禁止鸦片进口。从事非法贸易的英国公民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南京条约》中也没有出现鸦片的字眼，1842年战争据此条约停止。
第三章 新发明的专利时代（10）
威廉？格莱斯顿（1809—1898）是有良知的政治家之一，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由于我们国家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他“对上帝对英国的看法深表忧虑”。他认为自黑斯廷斯和本廷克时代起，鸦片政策就是错误的。1840年在一次议会演讲中，格莱斯顿谴责了“为保护无耻的非法贸易”爆发的“不公正”战争。如果英国旗帜“永远不要升起，除非像现在这样在中国海岸上升起，我们就应该带着恐惧躲开不看，再也不要感到心在颤动……当它骄傲、辉煌地迎风飘动时”。然而，有可能格莱斯顿本人1840年发表他的精彩绝伦演说时，是在罂粟的作用之下。因为他在下议院演讲前，常在咖啡里兑鸦片酊喝。像前面提到的刑事律师托马斯？厄斯金一样，格莱斯顿发现，鸦片可以缓解做长篇演讲前的紧张，在演说过程中保持风度。伦道夫？丘吉尔（1849－1895）勋爵确实把格莱斯顿的演讲比作“服吗啡！感觉……是无以伦比的，但恢复是痛苦的”。
第一次英中战争的战略进程对鸦片史没有多大影响。《南京条约》的主要作用——激发了摧毁满族王朝统治地位的进程，导致1898年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必须注意的是这场战争的宣传效应，人们对东方，对鸦片的态度发生了永久改变。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自此认为“东方”是“非常野蛮，残暴和危险的”。当然，19世纪40年代宣传的中国鸦片馆耸人听闻的形象，导致了人们对英国鸦民缺少宽容。一位英国人1842年从马六甲海峡发回报告说：
烟馆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凄惨、最悲惨的地方：它们从早上6点开到晚上10点，每家都有4到8张床，竹制的，铺着肮脏的席子或藤垫。床头放着一个窄木凳，用作枕头或垫子。烟馆中间有一盏小灯，用于点烟的同时，在邪恶、凄惨、阴暗的烟馆里散发出一种没精打采的光。一张破桌子上放着几只杯子、一把茶壶，还有一罐水，供抽烟者用。
他的报告包括了有关鸦片价格波动的不详信息。“在槟榔岛，过度的税收增加了对鸦片的热望，更糟的是，为了获得鸦片发生的谋杀和其他犯罪翻了四倍！！”他断言，中国人鼓励食鸦片是为了阻止同性恋。“父母们习惯于让孩子染上烟瘾，显然是为了防止他们误入更可恨的歧途，中国人也许比地球上任何民族都更倾向于此。”
在男性生产力成为经济冲动和文化崇拜的时代，这样的评论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鸦片的坏名声逐渐加到了英国鸦民身上。鸦片消费作为一种颓废和奢侈的习惯，与西方进取的、工业化的和扩张性的势力愿望不相符。人们对鸦片的这种认识，反映出对英国新兴工业城镇里的习俗、条件和公共健康的一种普遍关心。柯勒律治1818年对工业国家的状况作了总结。他写道：“富人是压迫，穷人是打架、放荡、骚乱；丢掉了所有个人和公共社会的责任。”卡莱尔1829年指出，这是一个“机器时代，无论从这个词的内涵还是外涵来说”。在工业化经济中，时间就是商品，拖拖拉拉受到人们的谴责。法国社会思想家克劳德－亨利？圣西门（1760—1825）敦促工业领导人取代大主教成为国家精神领袖。生产劳动会给人类带来救赎，社会的主要目的是组织公民生产有用的物品。他的信徒1826年办了一份杂志——《生产者》，他们极力反对懒散和吸食鸦片的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位圣西门信徒1844年指出：
享受宁静对于一位劳动者来说，几乎是耗磨时光。他的房屋四周或许是绿色葱葱，天空晴朗无云，鲜花芬芳，鸟儿歌唱，一片生机盎然。然而，如果一个工人无所事事，他就难以享受独居的魅力。然而，如果他碰巧听到远处工厂传来的轰鸣声或笛声，就像听到工厂单调的机器声，他会神采奕奕。他不会再闻到花儿的芬芳。工厂高耸的烟囱冒出的烟、铁砧上的撞击声，让他兴奋不已。他记得他工作的那些欢乐日子。
