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生活我觉得很充实。
后来我们班同学回忆起我在宿舍的样子，说：‘这李咏呀，心事特多，半夜醒来，看他躲在帐子里，抽着一根烟，点着一根蜡，也不知他是在想什么？’其实我早忘了想什么了，只记得那段时间脑子里经常自生自灭地冒着些小火花，挺不错的。”
虽然远离了父母，大学的日子依然按部就班地没有什么变化，当时的他，对于自己的大学时代颇有些不以为然：“那跟牢房差不多，当然那是过去了，现在可能会好得多，那时候对一个青春年少、精力旺盛的孩子来讲，在大学的4年，包括在学校里，确确实实也许是因为教育体制的问题，素质教育确实是没跟上，我们沉迷于分数当中，沉迷于如果没有好的分数将来怎么办？沉迷于这样的噩梦当中，当然，学生时代过得很轻松，但是现在想起，确实是一个很可怕的经历，有时候说把李咏打回到年轻的时代，愿意不愿意？我说我不愿意。”
年轻很美好，但是每个人的年轻时代又遭遇着周围的环境，所以人生历程中的年轻时代与年轻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北京广播学院在2004年9月的50年校庆的时候更名为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成为###直属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是中国信息传播教育的最高学府，从中毕业的学子，大量分布于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等领域。
1991年李咏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后来的妻子哈文，以及《梦想中国》的对手节目《超级女声》的幕后与台前的功臣王鹏与夏青。无巧不成书的还有，在大学时，他们不但是同班的同学，而且李咏与王鹏同宿舍，哈文与夏青也同宿舍。再后来，李咏与哈文结为夫妻，夏青与王鹏同样如此。
毕业的那一年，全班一共39名同学，只有李咏一个人留在了央视，同班同学都很惊讶，说真是“人不可貌相”。李咏的这一届，正是毕业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届，但却是留在央视最少的一届。没有人料到李咏能够留在央视，连他自己也不抱什么希望。招聘的方式和现在一些真人秀选拔一样，采用闭路电视进行选拔，从台长到各个部的主任都参与了招聘。李咏对自己不抱希望，但既来之则安之，走到电视前的他倒是十分放松。他畅所欲言，纵情发挥，并没有将电视前的表现当作是央视招聘他的选择标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奢望”留在央视。
结果总是出人意料，第二天，央视到北京广播学院要人，告诉他央视留下了他，李咏说，他激动得差点晕倒。
给李咏分配的是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的北美卫星栏目，也是今天《中国新闻》的前身。在国内的状况是，央视四套的节目，其收视率远低与一、二套的节目，李咏虽然学的是播音专业，但是却很少有机会走到镜头前。虽然那个时候还是个无名小卒，但是李咏却并未感到对他这个学播音的人来说有什么郁闷的，相反，他说，自己做的是播音员的编制，但干着的却是编导的活，虽然收视率不甚理想，但是可以任他自由发挥，不但不郁闷，反而是一件颇为愉快的事情。虽然学的是播音，但他认为自己如果真的继续搞播音，那还真的没有什么大出息，在李咏的感觉中，播音只是念念别人写好的稿子，没有自己的能动性，相比之下，他还是更愿意去做记者或者编导。因此，最初，他在《中国报道》栏目做过一段时期的记者。
但是刚进央视报道时却发生了一点小插曲，也促使李咏在播音与记者两者之间选择了后者。当时的西藏电视台要开男女对播，急需男播音员，因此跑到央视借。李咏刚进央视，作为新人嘛，总要接受一些历练，于是“援藏”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那时李咏很瘦，身高米，体重却只有58公斤，他并不是很乐意现在又去西藏电视台，横生枝节，还幻想自己体检不过关，卸掉这个“艰巨任务”。但是事与愿违，体检完身体之后，医生很高兴地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小伙子，你这副身板是最适合在高原生活了。
席不暇暖，李咏就只好收拾行囊离开了央视，来到西藏工作。在西藏的日子虽然不长，却令人难忘：“那时西藏电视台实在太落后了，每天就是冲着镜子念报纸、值班，没劲透了！”半年后，李咏的“援藏”任务完成，回到央视，他惟一的要求便是决不再吃播音这碗饭了，他于是坚决扛起了摄像机，成为央视四套《中国报道》的记者。
七、搭乘“狗屎运”的东风（2）
