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也都来看我。
跟冯友兰在一起，三姐任载坤一直心很安静（2）
钟璞在清华门口接我们那天，三姐夫芝生兄也在家等我们，大家一起吃了饭。芝生兄在学问上是一代宗师，但平常话不多。那天却问了我们好多延安的事情，津津有味地听我们讲，很有兴致。后来，三姐三姐夫又进城来看我们，在前门大街请我和一达吃烧麦。在饭馆里，旁人都看着奇怪：一对衣衫整齐的文化人夫妇，怎么跟一对穿着解放服、腰里扎着皮带的土八路夫妇，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
跟三姐一起安葬二姐后，我和一达留在北京，工作未定，就带着儿子延风、女儿乔乔，去清华乙所三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住在那儿，所以我们在延安的原单位的人，邓泽、张一然等，也就都到我三姐家串门，来看我们，还在那儿高兴地玩，跳舞什么的。在清华三姐家住着时，梁思成先生听芝生兄说我们是从延安来的，就要跟我们见面，约了时间到三姐家来。我们知道梁思成是一个搞建筑的大专家，一见面，却是一个特别平易的知识分子，说话客气得很。梁思成问我们毛主席喜欢住什么房子，可是我们只知道毛主席住窑洞，答不上来，弄得他挺失望的。我们多年在陕北钻窑洞，显得很土。那时三姐家有一个电冰箱，我看着特别新鲜。当时北京城里没什么电冰箱，清华园里也只有这一个。那是芝生兄在1948年从美国归来时带回来的，后来捐给抗美援朝志愿军了。
我们还在城里白米斜街3号住过。那也是三姐家的房子。当时，我们住前院，闻一多先生的夫人住在后院。芝生兄和闻一多是相交多年的好友。闻一多被暗杀后，清华大学不再给他夫人提供住宅，冯友兰就邀她带孩子住在白米斜街了。三姐曾带着我，穿过狭窄的侧夹道，去后院看望闻太太。我父亲因二姐去世来北京时，也在那里住。那之后，我和三姐一起，随父亲回了趟新蔡老家。
不久，一达和我的工作分在了北京，我开始上下班了。但在天津做领导工作的黄火青同志，想调一达到那儿去工作，我们就去天津了。三姐和钟璞到前门火车站送我们上了火车。我们到天津后，三姐曾提着一大坛子她自己做的江米酒，专门从北京跑去看我们。她知道我特别喜欢吃江米酒。
过几年，组织上让我们出国工作，我们就把孩子留在了北京。我那时已有四个孩子，最小的明明我带出国，三个大的，就由三姐做监护人，另外一个监护人是我的好友黄灼。老大延风那时在北京七中念书，两个女儿，乔乔在芳草地小学，津津在外交部幼儿园，周末都要接送。后来左莹、黄灼夫妇帮忙办理，把乔乔、津津都送进了育英学校。平常周末，孩子们有时到黄灼家，有时回我三姐家。寒暑假则都在我三姐家。那时三姐家已经从清华搬到北大了。钟璞有一次到芳草地小学接乔乔，赶上下雨，就叫了辆三轮车。但是雨越下越大，白茫茫一片，没法儿走了，就拐到一个出租汽车站。那儿只有几辆出租车，等了半天，终于等来一辆，钟璞才把乔乔接回北大。暑假时，孩子们就在三姐家，跟三姐大女儿钟莲的孩子们一起，整天围着未名湖跑，满学校钻，一块儿玩儿得高兴。津津那时小，不知为什么不爱看电影，一说要去看电影，就藏起来。等其他孩子都走了，三姐就叫：“津津，都走啦，出来吧。”津津才爬出来。
跟冯友兰在一起，三姐任载坤一直心很安静（3）
曾经师范毕业、当过学校校长的三姐，一生都贡献给家庭、贡献给丈夫冯友兰了。三姐和大姐、二姐一样，都是“改组派”，就是小时候缠过脚，但缠得不厉害，后来放了，看不出来。她们都是有文化的女性。三姐很有修养，无论对待任何事物，她都慢条斯理，从不大喊大叫。她穿戴打扮起来，特别高雅，就像个贵妇人。她很有工作能力，后来辅助丈夫，就不在外面做事了。她把家里安排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条有理。抗战期间在云南西南联大时，生活艰辛，有些教授卖文卖字刻图章，我三姐就卖炸麻花，用这些办法来补贴家用。
解放以后我父亲来北京时，在清华乙所我三姐家住过。1949年，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到乙所看我父亲。有一次钟璞一个人在家时，周恩来来访。钟璞当时对领导人没什么具体概念，外祖父不在，她就礼貌地请客人在客厅里坐等，她自己在里间跟同学说话，让人家等了半天。维世一次从苏联回来，也住在乙所，周恩来带一些人来参观清华时，联系好让维世在校门口等他们。维世带着钟璞，陪着他们在清华校园里走了一圈。
