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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和富人在未来不可能是两个势不两立的阶级，这种观念和思想已经过时了，而且这种观点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他们完全可以共同相处，并且给对方创造和提供给予奉献的机会和环境。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人的素质、教养高低几乎与他拥有的金钱、物质财富没有关系。德兰修女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人物之一，但在她去世时，她全部的个人财产就是一张《耶稣受难图》一双凉鞋和三件旧衣服。所以，从内心深处来说，我不能接受按照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来划分人的素质高低，并以这种假设为出发点得出的结论，甚至采取行动。
在这篇博客写完后，发现任总又写了一篇博客，题目是《不能用道德观点否认经济规律》。在博客的开头，他描述了美国洛杉矶富人区的情景，这似乎是他心目中城市发展的楷模和榜样。而我只想用一段数字来说明洛杉矶这个城市：
“洛杉矶每100；000人中有人被强奸，比紧随其后的两个城市圣路易和费城高出两倍，比芝加哥人的比率高出3倍，比纽约人的比率高出4倍。
在其他更为严重的人身攻击方面，洛杉矶拥有每 100；000人中185人的比率，相比之下，巴尔的摩是人，圣路易人，纽约人，芝加哥79人。
洛杉矶整个犯罪率是每10万人中人犯罪，远远超过紧随其后的圣路易和休斯敦（分别为人和人），而纽约和芝加哥则分别为人和人。”
还是要再强调一下，我只是在说明我的个人观点，我的见识是有限的，也不一定全面，希望与任总和更多有识之士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很有价值，我也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
潘石屹
二00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
//blog。sina。/u/4679dbbf010001v8
瑞士的达沃斯在阿尔卑斯山脉脚下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冬天的气温很低，经常是零下十几摄氏度，甚至零下二十摄氏度，但却没有任何的风，空气也非常潮湿，空中还时不时有雪花飘落下来，感觉不是很冷，而且常年积累下来的雪很厚，大概有一米多厚，很干净，很洁白，给人的意境却很美。
达沃斯现在有6000多居民，在过去的冬天，因为这里的山大坡陡，所以常常发生雪崩，现在在陡坡的地方做了一些防护措施——起防护作用的护栏，雪崩的现象不再发生了，这里也因此成了开会的盛地，许多国家元首、皇室成员、跨国公司的CEO，以及各行各业的明星每年冬天都汇集到这里。
瑞士给中国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可能除了瑞士军刀和瑞士巧克力之外，就算是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了。
正是开会的季节，这里住满了各国政要、CEO、明星、诗人、作家等等，我们只能住在山脚下一个叫卡莱斯的村子里的一个小饭店里，饭店很小，我们住的房间也很小，除了一张床，我们的两个箱子放进去之后，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了。好在每天都在紧张地开会，早起晚归，回到饭店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倒头就睡了，房子小一些也没有什么影响，但上网很不方便。
卡莱斯离达沃斯还有18公里的路，每天都要经过好几道严格的检查才能进入会场。第一天，我在主会场遇到了张永和，我们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我们坐到了一起参加会议。会议开始之前，我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他说，发生了一次车祸，撞断了三根肋骨，其中一根肋骨插到肺里，把身体撞了个稀里哗啦。去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任教之后，张永和似乎变得更沉默了。
开完这个会，我对张永和说：“下一个会是曾培炎的演讲，我们坐在前面去吧。”张永和问我曾培炎是谁，我说：“他是中国的副总理。”张永和说：“哦，是真的吗？”我说：“当然！”我们一起坐在了前面。
曾培炎的讲演有讲稿，讲完后，我们旁边的外国人说：“讲得好，中国领导人的态度，讲话的语气都很谦和、很诚恳。”我当时忙着照相，没有注意听具体的内容，出门时发现在门口的桌子上，曾培炎副总理讲话的中英文稿都整齐地摆放在那里，封面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其他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于是我拿了一本带回来了。
曾培炎副总理的讲话，主要是根据中国的“十一五规划”而讲的，讲的都是关于中国未来如何发展的事情，都在往前看。而上一次德国总理默克尔讲的内容却总是离不开东西柏林的合并，柏林墙的倒塌，讲的都是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事情，这与中国往前看、求发展的角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会议上每人发了一张图表，这张图表上面的数字是从1820年以来，中国、日本、印度和其他的亚洲国家在世界GDP中占的比重。我看到在1820年时，中国在世界GDP中占了三分之一的比重，可是到了1973年，只有5％了。中国未来的目标，如果GDP能恢复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占世界的水平，中国就富强了，中国人民也就富裕了。
