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怎么把握这条底线了？
李咏：《非常6＋1》的开播，让我有了这个机会。去年《梦想中国》直播现场，有观众发短信来，说我对帕瓦罗蒂老师说话不敬，不知道天高地厚。我还真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怎么了？——但我知道1号厅有多高。很多人喜欢深度报道，觉得娱乐节目不深刻。娱乐节目怎么做是有深度的？我们这样做是最有深度的！《非常6＋1》那么大型的节目，90分钟的节目，告诉你的只有一个信息——歌舞升平、安定团结，这还不叫深度报道吗？
底线如何把握？那便是谨慎的准备，以向善、和平的方向为发挥的准则：“我是‘通俗’主持人，我从言谈到举止都会尽量去适应这个时代良性的东西。男人不能留长发？我就是长发；央视主持人不让染发？我染了。我可以说一些信口开河的话，但这些‘信口开河’得打好底稿，你看我好像是很现场、很即兴地在发挥，其实我早就储藏好了几种办法用来应付现场。”
要让节目通俗而不低俗，的确需要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过程，按照他的说法：“任何东西，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有趣的事、看不惯的事——看不惯不是我个体看不惯，而是一个群体看不惯，我都想换一种话语形态告诉别人。”对于低俗化的说法，他认为首先要确定低俗化的定义。“的确有些（低俗化的）节目为了盲目追求收视率，互相跟风，甚至在商业上有不良竞争”，“低俗和庸俗，不能从表象上去简单区分。每个人都有阳光的一面，阳光背后是否有阴暗面呢？谁不想知道明星的八卦，谁没有窥视心态？只不过有人流露有人不流露而已。有些节目迎合或者部分迎合了这种心态，它是不是真的低俗化、庸俗化，臭不可闻必须扔掉？比如说性教育电视讲座，节目也涉及到了两性话题，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节目？看它是堂而皇之的，还是偷偷摸摸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观、性取向，国家发生的大小事情，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得看是什么场合。电视上，我觉得真别忙着下结论，先去做个调查，观众想看到什么，电视台迎合观众的又是什么，再去做一个界定。我希望大家能理解电视人背后的苦衷，每个电视人都想自己的劳动有所回报。”
不评论同行是李咏的一贯立场，他只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已，在这个立场下，他不评论王刚认为台湾的娱乐访谈类节目《康熙来了》是否低俗，也不评论《超级女声》低俗与否。
李咏对于《梦想中国》的信心，很大部分也是对于《梦想中国》所依赖的央视这个平台的信心。处于央视著名主持人这一阶段，为全国观众端上一盘众口难调的大菜，有记者就直接问李咏是否有高处不胜寒的感慨。
记者：那你会不会感到高处不胜寒？
李咏：总之《梦想中国》就是《非常6＋1》的延伸，一个更大的平台，就像一座楼房，我在不停地盖，我不知道会盖到多少层。当我盖到第6层时，我开始设想顶层的样子，但不行，住的人越来越多，我还得继续往上盖；我现在设计到第12层，又会有另一个顶层设计，也许12层也不是我的终极目标，我要继续盖到18层、19层。
记者：但你打了多少层地基呢？
李咏：我的地基非常牢靠，我的地基要多深就可以有多深，有多重就可以承受多重，我的地基就是央视，就目前来讲，它是“惟一”的。帮我建楼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一天我可能会盖成摩天大厦。
记者：所以你其实很享受这种垄断？
李咏：不是很享受，这个词有两种写法，一种是“享受的享，受益的受”，一种是“想法的想，受用的受”，两个词含义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讲，这种垄断给我带来很多的可能，也让我有很多的得益，但是它又会让我有很多的框架，很多的规则。
处于这种状态，总是尴尬的，垄断带来了利益，同时也需要有所承担，在任何时候，“享受”都可以转化为李咏所谓的“想受”，成为一种负担，令人沉重。
记者：那你是“享”还是“想”？
李咏：我什么都不想想，我只是想受受用就可以了。做电视要做出东西才有成就感，不管大小，只要没白做。《梦想中国》刚筹备的时候，我开过一次动员会，话说得非常狠，这是直播，直播5小时，没有任何延时！你不负责的部分，天塌下来都跟你没关系，但你负责的要是出了问题，我马上让你掉脑袋。第一天直播完了，导演哭了，为什么？成就感。《非常6＋1》的每个人都非常自豪，比如我的导播，很年轻，连续7天直播，他还有什么不敢承担的？一件事情影响大影响小，重要吗？全世界皆知，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能从这里找到成就感。我们叫《梦想中国》，不就是这个名字大而已吗？我是央视的节目，不叫《梦想中国》叫什么？叫《梦想河南》？叫《梦想北京》？不可能啊，因为我们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我们只能叫《梦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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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俗与庸俗，央视的娱乐底线（3）
