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起来一两次，给孩子们盖被子——我经不起，所以病了。现在已痊愈，请勿念！”二姐信中还说：“兰（维世乳名）走了之后，一切东西你去收拾没有？尤其是那包文件太重要了，希望你替我保存起。我出来的时候，只带一床很薄的棉被，现在不够用，请你设法把那床厚而软的棉被托人带给我。交重庆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陆竟如转我。”
二姐离开了延安，维世又去了苏联，她们娘俩儿的东西都留下了。我那时没想着她们可能还会回延安来，结果把她们的东西都送人了。有人没被子，我就说这儿有，让人家拿走了。二姐写信让我给她带被子去，我拿不出来了。当年冬天二姐回来，仍没被子盖，笑着说我：“傻丫头，你没想想，我还得回来呢，我回来用什么？”二姐在重庆时，曾经把她的薄毛衣等好东西，托帅孟奇帅大姐带到延安给我，说我穿上薄毛衣演出，可以显得苗条。
二姐回延安后，是托人告诉我她回来了的。一天，一个同志对我说：“你姐姐回来了，叫你去呢。”我一听，喜出望外，赶紧跟院务处借了匹马，背个小红布书包，快马跑去看二姐。那时二姐住在北门外的一个招待所，见了面，特高兴。二姐让我把马拴在他们那儿的马槽，让我住在她那儿，说了一晚上话，第二天才回去。
我和二姐在延安时，父亲曾经给我们往延安寄过一次钱，三百元票子，我们俩一块儿给花了。那时洗衣服没有肥皂，大家都用淋下的炭灰水洗衣服。木炭的灰，泡在水里，泡出碱来，就可以洗。我们还用它刷牙洗头。父亲寄来钱，我们可高兴了。二姐给我买了肥皂、牙膏，还买了一块布，让我做了一条蓝裤子，穿上美得不得了。
二姐先在*部工作，后来调到边区政府。她参加革命早，资格老，是吃小灶的，但把面粉什么的都接济别人了。她自己一点东西都不留，永远都是给别人。那时一天两顿小米饭、野菜，一点儿油都没有。谁那里要是有一瓶子猪油，大家都过去抢着拌小米饭吃，觉得特别香。一次二姐带我去续范亭家做客，饭桌上的东西，在当时的延安，属于“吃好的”。我在延安很长时间吃不到“好的”，坐在这桌前，一下子吃到嗓子眼儿。那以后，二姐好几次带上我去做客，如在王家坪的滕代远同志家等等，每次，我都能吃到嗓子眼儿，痛痛快快地解回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7）
二姐在*部工作时，住在杨家岭，我常去。一天下午，我从乔儿沟走十几里路到了杨家岭，人家却告诉我二姐已经调到南门外边区政府去了。那时没电话，二姐没法儿通知我她换地方了。我又从杨家岭走十几里路到市场沟去找二姐。我老去二姐那儿，边区政府那院里住的董必武夫人何莲芝、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还有冯韧等几位大姐，也就熟了。尤其是天暖季节，我去时，常遇见她们在院中。那时何莲芝大姐养了只猪，在窑洞里哼哼唧唧进进出出的。她是长征到陕北的老红军，对人特别和气，见到我总是说：“你来玩儿嘛。”每次都是，“你来玩儿嘛。”过了几十年，“*”结束后，在北京八宝山举办孙维世告别仪式时，她也去了，见到我，还是说：“你来玩儿嘛。”她非常怀念我二姐，每次见到二姐的小女儿粤生，总会谈起我二姐，总会难过地落泪。
建国后，一次在北京广安门医院看病，忽然一个老太太叫我：“仍浚！”我一听，这是叫我的名字“任均”，是陕北口音。我不知道她是谁，问：“您是……？”她说：“你是仍浚。鄂（我，陕北音）是刘子丹婆姨。鄂认识你，你不认识鄂。在延安，你去看你二姐，鄂常看见你。鄂认识你。”我想起来，二姐当年指着一间窑洞给我说过，那里住的，是刘志丹的夫人。我和刘志丹婆姨在广安门医院聊了半天，她又跟着我到了我们家。那时我家在广安门内的一个四合院里。可那会儿我不懂得留人吃饭，聊了一会儿，就送她走了。
1945年秋，二姐的三子名世从国统区转到了延安，住在南门外边区政府他妈妈那儿。我每周都去那里，大家见面。那时，宁世去了东北，维世还在苏联，我和一达在延安平剧院。组织上为了照顾二姐身体不好，身边又没有孩子，就让名世留在延安工作。但二姐说不用，前方更需要人。名世便被派到牡丹江炮兵部队去了。
名世走前那几天，二姐牵肠挂肚，给他缝缝补补，没休息好。送走儿子，二姐就病倒了，一个人在窑洞里躺了好几天。她的心情很不平静。国家动荡，战事不宁，自己在颠沛中，拉扯大几个孩子，又舍家抛子，投身革命。身为母亲，哪能不时时挂牵骨肉？与小儿一别数载，相聚仅月余，却又命他去冲锋陷阵。母子情深，焉能割舍？何况这是最小的儿子。孩子此去山高水远，何日才能再聚膝下？二姐心绪起伏，写下一首诗：
送儿上前线
送儿上前线，气壮情亦怆。
五龄父罹难，家贫缺衣粮。
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伤。
