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犹如议长头上挂着的那只大钟，滴答滴答地告诉人们他们在浪费着多么宝贵的分分秒秒。奥登捕捉到了当时忧愤沉郁的气氛：
在幽幽黑夜的噩梦之中，
欧洲所有的狗都在喑喑而鸣，
所有的残存之国都屏息而待，
看那恶犬的仇怨会销断谁魂。
然而，丘吉尔所警告的大难临头，说德国人一心复仇，所以英国必须重新武装，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英国人对荣耀的热爱，对爱国主义的激赏，早已消失在佛兰德斯那潮湿的、血淋淋的战壕中。有时候，丘吉尔在表达自己的忧虑和担心时，会遭到众人的诘难。早在20世纪30年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就举行过专场辩论会题为：“决心已定：我们再不会为国王与国家而战。”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赞美帝国征服的国歌是丘吉尔最喜欢唱的，现在却无法再感动其他人的心灵：
年轻人，是女王的士兵，
他们也曾年轻，他们也曾看到年轻人，
为英格兰的荣誉而战，年轻人，
是她那普照世界的荣光让我们欢喜歌唱！
深受经济困扰的领袖
这时候，丘吉尔已经因能言善辩而闻名，但是他那刻毒的舌头和妙语连珠也得罪了许多人，有一回，当他参加晚宴时，与美丽而思想开放的阿斯特夫人激辩政治问题，气得那位夫人这样对他说：“丘吉尔，如果我是你的妻子，我就要在你的咖啡里下砒霜。”他回答说：“阿斯特，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宁可喝了它。”他的机智就是这样的尖酸刻薄。还有一次，在晚宴上，身材肥胖的工党议员贝茜·布拉多克与丘吉尔碰面，丘吉尔不喜欢她，她也曾多次向丘吉尔发难，这时她大声叫道：“温斯顿，你看你又喝醉了，你一喝醉就显得更讨厌了。”丘吉尔打量着她，回答道：“而我必须这样说，布拉多克夫人，那就是您长得真丑，明天我会酒醒的，而您却还是长得丑。”
还有一次是跟安奈林·贝文发生的事。贝文是工党领袖，同时也是一个热心的社会主义者，某天，他在下议院议员专用的男卫生间里，这时丘吉尔进来了，离他很远。贝文问道：“我们俩今天是不是有点冷战状态啊，温斯顿？”“不，”丘吉尔回答道，“这只是因为你们不管看见什么东西，都一心要把它收归国有。”
贝文接受不了丘吉尔式的幽默。他曾这样说过：“他是青春期类型的……活泼好动、爱摆样子的思想家。他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十七八岁大男孩的价值观，只不过他用自己的成熟口才将它们表现得好像是成年人的判断。”另一位工党对手克莱门特·阿特利（丘吉尔曾形容其为“披着羊皮的羊”，还有“一个谦虚的人，有太多的事情需要谦虚”）曾这样说过：“温斯顿身上有50％的基因是天才，50％的基因是大傻瓜。”
第四章 伦敦股市与战争（3）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时期，为了维持生计，丘吉尔不得不到美国和加拿大去演说挣钱。他讨厌那种没完没了的招待会，有时连一口鸡尾酒都喝不下去了。有一次在加拿大发生了一件事，忙完了一天之后，他跟一帮人漫无边际地聊天，其中有一位趾高气扬、口若悬河的主教。这时，一位漂亮的年轻女侍者朝他们走来，端着一盘雪莉酒。丘吉尔拿起了一杯，然后她把另一杯递给主教，主教顿时惊得瞪大眼睛，愤怒地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年轻的女士，我宁可去通奸，也不会喝一杯酒精饮料。”一听此言，据说丘吉尔马上就朝那个女孩招手：“请回来，小姐，我刚才不知道我还可以选择呢。”当然了，他是开玩笑的，不过这个故事马上就流传开来。
不管机智也罢，幽默也罢，丘吉尔此时深受严重财务危机的困扰，这一点威廉·曼彻斯特在他写的传记《最后的雄狮》一书中有过详尽论述，丘吉尔的生活方式奢华讲究，从不在意金钱，到了1938年，他的演讲费和稿费已经无法应付日常开销。尽管他曾经当过英国财政大臣，然而在股市的丛林中，他完全是个小毛头。1937年年末，他被股市复苏所蒙骗，将自己的所有积蓄都投入美国股市。在前往美国演讲的旅途中，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一封极为天真可笑的信：
最近，我的经济情况有点不好。在我来此之前，哈里·哥文勋爵问我是否可以在机会来到时，不用打招呼就用我的账户买股票。我回答说，我永远可以找到2 000~3 000英镑。我的意思是这是我们的投资极限，可以全部拿去炒股。他显然把这些当成了我要投机去赚取更多利润的底线。于是，他购进了我限额10倍以上的股票……所以你看，我们几周之内多少收回了一点损失，也算一小笔财产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松了一口气，把一件烦心事丢到了我的脑后，也丢到了你们的脑后。
