赜诿裰魏投啦玫奶致邸罚逗饰募肪�11《胡适时论集》，页509。这就是胡适一直鼓吹的“专家政治”，他又称之为“研究院的政治”——这一命名所揭示的正是“进研究室主义”与“好政府主义”的内在联系：胡适说得也很明确，“现代教育”（大学教育与研究院教育）就是“专门人才的训练”，“领袖人才的教育”《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06。，径直说，就是要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为从阿斗们的“民主宪政”过渡到诸葛亮们的“开明专制”创造条件与机会。《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378。胡适并不回避：他所提倡的“专家政治”就是“开明专制”，他称为“现代式的独裁”或“新式的独裁政治”。《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04、505。这本是“专家政治”的必然逻辑：既然“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就必然要排斥“阿斗”的参与，将权力集中在少数政治精英（领袖人才）、技术精英（专门技术人才）手里，实行精英专制独裁。但胡适又宣称，这样的“专制”是“开明”的，是能够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其实，不过是中国传统中的“为民作主”而已。很显然，在胡适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开明专制”的现代化模式里，是根本拒绝公民（即他所说的“阿斗”）的政治参与的；他也直言不讳：“独裁政治的要点在于长期专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30。曾有一位学生在读了胡适的《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文章后，给《现代评论》写信，对胡适的观点作了一个概括：“民族解放的命运应完全取决于政府之手；人民做到民气的表现，就算尽了天职，其余都可以不问而惟从事于个人的修养了。”应该说，这一概括是相当准确并且抓住了胡适的要害的；但胡适在写信回应时，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参看刘治熙：《〈爱国运动与求学〉》及胡适“附言”，载《现代评论》2卷42期（1925年9月26日）。胡适的“附言”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题为《刘（漏一“治”字）熙关于〈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来信附言》。在胡适这样的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眼里，民众与民众运动总是非理性的，他们有着几乎出于本能的防备与疑惧；在他们看来，民众运动如果有意义的话，不过是表达一种可供利用的“民气”，最后还是要靠自己这样的“负有指导之责者”。而这，其实也正是一切独裁的统治者的逻辑：国家大事由他们来掌管，老百姓只要做好本职工作，“救出你自己”（这是胡适《爱国与求学》里的话）就行了。这就暴露了一位研究者所说的自称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代表的胡适“潜在的反民主的倾向”，构成了他的内在矛盾。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06、249。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20）
而更使胡适陷于尴尬的，是他无法回避的现实：不管他怎样鼓吹“好政府主义”，提倡“专家政治”，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所面对的中国政府，无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洋政府，还是之后的国民党政府，都是他自己所说的“领袖的独裁”、“一党的专政”政权。《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375。按胡适的理想，知识分子对政府的责任是“监督，指导与支持”；但独裁政权是根本不允许“监督”，更谈不上“指导”的，于是，就只剩下了“支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适在与宋庆龄等在“保障人权”问题上发生争议时，胡适就提出了这样的原则：“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为，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民权的保障》，《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295。这样，国民党的独裁政权对反抗力量的“制裁”、镇压，在胡适这里就具有了合法性；胡适也就走向了为一切“事实上的统治政权”辩护的立场。在1920年代，胡适在最初提出“好政府主义”时，还曾坚持“政府坏了，可改一个好政府”这样的“浅显的革命原理”，甚至表示：“（政府）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的手段的必要了”；《好政府主义》，《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718—719。而到了1930年代，他竟转而为“独裁政府镇压反抗”的合法性辩护，这正是表明了胡适政治上的日趋保守，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好政府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的另一个不可解的矛盾是，他的“专家政治”、“知识分子参政，并指导国家、政府”的主张，在专制体制下，始终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梦想。在胡适等人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了“好政府主义”以后不久，签名者中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就获得了一次组阁的机会，胡适们也确实兴奋了一阵子，组织了不定期的茶话会，经常在一起议论政治。但很快王宠惠内阁就因一事无成而倒台，罗文干本人还被诬陷而入狱。据胡适说，汤尔和在王内阁下台以后，曾对他说：“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大家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这一周·63解嘲》，《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465。不仅是政治（政治家）与学术（学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与行为逻辑，更重要的是，大权掌握在军阀手里，这些被视为“好人”的学者参政，事实上是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的，相反，却会有被利用的可能。胡适对此似乎有所警觉，他转而赞同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特别是他对“有奶便是娘”的“助纣为虐”的“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的批判，支持他“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的号召。《这一周·55》，《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455。胡适显然看到了在专制体制下知识分子的参政有成为独裁政治“帮忙”的危险，因而对拟想的位置作了一个调整：议政而不参政。其实他在此之前所写的《政论家与政党》里，就已经提出了作“‘超然’的，独立的”，“身在政党之外”，却通过“造舆论”，发挥“调解，评判与监督”作用的“政论家”的设想。《政论家与政党》，《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70、71。现在，胡适更是断然将《努力》停刊，宣布“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情”，“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与一涵等四位的信》，《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97、398。但胡适事实上并没有放弃议政以至参政的努力。1930年代，他先是创办《现代评论》，以政论家的身份从事舆论的监督，但同时又几度试图与国民党政府及其领袖对话，以后就始终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可以看出，直接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以发挥对国家的“指导”作用，这一“专家政治”的理想，对于胡适，有着永远的诱惑；但他又时时小心地要维护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这构成了胡适的选择的基本矛盾。他因此多次跃跃欲试地准备参政（入阁、组阁），但到关键时刻，又总是抽身而出，最后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这样，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胡适最终扮演的角色，或者说他的最后定位，是充当国家的“诤臣”与掌权者的“诤友”。在1935年所写的《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中，胡适明确地提出，“我们这个国家今日所缺少的，不是顺民，而是有力量的诤臣义士”。见《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660。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21）
而鲁迅却作出了另外一种选择，并且对胡适的选择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鲁迅首先质疑的，是他的精英意识，“导师”情结。在一篇题为《导师》的文章里，鲁迅这样说道——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
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导师》，《鲁迅全集》卷3，页58。
这正是鲁迅一贯的观点：知识分子必须有一种自我限制，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要轻易“越界”。在鲁迅看来，文人学者不过是“能说话”，“能弄笔”而已，像胡适们那样，想做“导师”，乃至“国师”，对青年以至国家起“指导”作用，那就真是缺乏“自知”之明了。
这里，也包含着鲁迅的自我审视与痛切体验：他在很多文章中都反复谈到，“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北京通信》，《鲁迅全集》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