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第八村民组，孙二孬娶了杜小宝、刘臭蛋他们的同学，那个领歌委员马玉花；再如孙二孬的妹妹孙丫丫考上了省里的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唐都市人民医院当了医生；还有贵亭叔的孙女刘小芬嫁到了高楼街一户姓沈的人家；小公社的走资派曹书记当了县统战部部长；台湾老兵孙丙豪回归故乡，等等，我都会慢慢地告诉你的。
杜小宝是泥水匠杜凤翔的儿子，杜思磊是木匠杜凤梧的儿子。杜凤翔和杜凤梧共有一个父亲，是一对亲兄弟，杜小宝和杜思磊共有一个爷爷，他们两个是堂兄弟关系。按他们爷爷杜兴立下的规矩，他们这一辈人是“思”字辈，所以杜小宝大名叫杜思宝，他还有一个亲弟弟小暖叫杜思暖。
杜思宝的爷爷杜兴经常念叨：“也不知你二爷的儿子杜凤桐是怎样给孩子起名的，要是也用‘思’字该有多好！”
杜凤桐是杜兴的弟弟杜旺的儿子，早年因为修淮水市的白沙湾水库有功，到湖北农场当了农业工人，前几年曾经回来探过一次家。杜旺老两口已经谢世，杜凤桐识字不多，不会写信，这几年很少同老家联系。杜思宝在爷爷的催促下，把杜兴要统一下辈字“派”的意思，写了一封信，告诉了千里之外的堂叔杜凤桐。
他们原来以为写这封信是白搭工夫，谁知杜凤桐很快就让他儿子代写一封信，热烈地响应了大伯的号召，已经把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的名字统统改为“杜思×”。这让杜思宝好长时间弄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堂伯伯，连父母生病、死亡都不回来探望一下，竟然对统一起名这么感兴趣？真是咄咄怪事。
一般说来，男孩子是用来传宗接代的，起名字必须慎重。对于女孩子来说，长大了，终归是人家的人，命名的规则没有男孩子那么严肃认真。尽管杜家所有男孩子都统一用了“思”字，但杜思宝的两个妹妹小朗和小春，并没有随他们的“思”字，仍然叫“小朗”和“小春”，这是上了大学的杜思宝的意思。杜思宝的爷爷和爹爹当然依从，因为在他们眼中，小宝是他们人老几辈子中头一个文化水儿最深的人，他说不让用“思”自然有很深的道理。在他考上大学的那一年，他爷爷就常常夸口说：“哈，俺家小宝考上大学，在清朝以前，就是中了状元啊！”那份自豪和骄傲溢于言表。其实，不让用“思”字的含义，只有“状元”杜思宝自己心知肚明，他不好意思把问题的根源说出来。要不然，让那些文人知道小宝的妹妹，一个叫“思郎（朗）”，一个叫“思春”，是多么不雅观的名字。
姓名是人们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符号，在我的吃饱了饭、穿暖了衣的乡亲们的心目中，是马虎不得的。
咱们中国人，自古很讲究长幼顺序。中国文字又是方块字，一字一音，给我们的人民起名字带来了方便。生了孩子起名字时，一辈人统一用一个字，冠在名字中。这个字我们那里叫“派”，与姓氏相连，或嵌在中间，或缀在尾部。都共同拥有这一个字的男男女女，表示是同代人，属于兄弟姐妹的关系。姓孔的、姓孟的是圣人后代，比我们这些杂姓氏更加严格，他们不仅从来不会乱“派”，而且约定俗成，两姓人用的是同一种“派”。所以，台湾的报纸曾经宣称，孔氏家族在台湾，到目前已经排到九十二代了。
据说，咱们的老祖宗自从有了姓氏之后，起名字一般都是用两个字，这就给统一一个字“派”留下了余地。虽然容易发生重名的现象，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幸亏是用两个字，要是用一个字，更容易发生重名。好在超过五代以上，相互之间的字“派”就趋于淡化，只好另辟蹊径，重立字“派”。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出现各种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辈分开始杂乱起来。比如，有的亲堂叔、侄，因为婶子和侄媳妇之间存在着表姐妹关系，认真计较起来，这称呼就显得特别麻烦。你不要以为，要是亲弟兄二人，娶到了亲姐妹二人，应该没有什么了，然而不然。若是西洋人，并不算什么，叔叔与舅舅都是一个“Uncle”，一样地尊敬，在我们中国，就要加以区别。我们细致的祖宗们，创造的称呼太复杂了，像兄弟娶了姐妹这种情况，如果哥哥生了个孩子，应该向叔叔的老婆叫“姨” 呢，还是叫“婶子”？反之亦然。尽管如此，我们的祖宗们自有解决办法，“亲戚旮撂（曲弯的意思），各称各叫”，从来没有因此发生过多大的宗亲冲突。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在西汉末年，王莽篡政，设立了新朝。他为了革除以往的习俗，曾经别出心裁地下令，所有人名只允许用一个字。所以，你翻烂一部《三国演义》，所有的人名，刘备呀，曹操呀，赵云呀、夏侯渊呀，找不到一个人名是用两个字的。当然，为了避免重名现象，人们又起了“字”，就出现了“姓×名×字××”的复杂称谓。到了《水浒传》中，写的是宋朝的人物，单字的人名仍然很多，但有了卢俊义、鲁智深等人，双字的人名出现了，并且有了“浪里白条”、“青面兽”等更能体现人物个性的诨号。而我们当代人，习惯为自己的孩子起一个字的人名，搞得用电脑统计，全国的“王伟”有上百万个。如果一个人成名，大家都沾光。要是通缉这个人，不知有多少人可能受到审查的株连。