不论是“享受”抑或是所谓“想受”，都可以放到一边，作为一个电视人，作为一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不但要使他人娱乐，也会让自己带来快乐，这种快乐，在李咏看来就是一种成就感。
从1991年进入央视，李咏已经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10多年的时间，在中国的国情下，我们从小接受着一种以国为家，以集体为家的观念，这种群体，它既有家长式的威严，同时又具备了母亲般的慈祥。身在央视10多年的李咏，早已经接受了这种观念，同时作为一个能集万千“特殊”于一身的人，他得到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关照，自然，对于央视，他抱着感恩之情。
记者：即使成就感有一部分是垄断带来的，你也不会介意？
李咏：不是一部分，是绝大部分。没有央视，就没有我；没有央视，就没有这个栏目；没有央视，也没有这个栏目的今天。对于这个平台，我要感恩，人活着就要知道感恩。有时候我录完节目出来，会开着车绕央视大楼好几圈，我看着这个楼，我从1991年开始在这个楼里服务，到现在10多年了，我从一个很普通的人，变成了不普通的人，所谓的不普通，是这座大楼给我的。我越来越深地感觉到，我是真的依赖它，它像一个家把你一手抚养成人，你要知道报恩，不能诋毁它，不能给它带来丝毫负面的东西。它有它的苦，它的孩子太多了，操心操得太多了，所以别哭，哭会让它操心，一般哭的孩子缺奶，哪怕我们缺奶也不能哭，给母亲减点压吧。现在对这个平台，有说东的也有说西的，我说你只管低头做你的事，考虑那么多干吗？你认认真真做一分就有一分的回报，认真两分可能有四分的回报，认真4分有6分的回报，认真6分可能有8分的回报。《梦想中国》总共20多个人，就这么疲惫不堪地在一起，大家苦中有乐。梦想，能梦到什么程度就梦到什么程度吧，我觉得人最大的失望就是梦醒。
正是这样感恩的心态，李咏有意地回避了记者就“垄断”所提出的尖锐提问。他“不能诋毁它”，甚至“不能给它带来丝毫负面的东西。”而不管央视是否“垄断”。
央视之难，也直接影响到《梦想中国》这类娱乐节目之难，李咏认为《梦想中国》是成功的，因为他不但成功地履过了薄冰，而且给央视带来了将近一个亿的广告收益。《梦想中国》与其他电视台的同类娱乐节目在发挥的自由度上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也引发了他对娱乐节目的思考，虽然有对自己的辩解之嫌，但也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冷思考”。
记者：《梦想中国》的梦如果醒了，会是什么结果？
李咏：《梦想中国》的盘已经放在这里了，一个巨大的盘。今年的收益是去年的10倍，加上去年，《梦想中国》给央视贡献了将近一个亿的广告，这对一个每周90分钟的栏目来讲已经很可观了。我们已经做了最大努力，总结出来就是4个字：如履薄冰，你必须把很多因素都考量进去，你的节目才能被上下认可。今年我们是在走钢丝，我很害怕我一手缔造的这个节目会被摧毁，这种担忧不是来自于对谁，而是来自于对娱乐的担忧。我们不被允许作秀，这是央视的规则，它受到国家电视台这个身份的局限，有些人关注的东西它可能不是很关注，它站的角度高一些，我们得承受这种规则。在央视工作这么多年，我从不理解变为理解，然后把承受变为理解，把理解变为应该。但网上炒得太厉害了。人人都在说打破垄断、打破常规，想法是好，但怎么做？谁不想追求舒适，央视其实想给别人的就是舒适，我们也有如坐针毡的环节，但我们把它全部拿掉了，留下舒适的给大家，但观众不满意，他就喜欢看你如坐针毡、坐立不安，就喜欢PK，我担心的是这个。玩感人还不好玩吗？我在甘肃看到父子两人打工，穿的是露小指的球鞋，孩子吹笛子，我要玩感人随便玩。但是对不起，你只有13岁，我的要求是16岁，我可以送你一把新笛子，我也只能送你一把新笛子。这就是《梦想中国》的规则，谁也突破不了。
当李咏面对《梦想中国》为何没有去年那么火爆，而《超级女声》今年却声势空前浩荡的提问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商业力量的介入”。基于这样的考虑，《梦想中国》在这一点上似乎乏善可陈，除了胜出的选手有机会签约环球唱片之外，《梦想中国》对于持续的商业推动没有什么跟进：“我们走的是比较传统的规定路线，只是埋头做节目，商业和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要得到许可，我们每走一步都必须得到许可。”“我们的任务就是满足大家一个登台的愿望，我们只能提供一个机会，不能创造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