到了1938年3月，随着纽约股市暴跌，丘吉尔不但赔个精光，而且还欠了维高达证券公司18 000英镑，在当时那是一笔天文数字。情急之下，丘吉尔差一点儿辞去国会职务，不过最终他还是改了主意，想变卖自己在查特威尔镇那幢心爱的房子，还有80英亩的土地，希望能换到25 000英镑。英国一家恶名昭著的小报恶意地把这事捅了出来，宣称丘吉尔总是批评政府，没有能力平衡预算，现在他自己连家里的预算都平衡不了，眼看就要破产了。
最终，丘吉尔的天赋使他免于破产。正如W·H·奥登描写的那样，他是“富婆的牧师”。不过他的健康由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不佳，已经每况愈下。几位有钱的朋友向他贷款，以他的财产作为抵押，查特威尔的房子得救了。他的新书《英国国家史略》也得到一大笔稿费，使他偿清债务，但也只是刚够使用而已。丘吉尔从这本书的销售中得到20 000英镑（约等于现在的200万美元）。10年以后，他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的六卷本著作，使他挣到了更多的钱，相当于今天的4 000万美元，也使他成为历史上因写书挣钱最多的作者。这个记录现在还保持着。克林顿总统写的回忆录挣了1 200万美元，艾伦·格林斯潘拿到了850万美元预付稿酬。
伦敦股市大崩盘
此时，伦敦股市正跌到1932年以来的熊市最低点。要了解伦敦股市及其跌幅有多大，我们必须对1940年夏天那绝望无比的情境有所认识。德国军队随时都可能在下一个无月之夜，从海上或空中发起渡海入侵，英国人民虽然坚强不屈，但他们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对纳粹征服了欧洲感到惊骇无比。他们观看新闻纪录片，看到众多坦克、机动炮、卡车，还有神气十足的德军突击队迈着正步，走过巴黎的大街，而他们的头顶上还有巨大的黑色轰炸机、运输机震耳欲聋地飞来，轰炸机的机身涂着德意志的万字符。然后，他们又看到这样的画面，里面有一群群的难民盯着自己家园的残垣败瓦。悲观主义者预测说，英国很快就要遭到同样的命运。 。。
第四章 伦敦股市与战争（4）
1940年6月初，股市创低之所以令人骇然，是因为它是在悲观主义在英国已处上风的时候到来的。尽管是丘吉尔，这时候也有点儿悲情难抑了。虽然他顽强不屈、目标坚定，但是他演说的语气变得务实了，有时还有一点悲观的味道。丘吉尔对下议院发出警告，声称德军可能用伞兵登陆，又说“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严格的措施”来防范外国人、“面目可疑者”，甚至是英国公民。6月17日，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讲话时，丘吉尔警告“从法国来的消息相当糟糕”，并谈到了“最近两周以来所发生的军事惨败”。第二天，他在下议院描述了在法国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军事变动”。7月4日，他向下议院通报了法国舰队的毁灭，并警告说，任何军官或政府官员“只要被发现有意扰乱军心，或造成负面影响，只要引发恐慌和绝望情绪”，就要被清查出来，立即解职。这些演说尽管富有戏剧性和煽动性，却无力使股市得到反弹。
柏林股市一路攀升
整个5月，随着德国军队横扫欧洲，柏林股票市场一路上行。接下来，到了5月末，也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日子里，股市有一个短暂而强劲的调整。1940年5月30日，《纽约时报》刊出了占到三栏的大字标题：
盟军放弃佛兰德斯、泄洪耶希尔地区；敦刻尔克展开舰船大营救；里尔失陷，一支部队被隔离在海上。
在这行大标题下是字号稍小的一行标题，这样写道：柏林交易所陷入低迷，因为乐观情绪正在冷却。那篇报道声称：“由于一直有人在警告，不要因为德国在西方的胜利而过于乐观，市场显然对此作出了反应，柏林股票指数今天突然急转直下。莱茵地区的运输与冶金企业股价成为当日最大输家，跌幅达5％。”这种反应是有意思的，因为不管怎么看，敦刻尔克都是德国对英作战的最大胜算。
人们一直是这样进行推断的：希特勒没有派自己的装甲兵团去对付已处于困境的英国远征军，是他所犯下的一个最致命的错误。然而，还有一些人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希特勒之所以没有赶尽杀绝，是因为他一直认为苏联才是真正的敌人，必须消灭，因此希望能与英国单独讲和，并结为联盟。如果那真能成真，德国就只需单线作战，到1941年就可以摧毁苏联了。那时，富饶的东欧“黑色绶带”，乌克兰和苏联西部地区就会成为“德国的印度”加以占领，以帝国方式对其进行剥削。无可争辩，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史就会完全改写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英国会保护自己的帝国。
一片生机的伦敦股市
到1940年年底，伦敦已经四面楚歌，然而，伦敦股市却呈现一片生机。正如第三章中我们在图3–3所显示的那样，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的经济看上去多少得到了些许恢复，道·琼斯工业指数一路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