烽火遍华夏，音信两渺茫。
昔别儿尚幼，犹着童子装。
今日儿归来，长成父摸样。
相见泪沾襟，往事安能忘？
父志儿能继，辞母上前方。
二姐再没有见到小儿子。1946年秋，名世牺牲在东北战场。
那年，有一次我去找二姐，准备晚上一起看演出，碰上柯仲平同志去看我二姐。柯仲平是诗人，那时在陕北搞民众剧团，发展秦腔，还当过我们延安平剧院副院长。我们一起吃完饭后，二姐不想去看戏了。柯仲平却还想去。他为人热情，说：“我和鲁妹一道去哦。”二姐管我叫“六妹”，他便也叫我“六妹”，但他是南方口音，把“六妹”说成“鲁妹”。路上，他跟我提起，二姐了不起，他很佩服。他说，前些天梁漱溟到延安时，去看望我二姐，被二姐严厉批评了一通，说他“你对不起炳文，对不起共产党。”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8）
民国初年，我二姐和梁漱溟都在报馆里，跟孙炳文一起办《民国报》。他们都是京津同盟会会员，孙炳文对他们很好。大家投身革命，一起奔*共和。梁漱溟用了一辈子的名字“漱溟”，就是我二姐夫孙炳文那时候给他起的笔名。后来社会变迁巨大，梁漱溟潜心佛学、儒学，搞乡村建设，渐自走向思想独立，孙炳文则与朱德、周恩来一起成为*重要干部。蒋介石清党时，把孙炳文抓住杀害了。二姐与梁漱溟，已经多年不见。1946年梁漱溟为国共和谈的事情，到延安劝和时，去看望了我二姐。他那次去延安，急着想出和谈成果，就主张让一让，不打仗，受一个政府领导。当时那种条件下，这使人觉得他是想让共产党放下武器，让出地盘。虽然他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这样的。
当时跟二姐同住边区政府院里的冯韧大姐说，梁漱溟去那里看望我二姐时，二姐哭了，哭得很伤心。她一定是见到梁漱溟后，想起他们年轻时和孙炳文在一起的日子了。曾经那样志同道合，都不喜欢*专制，而今能否殊途同归？冯韧大姐告诉我，二姐哭着说梁漱溟“你对不起炳文”时，梁漱溟一直低着头，难过的样子，没说什么话。
那年10月，维世从苏联回国。二姐在延安听到传说，说维世走到途中什么地方，被国民党方面扣住关了起来。她怕这是真的，急匆匆来找我，焦虑之极。作为母亲，她十分担心女儿性命，哭得非常厉害。她哭着说，她要是没了维世这个宝贝女儿，她简直就没法儿活了，维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她就找蒋介石拼命去。那时，我看二姐的肺病已经不轻了，就劝她别着急，不会出事儿的。
过些天，在胡宗南进攻前，延安准备疏散的时候，二姐前来帮我收拾东西。那时，延安平剧院的人都住在延安北门外中央党校六部，我和二姐就在那里的我家窑洞告别了。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带好组织关系，别弄丢了。“组织关系”是写在纸上的党员证明，那时候人员调动，都自己带着。二姐让我拆开棉袄衣襟，把组织关系藏在棉花团里，再缝上。她嘱咐我，万一遇到敌人，宁可把这张纸咽进肚里，也不能让敌人拿到。她还让我到哪儿都在意着点儿，一定要没病没灾的。跟我分手后，二姐就从边区政府出发离开延安了。过了些天，我和安子文同志的夫人刘竞雄一路步行，从延安走到了晋西北。到山西后，我们住在扈家沟，听说二姐曾在附近的三交搞土改，维世回国后，也到三交来，陪着母亲参加搞土改。但是二姐病重，她们就离开了，我没见到。
没想到，再见到二姐，竟是在她弥留之际。1949年，我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我心想，二姐和维世一定也来参加这个会。我在会上到处找她们，可是找了几天没找到。会快结束了，也打听不到。我知道二姐身体不好，心里非常着急。一天刚散大会，我看见邓颖超同志还在台上，就不管不顾，径直跳上去，跑到她跟前，问：“邓大姐，您知道我姐姐和维世她们现在在哪儿吗？我一直找不到她们。”邓大姐见是我，说，你姐姐病重了，住在天津天和医院，去了一个月了，维世也在那里照顾她。孙泱先前也在那里，后来要去东北工作，走了，就维世一个人在那儿陪着了。
我赶紧跟住在清华的三姐联系上，4月9日，一块儿坐火车赶到天津去看二姐。那时我的大女儿乔乔才四五个月大，还在吃奶，必须带着。我们就把从延安带出来的保姆唐来春也带上，让她抱着乔乔。唐来春是陕北人，是我在延安生了乔乔以后，住在宝塔山时，组织上给雇的。她从延安开始照顾乔乔，一直跟随我们进了北京。 。。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9）
在天津的病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