家谱（2）
上述这些，好像不是小说，而是历史考证，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为了和我们那里的民俗相比较，也为了说明中华民族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不得不说。
改革开放以后，家家户户分了地，不二年，吃红薯干面做成的黑面馍，就成了过去。老话说，“衣食足，知荣辱”。寨子里的几个老年人开始活跃起来，各姓氏都有人牵头搞起了续家谱。在这些老人看来，如果不办这种事儿，就好像对不起老祖宗似的。
在我们马寨，大姓氏的是孙、刘两家，一直没有乱派。如孙乃器、孙乃社是孙家的一代人，是“乃”字辈；下一代是孙丙豪、孙丙印等，是“丙”字辈；再下一代是孙松寅、孙松涛等，是“松”字辈。孙二孬就叫孙丙贵，只有他割过牛舌头的爹一直叫孙满仓，其实大名也叫孙乃祥。
刘家刘大爷他们堂兄弟十几个，用的字“派”是“立”字，到刘庆典一辈人用的是“庆”字，下一辈人用的是“继”字。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贵亭叔，本来与刘庆典一辈，他的儿子春生应该是“继”字辈，但他们好像都没有大号，反正即使有，也没有叫响过。
杜家原来没有字“派”，七太爷他们都是随意起的名字。杜思宝的爷爷杜兴和弟弟杜旺商量后，开始立了规矩。他们动员了自己脑细胞里边所有的文化知识，参考了乡里乡亲们中用过的最好字眼儿，在他们的下一辈用了“凤”字，于是有了杜凤翔、杜凤梧和杜凤桐。由于经常缺吃少穿，杜兴给杜凤翔的两个儿子起了“小宝”和“小暖”后，杜凤梧有了儿子小磊。这时，杜旺下世了，他儿子杜凤桐又远在千里之外当工人，杜兴没人可以商量，就自己想，人得有个盼头，所以决定让孙子辈用“思”字。得到了温饱以后，下一代一定不能再过苦日子了，再往下代传，用“长、久”，等等。
发生这些续家谱、排字“派”的风气，是在杜思磊拐走刘继宗的媳妇那一年开始兴盛的，当然与杜思磊有没有拐走刘继宗的媳妇无关，也不尽然是因为吃饱饭以后发生的。被###的老财主孙乃器的儿子孙丙豪从台湾回来探亲，应该属于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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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1）
孙丙豪同他的小妹妹孙转联系上，是在1982年。这里边的曲折，难以一言尽述。
孙丙豪走的时候是在1948年，那年他刚刚满二十一岁。这个财主家的儿子，当时在省会汴梁城，历史上又叫“东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市，读高中二年级。我们寨子里的群众，听到哪里吵吵闹闹的时候，就会说：“干啥呀，热闹‘东京’的！”这里的“东京”，绝对不是指日本的东京，而是指的古都汴梁城。历史上的汴梁，是繁华的都市，热闹非凡。到了宋朝，是朝廷老子居住的地方，进入鼎盛时期，你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到当时热闹的景象。
然而，这地方真正最热闹的时候，要数解放开封的那几天。解放军隆隆的枪炮声，整整响了三天三夜，把城墙轰开十几处缺口以后，留守在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十三军残部，兵败如山倒，丢盔弃甲，竟然把一部分为了扩充兵员，临时征集的高中学生裹挟在里边，不战而逃。
这一批败兵，顺着大路，跑到了现在的107国道上，向西南逃窜。在他们裹挟的学生中，就有孙丙豪和他的同学们，他们都是些家境好的人家的孩子，不然，肯定没有钱跑到省城，上全省为数极少的高级中学。这些青年人，在这种情况下，跟着国民党军队残部跑，大多数属于自愿的性质。中途，也有的人脱队回家，军队里长官们并不难为他们，随他们的便。最坚定地跟着部队走的学生，有的是豫北人，那里已经解放，他们断了接济，知道已经无家可归。有的学生铁心要当兵，跟着国民党走。
当十三军残部狼狈地跑到西乡赵集的时候，又与挺进大别山的李先念部队遭遇上了，这股溃不成军的残部边打边撤，折转身向东南逃窜，一直窜到了我们马寨，才得到暂时的喘息。我们那里的群众对这一幕，记忆非常深刻。多年以后，他们讥讽那些带狼狈相的人，常常形容说，“看你那糟样子，跟打垮的十三军一样”，出处就在这里。
跑得衣衫褴褛的孙丙豪，神奇地回到家里，母子俩抱头痛哭。母亲没有抱怨兵荒马乱，却向他哭诉了他父亲孙乃器，花三十块大洋买了一个小老婆的事情，这小老婆就是后来上吊而死的胡荣花。这些家庭变故，让年轻的孙丙豪怒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