自己是如何说服台里的领导，得以转型成功的？李咏幽默地回忆道：“播音系毕业的，进了电视台，都惦记着出图像，但1991年大家的眼光还比较传统，我一看自己这长相，心说：‘没戏’，就对我们领导说：‘我想做编导。’我的理由是：‘虽然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架不住我学呀，再一个您省事呀。做专题片，我自己写稿自己编，自己采访加配音，您看行吗？’我们领导非常爽快，这样，专题片我一干就是两年。
在当时，我算是个不错的编导和出镜记者。点子比较多，片子比较活，我动手能力很强，只要是我有兴趣的东西，我就无比地投入，绝不惜力，喝着酽茶，熬在机房里，我就是这样干活的。后来，程前离开《天涯共此时》，他们遍寻不着状态松弛的主持人，看我在下面状态挺松弛的，拉我盯了几期，再后来又到《欢聚一堂》做综艺节目，既参与编导又做主持。这个节目我做了近两年，再后来就进《幸运52》了。”
很幸运，李咏进的是央视四套，与一套相比，四套的节目自由度更大，据说李咏在四套做《中国报道》和《欢聚一堂》的时候，审片后曾收到过这样的评语：“节目片子不错，挺好，不过要是放在一套，我们就毙了它。”
崇尚自由随性的风格，使李咏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无论是在做编导，还是记者，以及后来的主持人，他都不会墨守成规，把节目做得方方正正，不苟言笑。
“我拍的专题片不那么像专题片，因为我不知道规矩，所以我就不循规蹈矩，怎么好看怎么来。四套的环境确实比较宽松，在那儿我实现了自己的各种设计，各种想法。”
刚进央视，李咏还有个外号，被人称作“麻将协会会长”。当时李咏还住在央视的单身宿舍，对此他坦然接受：“事实就是这样嘛！”“麻将协会会长”的雅号也是名副其实的。1991年毕业便进了央视工作，看起来一帆风顺，一年后，只有24岁的李咏便与大学同学哈文结婚，看上去，更是人生得意。但那个时候太太在天津电视台工作，而李咏在北京，虽然相隔不远，但也不能天天见面，夫妻二人合唱一出“双城记”。
“那时，我工作在北京，但‘家’却在天津，单位有事儿找我，把电话都打到天津电视台去了。我觉得我和她在一起非常快乐，我们每次见面都非常兴奋。当然爱情是需要经营的。特别是结婚后，感情就更要花大力气。”
闲暇的时光总是很多，下班无事可做的时候，李咏喜欢在自己的宿舍摆开麻将摊位，招集台里单身宿舍的其他单身汉们鏖战。作为一个麻将迷，看着自己屋里麻将声声，不啻为一件赏心乐事。
为了让自己的这间小屋，成为真正“麻友之家”，让大家玩得开心，舒服，李咏发扬自己“麻将协会会长”的风范，在自己的屋里装上了空调，回忆这样的往事，他满带着甜蜜的得意：“我是中央电视台单身宿舍第一个装空调的！要让大家玩得舒服嘛。”
做记者、编导的那个时期，李咏还曾做过导演，拍摄30分钟以上的专题片，他自己同时兼任撰稿、编辑、设计和拍摄，甚至主持工作。在新疆出生长大，虽然他说过小时候并不喜欢新疆，但1994年与1995年，李咏连续做了两部有关新疆的专题片《看新疆》与《在新疆》，这两部专题还得了政府的奖励，让李咏很受鼓舞。那个时候的李咏并不喜欢主持人这个职业，他觉得主持人缺乏主见。有一次他遇到一个著名的导演正在录制一个著名主持人的节目，正当主持人说到一半的时候，导演突然喊“停！重来！”，重来又一半的时候，导演喊“停！重来！”。李咏在事后问这名导演为何录得好好要停下重来，导演说道：“他凭什么改我的话？”这个故事更加加深了李咏对于主持人的那些印象：所谓的主持人只是一个木偶罢了，说着与导演的要求完全相符的话。
以他的性格，是绝难接受这样“傀儡”的主持方式的。他坚持自己的个性，强调真实，一种出于自然状态下的主持风格。他这样的主持风格在当时不适合央视的语境，第一次主持节目大败，他煞费苦心的标新立异没有被观众认同，李咏感到非常难受，回到家里一个人喝闷酒。“那时候从观众到台里，谁也看不惯我。只有忍。我打掉了牙往肚里吞，我就是这样的主持人！你说我能不能改？可以改，但改了就不是我了。一个主持人，个性非常关键，从出现在屏幕上开始，就得有让别人随便去说东道西的心理承受力。如果别人说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你成什么了？我的主持风格不变，我热情、我真诚，不要管我头发什么样，不要管我长相怎么样，不要管我穿什么，咱们在玩。我不想去教导谁，因为电视就是老百姓娱乐和消遣的工具。”
《幸运52》是个转机，而按照李咏的说法，是他走了“狗屎运”，“因为碰到《幸运52》这样的栏目，也因为碰到了这样的一伙人。”
“上台前我精心地把服装搭配好，仔细把题板收拾好，再在袖口上慎重地洒点香水，这样一拳打过去最好能击起一种兴奋的空气。然后我跑步上台，从出场和观众讲话到介绍擂主，与擂主侃谈，介绍选手，与选手侃谈，节奏很快，紧接着幸运第一关一拳砸过去直接就上，中间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