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学工程，选择了农学，因为自己毕竟在农村度过童年。但胡适虽然长在农村，却没有做过农活，反而是在乡下读书。童年的读书背景往往会成为他长大后的兴趣指向，因此，胡适的兴趣是不会停留在农学上的。
终于，一堂“果树学”的实验课，使胡适下决心离开了这个专业。一张长桌，每个位子都放上四十个苹果，还有一把小刀，一本苹果分类手册。于是学生们都根据每个苹果根蒂的长短，开花的深浅，颜色形状的不同，果味和软脆的差别来分类，而美国的苹果种类有四百多种。那些美国学生都是农家弟子，苹果个个都认识，只需和手册对一下就可以填表交卷。很快美国同学就走光了。可是，同样是农家弟子的胡适却五谷不分，他和另一个中国同学花了两个半小时，才分了二十个苹果，而且大部分又分错了。当晚，胡适闭门思过，认真地检讨了自己，认为并非自己就不能考得好，毕竟自己年轻，记忆力好，平时又肯用功，应付考试并不难。但，胡适知道，只要考过两、三天，顶多一星期，就会把美国这四百多种的苹果分类忘得干干净净；而况即使回国，国内也没有这么多品种的苹果。更重要的是，胡适发现自己学农完全“是违背了我个人的兴趣”。胡适此时的兴趣则偏向哲学、政治史、文学。于是胡适痛定思痛，决定放弃农科而改习文科。为此，原为免费而读农科的他，付出了本来不需要支付的两个学年的学费，是为代价。
胡适弃农从文，和早于他的鲁迅相映成趣，当年在日本的鲁迅也是放弃医学而转就文学的，固然学医原本是鲁迅自己的志向。鲁迅学医是痛恨自己的父亲死于庸医之手，也痛恨“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他的想法很朴素，“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便去当军医”。但鲁迅的梦却被一堂课上的幻灯片给击碎了。这是我们都很熟知的故事，日俄战争在中国爆发时，一个充当俄国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人抓住后行刑，而围观者同样也是中国人，脸上并显出麻木的神情。这一神情对鲁迅刺激很大，自此他改变了治病救人的看法，进而认为“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如果充分理解鲁迅此时的愤激，也断不敢苟同像这种样子的表述“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难道一个人因为愚昧居然连生命都是不重要的了吗？需知，在人类的所有价值中，不管怎么洗牌，生命的价值永远排序第一。本来，治病救人还是一种人道主义，可是鲁迅一旦立意高远，一旦诉诸宏大叙事，却反而走向了人道的反面。这其实是20世纪我们常见到的一种道德吊诡，岂非咄咄也哉！胡鲁两人虽然在“从文”这一点上殊途同归，但如考其动机，那个“殊”，在于鲁迅的从文显然出于拯救众生的“大叙事”，胡适则更多偏于个人兴趣的“小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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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叙事”、“大叙事”（2）
晚年胡适曾在台湾给中学生做过一次讲演，在年轻人的择业问题上，胡适不改初衷，依然坚持自己早年的“兴趣”原则。他说：择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社会的标准”，一个是“个人的标准”。前者是社会的需要，后者是个人的兴趣。那么年轻人究竟何去何从呢？胡适说：
“社会上需要工程师，学工程的固然不忧失业，但个人的性情志趣是否与工程相合？父母兄长爱人都希望你学工程，而你的性情志趣，甚至天才，却近于诗词、小说、戏剧文学。你如迁就父母兄长爱人之好而去学工程，结果工程界里多了一个饭桶，国家社会却失去了一个第一流的诗人、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学家，不是可惜了吗？社会职业何止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一个人决不能做每行的事，顶多会二三行，普通都会一行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试问社会的标准重要？还是个人的标准重要？当然是个人的重要！因此选科择业不要太注意社会上的需要，更不要迁就父母兄长爱人的所好，只问你自己性情近乎什么？自己的天才力量能做什么？配做什么？要根据这些来决定。”