鸦片令人女性化，对颓废的人有吸引力，这些看法变得愈加明确。伦敦毒物学家安东尼？托德？汤姆森（1778—1849）1831年指出，“在土耳其、叙利亚和中国，”用鸦片“提神早已是寻常之事。近些年来，不幸的是，许多英国人，尤其是女人，染上鸦片瘾”。约翰？帕里斯（1785—1856），威斯敏斯特医院的一位医师，1843年指责说，“这座城里的时髦人士已经习惯于滥用鸦片提神”。直到19世纪晚期，人们才认识到男性的女性化与性别偏爱倾向有关。过去人们只是将此与像布尔沃…利顿那样“很有教养”的花花公子联系起来。一位演员1836年这样描述他：
第三章 新发明的专利时代（11）
拜访布尔沃时，我发现他住在奥尔巴尼非常漂亮的房子里，穿着随随便便，一副最可悲的纨绔子弟的打扮，嘴里叼着水烟袋。头发，胡子等等，全都邋里邋遢。看到这样一个有高贵和深邃思想的人一时变成与他如此不相匹配的小人物样，我深感遗憾。他性情极其率直，极度气派和非常热忱——与他的外貌截然相反。
19世纪30年代，工业调查委员会官员们询问工业地区医生的一个问题是：“鸦片，作为一种奢侈品，常常为工厂的工人们所用吗？”显然，贫苦工人非医疗用鸦片被形容为“奢侈”，相当于乔治四世或布尔沃…利顿沉溺于鸦片一样，而不是将鸦片用来调解他们的悲惨生活。官员们的担心被专家们的看法所淡化。一位曼彻斯特的医生作出反应说，他“已费力查明”，“无论何种形式的鸦片，极少（如果不是从未）被工人们用作奢侈品”。德比的一位外科医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在这个城里不多见。我认识的大多数吸食鸦片的人，不是工人，而是好逸恶劳的人”。
19世纪的女人成为鸦片酊的使用者，是为了摆脱她们在父权家庭中的附属地位。例如，格莱斯顿的家庭因一个苦闷的嗜毒女而痛苦不堪。他的妹妹海伦（1814—1880）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听她未婚夫说他父母不会同意他们的婚事，深感失望。格莱斯顿家的气氛总是令她神经紧张和疲惫。然而，当她的情感世界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她向罗马天主教寻求安慰。她的父亲和兄长极力反对她皈依天主教。为了摆脱她的无能为力，她由私人医生陪同她不断外出旅行，或者借助另一种逃避形式——她发现很难克制的一种形式：鸦片。她好像是用气愤的、引起混乱的、丢人的毒瘾来惩罚他们，以报复家庭的控制。1845年，格莱斯顿到巴登…巴登，试图劝说他的妹妹戒毒，重返家庭。“她有生命危险！”他对家人说，那可怕的毒品令她身体中毒很深，精神中毒更深。”他想出的治疗她“精神紊乱”的方法是，给她读日本基督教殉教教徒史和一本意大利语的祈祷书。后来她从家里的书房整本整本地拿新教牧师的著作当手纸用。她哥哥发现，她原本需要的那些书在她的马桶里。“一些被撕成碎片，一些只剩下书边和封皮，在那种场合下，毫无疑问，可以看出它们用得很羞辱。”他不满地写道。然而在家人变得宽容，海伦？格莱斯顿能够作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正常生活之后，她很长时间不再服用鸦片酊。
鸦片不是唯一被滥用的物质。“下层社会的人们多么喜爱泻药，真令人惊叹。”一位贵妇人1819年闲聊时说，“我家的厨娘——喝含锑的酒和最强的催泻药，把自己吐得一塌糊涂。你怎么骂都挡不住她把各种各样的滥药倒进她难受的喉咙里。”贫穷而无权的人们吞服下他们买不起的庸医特制药。1837年，托马斯？赫罗威（1800—1883）在伦敦市做外国人的商务代办，他意识到非处方药有可能挣大钱，开始营销赫罗威的家用膏。到了1851年，他每年花2万英镑做广告。他精心经营他的自制药，后来成了百万富翁。赫罗威属于那种做生意谨慎的人。“我们生活的时代让人感到耻辱。”1845年一位外科医生叹道。在他住的城市利兹，工人阶级周末晚上购买“药丸和药水，就像买肉、买菜一样寻常，在公共市场……随处可见，定点摆放，令人赞叹。一个摊位卖蔬菜，另一个摊位卖肉，第三个摊位就是卖药丸的！”
穷人越滥用毒品，富有而有教养的人就变得越谨慎。怀孕妇女使用鸦片就是一例。1806年，一位年长的贵妇人给卡罗琳？兰姆夫人（1785—1828）写了一封信。卡罗琳？兰姆是未来首相墨尔本子爵（1779—1848）的夫人。信中写到：如果卡罗琳？兰姆夫人要生育的话，我希望她在背上贴上屡试不爽的鸦片膏药。”鸦片酊不断用于怀孕的首相夫人。“他们总是委婉地把莎拉可怕的坏脾气称作兴奋。”一位朋友在1827年7月就戈德里奇夫人（1793—1867）的事写道。戈德里奇夫人的丈夫几个月以后成为首相。“她不愿听到一点不同意见……最后要用大量鸦片酊安静下来，除了她自己安慰自己的办法之外。”戈德里奇关于他妻子健康的“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