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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想把自己长这么大，所见所闻，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四十多年的时光，我们经历了农业时代，进入到工业时代、信息时代。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大主题，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理一理脉络，挖掘出渐被淹没的事物，也不能说不是一种尝试。
比如我小时候整天见到的石磙、石碾、石磨、石臼、算盘、牛车等生产生活用具，剃头匠、劁猪匠、木匠、泥瓦匠等手艺人，牛车、人力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以至于到现在的BP机、录像机等高科技产品，这些东西，即将淡出人们生活。如果不诉诸文字，恐怕我们的后人将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根本不会了解父辈们创业的艰辛，不知道一代又一代人，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这种打算，落实在行动中时，相当困难。如果只搞实物记载，写出来肯定枯燥无味。经过思考，我决定以文学的形式予以展现。
于是，我脑海中的人物就出来了，从七太爷和小宝一家，元叔和凤姑，孙满仓和胡荣花，刘庆典和春妮，陈聪老师和丁老师，孙二孬和刘臭蛋，杜思宝和孙丫丫，刘继苹、刘继先和狼叔，胡万有和孙乃社，台湾老兵孙丙豪等，他们的离合悲欢，浮沉涨落，构成了文章的主题。事物也出来了，科学技术的成果与他们相生相伴，国家发展的大气候与他们同息共存。故事也出来了，既有欢笑和诙谐，也有苦难和沉重。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有着不同的追求。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人们向往的是温饱；实现温饱的目标后，人们追求富裕；贫富差距拉开了，人们各自在自己的坐标点上，寻找提升资本积累和生活质量的途径。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的新生活，也因人而异，处在不同的消费和使用的层次上。所有方便快捷的现代生活方式，又会给传统道德带来严峻的挑战和冲击，人们照样面临着情感、教育子女、就业方式等方面的重压和困惑。通过对他们行为状态的描述，把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到进入21世纪后的三个时段，科学技术对人们的巨大影响展示出来。
状物、记人和叙事，混合在一起，尤其是比较多的状物，与正常的小说概念相比，就显得特别怪。所以，这部书是一个非驴非马的另类作品。写起来也是比较困难的，需要有对事物的深刻洞察、认识、剖析和浑厚的艺术功力。能不能达到这一要求，由读者自己去评判。
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夫人郭成敏女士是第一位听众，她为书中展现的事物、人物的奇妙曲折组合而感动和振奋，每听完一两个章节，总觉得意犹未尽。最亲密的朋友得以先睹为快，对书中的语言表述，帮助作者进行校改，文字中出现的不当之处，帮助作者进行订正。这本书若能够面世，首先应当归功于他们。
能够读到这部书草稿的朋友们，对这部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说，他们为书中的个别人物命运，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有的说，读了上卷，让我回到了少年时代；有的说，对于某些理论方面的描述，言简意赅，让人明白了不少原来弄不清楚的一些道理；有的说，没有想到，农村的生活和我们现实中的生活，竟然如此丰富多彩。他们一致认为，我能够拿出这部“书”，是因为在我的骨子里，有着深厚的农民情结和科技情结。
是啊，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这部书从立意、构思，到动手写作，直至完篇，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我觉得，能够拿出三四十万字，它不是鬼使神差，而是从我的潜意识里流淌出来的。几十年的时光过去了，书中的所有意象，可能早就在我的心中形成了网络。如果它能够面世，一定是在为我的父老乡亲们树碑立传。我是他们的儿子，我太热爱他们了。能够用文字把他们的生存状态展现出来，正是他们在我的血液里注入的历史使命起着重要的发酵作用。
从2006年2月1日开始，我既要在单位工作，又要参加市委党校的学习，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公事、私事，熬了百十个不眠之夜，终于在5月7日夜完成初稿。就像一个产妇，在阵痛中分娩出了一个长满嫩毛的孩子，腹中空空荡荡，心里一团高兴。不管它有多么丑陋，还是希望读者能够喜爱它，指教它，让它完善，在当前汗牛充栋的出版物中，占有一席之地。
郝树声
2006年5月10日（＇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