搬到北大后，三姐曾在北大校园里做燕南园等八大园居委会主任，坐着一辆三轮车全校跑。谁家卫生不好，三姐就带一帮老太太帮助搞卫生。三姐对居民的事情非常关心投入，选基层人民代表的时候，“任大姐”（三姐）的呼声很高。当时北大校园里的居委会经常在三姐家里开会。每次到家里来开居委会，芝生兄只管坐在书房里，静静地做自己的学问。后来在“*”的暴风骤雨中，他能走过来，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个安稳的家。芝生兄常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位女子，后来为此曾在旧金山机场口占一绝：“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他的贤妻就是我三姐，女儿是指钟璞。
我们50年代末回国后，多年在北京工作，跟三姐往来很多。“*”以前，三姐家经济条件好。她和芝生兄知道我孩子多，负担重，所以只要出门吃饭，准叫上我，带着我全家孩子打牙祭。我在北方昆曲剧院上班的时候，一次三姐打个电话到我单位，约我中午一起出去吃饭。然后，三姐和芝生兄就进城来找我。我下班往外走，路过我们单位传达室，看见三姐和芝生兄两人在里面，正坐在个长条板凳上等我下班呢。他们等了我很长时间，为的是带我去同和居吃饭。那时，孩子们都还小。每年暑假，我们全家都要到三姐家住一住，让孩子们在北大校园里跑一跑，还跟三姐全家同游颐和园。
记得我还是少年儿童的时候，年龄甚至比姐姐们的孩子还小，但是就得仰起脸儿来，跟黄志烜、孙炳文、冯友兰这三位大知识分子称兄道妹。父亲因循旧礼，三位姐夫都过了冠岁，便不呼他们的名，而称他们的字了。父亲让我也这样称呼，管大姐夫黄肇修叫“志烜兄”，管二姐夫孙炳文叫“浚明兄”，管三姐夫冯友兰叫“芝生兄”。想起来，挺滑稽的。这三位姐夫则都管岳父岳母叫“舅父舅母”，好像是从古代“外舅”那里继承来的规矩。两三千年前的《尔雅·释亲》里就说“妻之父为外舅。”我看父亲给母亲的信里提到黄志烜、孙炳文时，也说是“志烜甥”、“浚甥”。后来一达给我父亲写信，也称“舅父大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跟冯友兰在一起，三姐任载坤一直心很安静（4）
“*”中，芝生兄出去挨斗，三姐就拿个板凳，坐在门后等他回来。抄家时，三姐眼看着她的一个晶莹炫彩的钻石戒指，被一个抄家的女的带在手指上拿走了。“*”后期，三姐跟我说，人都没事儿就好，东西就不再要了。他们家被抄得很厉害，东西丢得非常多。“*”中有一段时间，芝生兄工资被扣，三姐家生活非常困窘。一次三姐到我家来，聊起这些事，我便给她钱帮助她。那时一达的工资也被扣着，我钱不多，就给了她一百元。芝生兄工资补发后，三姐硬是加倍还了我。三姐说，幸亏六妹给我点儿钱，要不当时真过不去了。唐山大地震后，我和一达也曾住在北大三姐家的地震棚里。“*”期间，我在三姐家跟她谈宁世、维世的死讯时，难抑悲情，痛哭不已，三姐也哭得伤心。钟璞边落泪边劝慰我们。三姐说：“江青不就是个演电影的吗？怎么能让她出来了？毛主席怎么娶了这么个人？”30年代，三姐就知道艺人蓝萍的那些烂事儿。
从50年代开始，我们跟三姐和芝生兄一直往来密切，我觉得芝生兄这个人，不是那种一脑门子官司的人，而是一脑门子学问，是个真正的学者。他从清华转到北大后，好一阵子不让他教课。有他的课时，学生们都准备着批判这教授。可是，他不论是在逆境里，还是在顺境中，总是那么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样子。我觉得三姐跟他在一起，心也一直很安静。
三姐家1952年住进北大燕南园54号，1957年搬到57号，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中，57号曾经又住进来五户。公家把三姐家的客厅中间砌起一堵墙，外间做系里的学习室。后来房子都还了，但这堵墙再没拆，到现在也没拆。
1977年，三姐肺癌病重。我接到钟璞打来电话，到三姐家里去看她。三姐躺在床上跟我说话，问长问短的。我想应该没大问题。后来又接到电话，说病重了。我又去三姐家，带些鲜姜。那时传说姜能止痛，可是定量供应，一家才能买二两姜。第三次，三姐已经住在北大校医院了。她躺在病床上，人变得很瘦，很弱。她看见我，就伸出手要拉我的手，拉住我的手后，就看着我。我看着变成这样的三姐，心如刀绞，不知该用什么话安慰她，只忍住难过，说：“三姐，你会好的……”三姐看了我半天，才声音微弱地说了一句话。她说：“六妹呀，就剩你一个了。”只这一句，说得我心里翻江倒海，撕扯刀割。我那么多姐姐，从此就该一个都没了！我再也忍不住，面对三姐，失声痛哭起来。
从此以后，六姐妹中，真的就剩我一个了。
我说过，我们姐妹有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最后看起来，是殊途同归。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虽然看上去曾经追求不一样，走过的道路也相距甚远，但是，不论我们是曾经走上革命的道路，还是适应社会，在家中相夫教子，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