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在人群里挤一挤；到处看一看；就觉得非常快活了。大概是在生产队上闷久了的缘故。
此外；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和农民的关系变得有些不同了。在下面的时候；他们是教育者；我们是被教育对象。而在赶集的时候；同样是贫下中农；在我们的眼里却变成了小商小贩。
他们看我们的目光也变得胆怯；有点躲闪了。
也许是因为他们蹲着；而我们站着。当然更可能的是我们不再那么孤单了。
不仅我和大许、吴刚；几乎所有大队的男知青都喜欢赶集。大伙儿聚在一起；不免形成了气候。其中不乏下来以前就彼此认识的；有的还是一个中学的；甚至同属于一个造反组织。
即使完全不认识；在赶集的人群中；谁是知青谁是当地农民还是可以一眼认出。认出以后；说上两句南京话；就互相对上了暗号。因此赶集对我们来说；就是寻找组织；或者说是走亲戚也行。
知青以外；成集街上还活跃着另一伙人。
和知青一样；他们也喜欢穿绿军装和白回力鞋；有的甚至带着时髦的假领子。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军装是真货色；不像我们大多是买绿咔叽布找裁缝做的。这帮人是当地的退伍军人；基干民兵骨干分子；被从下面的大队抽调上来；组成了一个叫“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部门；负责成集的治安保卫。头头姓王；人称“王助理”；是梦安县公安局派下来的公安助理。只有此人是正式的国家干部；城镇户口；并且有工资可拿。其他的人则是“土八路”———“扒了那身绿皮就和村上的二哥没什么两样了；就是二哥！”说这话的是岔河大队的知青老于；下来以前和我、大许、吴刚是一个学校的。当年老于是赫赫有名的造反组织“一片红”的头头；政治觉悟自然是高出了我们许多。下来后没多久；老于就把成集公社的历史和现状摸了个一清二楚。这会儿他继续介绍说；实际上“群专部”如今也不存在了；那是“文革”初期的产物。
如今的“群专部”叫做“人保组”；意思是人民保卫或者保卫人民；但换汤不换药；还是原来那帮人。但由于习惯原因；当年的一些称呼被沿用至今；比如人保组的成员被称做“勤务员”。勤务员们一概被王助理编了号；从二号一直到十三号。
“为什么不设一号？”老于提出一个深奥的问题；无人能解。
停顿片刻后；老于自己回答说：“因为一号是王助理给自己留着的；后来发现南京人管厕所叫一号；他才放弃了这一美誉。群专部还在的时候；王助理自称王部长；成立人保组以后；他觉得叫组长官太小；就只好叫王助理了。”说起人保组的所作所为；老于更是义愤填膺：“什么保卫人民？整个就是鱼肉乡民！我看人保组不如改名叫人肉组算了。。”那人保组的确是够横的；赶集的农民看见他们惟恐避之不及。就是我们这些知青；有时候在街上和他们擦身而过；也能感觉到对方的肩膀很硬；带着劲儿。完了还恶狠狠地瞪你一眼。我们瞧不上他们；他们也不服气我们。当时的形势不无严峻；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老于在工农饭店召集会议即是为此。他一再强调冲突的不可避免；但又反复告诫；只能智取；不可强攻。勤务员们自然无须多虑；但王助理的来头不小；据说还是县委卢书记的什么亲戚。
这天；机会终于被我们等来了。
一个农民在集上卖兔子；恰好二号勤务员上街买菜。他提起一只农民卖的兔子说：“这兔子怕是有病；看着不活泛。”农民说：“活泛；活泛。”二号说：“我看不健康。”农民说：“健康；健康；永远健康。”二号的脸色陡变；啪啦一声将兔子摔在地上。那兔子就是健康也变成不健康的了：“你说什么？竟敢讲反动话！”农民吓得六神无主；抱着兔子苦苦央求二号放过自己。后者威胁道：“舍不得这病怏怏的兔子你就跟我去人保组；人和兔子总得去一个！”
农民舍不得兔子；又怕人保组；急得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我们一帮知青正是这时挤过去看热闹的。
见我们人多势众；二号也不禁心虚。只听老于大大咧咧地问：“咋回事儿啊？”
二号虽然结巴但添油加醋地把经过讲了一遍。如果放在平时；他自然不会有这份耐心。
老于问：“他讲反动话了？”不等二号回答；又转向了围观的农民；“谁听见了？你们谁听见卖兔子的讲反动话了？”
在场的人都说没有听见。我们知青更是大呼小叫：“没听见！没听见！狗日的听见了！”
弄得就是听见的也不敢说自己听见了。
“你说他讲了反动话；那他到底讲了什么？”老于问二号。
“他；他说；兔子健康；永远健康。”二号说。
“好啊；你讲反动话了！”老于大喝一声；
13
不等二号分辩；再次回顾围观的农民；“这孙子讲反动话了；你们听见没有？”“听见了！我们听见了！”在场的人齐声大喊起来。
老于转向二号：“你看看；他讲反动话没有人听见；你讲反动话大家都听见了。”说完一招手；几个手脚麻利的知青扑上去；把二号掀翻在地。
老于对卖兔子的农民说：“借你担子上的麻绳用用。”农民说：“还是算了吧；这兔子也没折。。”