我在想，19世纪的欧洲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可以从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看到法国当时的经济情景，穷人从贫困走向绝望，从绝望走向犯罪的道路。《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为了偷一个面包，又多次越狱，被判了19年的苦役。而今天的法国，面包好像不要钱似的，变得不再值钱了。
我记得去年夏天，我和张欣带着两个小孩在巴黎，当时，两个小孩看到马路上一辆装可口可乐的车上有一只猫，于是就对着那只猫指指划划的。那个装卸工听不懂中文，以为两个小孩想要可口可乐喝，马上给他们每人送了一罐。张欣还对小孩说：可乐太甜，少喝点，别把牙喝坏了。
这就是今天的法国，而这个国家就是100年前“悲惨世界”发生的国家。
评论///
林夕
/// 2006/01/30 /// 15：43：24
“瑞士给中国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可能除了瑞士军刀和瑞士巧克力之外，就算是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了。”
指出一个错误，瑞士给中国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当数瑞士手表。大家都为腕上生辉而牢牢地记住了劳力士，江诗丹顿……瑞士的巧克力出名是因为瑞士巧克力不甜。瑞士军刀出名是因为刀上没沾过血。
倒是瑞士的皑皑白雪，纯净得一尘不染而最让人难忘。
haha8haha
/// 2006/02/03 /// 22：10：03
随着美国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欧洲也不得不从欧盟的温室中走出，开始他们迟来的全球化征程，幸好文化的差异造就了产品上的特征。
1820年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现在大不相同，单纯的GDP指标已无法量度现在与过去，何时能寻回自己的路，像大清、大唐、大明一样结结实实地把GDP踩在自己的脚下，还需我们一起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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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不是群众运动
//blog。sina。/u/4679dbbf010001v1
就要坐飞机去瑞士的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了，在飞机上带一本什么书看呢？想了一下，对“上帝的显圣者”——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和佛陀我都有一些粗浅的了解，但是对印度的显圣者克里希那我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于是我在书架上找了找，正好发现有一本克里希那·穆提的书，书名叫《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我顺手拿上，准备在飞机上翻翻。
上了飞机打开书一看，发现这位克里希那和那位显圣者克里希那虽然都生活在印度，名字的前部分也是一样的，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是两回事。这位克里希那是近一百年出现的一位印度哲学家，而我之前想到的那位印度教的始祖显圣者克里希那，却是印度几千年前的人物了。
我一直认为人的灵魂、精神是可以得到启示的，而带来这种启示的有时可能是一本书，有时是与某人的一次谈话，或者是一件事，又或者是一幅艺术作品，是一首诗，再或者是佛教中的一个小故事，是阿难的一个微笑。在禅宗中，这种灵魂的启示可能是出其不意地大喊一声，或是打你一拳，或是扫地的时候一个小石子撞到竹子上发出的声音等等。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特定的状态下，这些事件与人的心灵发生了共鸣，人的灵魂就得到了启示。无论如何，任何启示都是个人发自内心的活动，与旁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旁人的经验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别人用一种办法得到了启示，对你来说就不一定行得通，所以有句话叫“自行见证”，模仿是没有用的，灵魂的启示是无法简单地去重复的。
在飞机上的几个小时确实很无聊，虽然拿错了书，也就凑合看一看吧。克里希那·穆提虽然不是显圣者，但看他的一些言论和思想也充满了智慧，例如有人问他：什么是智慧？他说：给智慧下定义的人是最没有智慧的，因为他在给智慧下定义时他的智慧已经消失了。
这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急需创新”，中国的会议主题也常常是“创新”。而“创新”就是在已有的模式之外去勇敢地探索，而不是简单的重复、模仿。当“创新”成为了一场步调一致的群众运动时，创新也就只能停留在物质的层面，甚至流于形式和简单的口号上。创新的实质实际上是灵魂的启示，创新是精神的进步。
按此理解，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最大的一次创新活动，因为它是在已有的模式之外做的勇敢探索。
评论///
铁海
/// 2006/01/29 /// 23：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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