老于没有理会；让人解下担绳将二号捆了个结实。之后老于在前面开路；后面两个知青押着二号；其他知青负责维持秩序；一帮人在赶集农民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向公社革委会大院拥去。进了院子便直奔人保组所在的房子。
那屋顶上的烟囱正冒着烟呢；大概是在等兔子下锅。老于熟门熟路；就像他每天在这里上班一样。
王助理是一个白胖子；脑袋上的头发已经歇光了；大概有两三缕头发横过来搭在脑门上；显得油光水滑的。他自备了一把小梳子；说话时不时地掏出来刮刮脑袋。
当时二号被两个知青按在地上；挣扎着想站起来：“王助理；王部长；我冤枉啊！”他说。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王助理说；然后转向老于；“你们说他讲了反动话；他讲了什么反动话啊？说出来听听嘛。”这一套是老于玩过的；他当然不会上当。
“我们不说；我们说了；就是我们讲反动话了。”
“你倒是够精明的。”王助理说；“那又怎么证明他讲了反动话呢？”
老于说：“请问王助理；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应该怎么说？”
王助理马上站直了；右手握拳；挥动胳膊；同时大声地朗诵道：“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说完；他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自己的右手；大概发现握的不是《毛主席语录》；而是一把小梳子；神情略微紧张。
老于也不追究；他指着地上的二号说：“他把祝愿林副主席的话用到兔子身上去了。。”恰在此时；有人把那只兔子给扔了过来。
兔子的前后腿绑上了绳子；但还是在地上蹦了几蹦；倒地后再也没有爬起来。肯定是某个知青从卖兔子的农民那里买下了兔子；以便造成“人赃俱获”的效果。
王助理看着地上的兔子有些发愣。
老于追问说：“把祝愿林副主席的话用到兔子身上算不算反动？”
只见王助理哼了一声；把小梳子往中山装的口袋里一塞；摘下手表；又是一塞。然后边捋袖子边向二号走过去。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王助理已经抬起手；劈里啪啦地给了二号十几个耳光。巴掌挪开的时候；二号的半边脸上已是血红一片。
这次事件以后；成集街上再也没有人敢与知青争锋了。赶集的农民看见人保组的人仍然避之不及；人保组的勤务员见到知青也一样；惟恐避之不及。撞肩膀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
远远地看见我们过来；勤务员们将军帽压得低低的；最多从帽檐下面偷偷地看上一眼。
我们去成集街上赶集；通常去工农饭店吃饭。那是成集街上唯一的一家国营饭店；也是唯一的一家饭店；只卖饭菜、面条；不卖茶水。
后来我们便自己带了茶叶；在饭店里要了开水；泡上一壶茶；一坐就是一天。泡茶的壶、喝茶的碗都是饭店无偿提供的。到后来工农饭店几乎都快变成茶馆了；当然来此喝茶的只有知青。
知青喝茶不要钱；甚至可以不吃饭店里的饭。
换了农民肯定不行。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以上的优待；按老于的话说：“咱知青为民除害；如许好处也是该得的！”
由于有了一个固定的落脚点；我和大许、吴刚更喜欢赶集了。
5
回到下面的生产队里；日子照旧。直到第二年的冬天；知青屋才总算盖好。它位于老庄子的东边；离村子的主体大概有一百多米；孤零零的一栋泥墙草顶的房子。屋顶上的麦草开始时倒是金黄耀眼的。
我们从村西搬到了村东；从瓦屋搬到了草房里。我说的“我们”是指我和大许、吴刚；不包括邵娜。后者没有搬过来。
住在瓦屋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些风言风语；说我和邵娜在谈对象。大概是为了避嫌；邵娜死活都不肯一起搬过来。实际上；当时我们只是有一点暧昧；最多不过是眉来眼去。连我们自己都不落实的事；村子上的人是怎么知道的？可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邵娜一个人留在瓦屋的东厢房里；晚上早早地就关上了房门。村子上的光棍经常前去骚扰；隔着院墙往里面扔沙姜；或者走到东边的窗户下；故意大声咳嗽。礼九自然没办法制止；他本人避嫌还来不及呢。由于邵娜的这一处境；我不得不每天晚上过去陪她。直到光棍们打熬不住；回家睡觉去了；我这才离开瓦屋。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村上的人会问我：“昨天吃过晚饭你去瓦屋了吧？估摸三更天才回。”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后来我总算明白了；那是因为狗。每天晚饭以后狗吠声将我从村东送到村西；然后再一阵狗吠把我送回来。村上的人睡不着觉；等着听狗叫。由于影响了贫下中农正常的作息；我心里隐隐地有些不安。
每天晚上往瓦屋跑；事情反倒是挑明了。
孤男寡女单独相处；不是那么回事也是那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