胡适这一段其实是现身说法，因为当年留学时正是胡适那位兄长如父的二哥要求胡适学习工程的，这里既有个人身家的考虑，同时也受到当时“实业救国”的影响。后来胡适决定改习文科时，也是他二哥来信力劝，认为经史诗赋那一套放在今天已经百无一用了，“而农学最为中国通用之学……，吾弟将来学成归国，大有可为”。胡适最终没有接受劝告，他按照自己的兴趣作出了选择。因此，他对那些年轻的中学生说：“我一生很快乐，因为我没有依社会需要的标准去学时髦。我服从了自己的个性，根据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做，到现在虽然一无所成，但是我生活得很快乐。希望青年朋友们，接受我经验得来的这个教训，要问自己的性情所近，能力所能做的去学。”（同上）
可是，胡适这番重个人不重社会的小叙事却惹得小唐德刚大大不快，他认为胡适的话“个人主义色彩太重”，“浪漫主义色彩太重”；而且胡适的经验也不适合一般的中学生。在唐看来，胡适毕竟是个有大成就的“大学者”，中学教育则是教育一个人怎样成为一个“没有成就”的普通人。而普通人需要一个正当职业，这职业“不是完全受个人兴趣指挥的，它要以社会、国家和团体的需要而定。‘中学生’之中，文才横溢的‘小鲁迅’真是千千万万；但是社会上对‘鲁迅’的需要量（着重个‘量’字）便远不如对‘会计师’、‘绘图员’、‘水喉工’……等等的需要量大。如果一个‘中学生’听了胡适的话，此生薄会计师而不为，非‘鲁迅’不做，岂不是误人误己？”小唐氏进而指出：“胡适之先生那一辈的老知识分子，头脑里始终未能摆脱科举时代的旧观念。受教育的人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锥处囊中。他们不甘心做个普通人。但是在一个已发展的社会里，九年国教，人人可受，谁非知识分子呢？如果每个知识分子都要‘立志’发展天才去做李白、杜甫、毕加索、胡适、爱因斯坦，那么这世界还成个什么世界呢？”最后，德刚唐愤言：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出人头地‘不超人、毋宁死’（一个老朋友的座右铭）呢？多难的祖国，不就是被一批‘超人’们搞糟了吗？”
痛快！唐德刚记胡适，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议论风生，其文字常常让人大快朵颐。以上自称和胡适“抬杠”的话真真是“杠上开花”，尤其最后一句。可是，他是在和胡适对话吗？不，他是在借题发挥。在择业问题上，无论胡适自己、还是劝告别人，不都是基于个人兴趣的“小叙事”吗？什么时候要“超人”？唐氏不察，信服尼采“超人”的，除了他的老朋友外，还有留日时的小鲁迅，但肯定不会是留美时的小胡适。鲁迅半生迷恋尼采，胡适不但没有，留学时还专意批过他的“超人说”（详后“尼采的‘遗毒’”）。俯视众生的尼采终于为纳粹的极权所利用，欣赏尼采的鲁迅又为谁利用？而且，又为什么被利用？这些都是问题，问题在于，“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是不是有点曲径暗通。唐德刚担心中学生中的“小鲁迅”误人误己，未必没有道理，可是，从文未必就“鲁迅”，文，仅仅是职业而已。职业有职业之伦理，如果有人是职业文人却又以改造别人的精神为职志，这恐怕自己的精神就有问题。唐德刚呵唐德刚，你的话是有针对性的，但却不是针对胡适的。你把对20世纪“穿长衫”的人一肚子“鸟气”发在了胡适身上，实在是言之有据却又文不对题，只能判你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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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叙事”、“大叙事”（3）
于是，唐德刚也给学生以忠告：“我坦白地告诉我的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学历史或亚洲文化，在美国是没饭吃的。我劝他们‘兼修’一点电脑、教育、或会计……一类‘实际一点’的课，以便大学毕业后好去‘谋生’。”（引同上）胡适是小叙事，唐德刚也是小叙事，只不过择业上的文、理、工不同罢了。即使如此，胡适的话还是值得考虑的（就像唐德刚的话也有道理一样），一个人如果就是不爱那一行、那一科，学起来不仅痛苦，而且也未必能学得好。如果学不好，吃饭依然是问题。
要之，在个人择业上，如果你的任何选择都为社会所需要，那么，你就不必考虑社会需要什么，而是你能做什么。早在1925年，北大教授的胡适就对学生作了这样的表述：“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这“一二宜”也就是“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此便是小叙事意义上的个人择业之要。转从大叙事，勉力于自己的选择，“这便是你对国家应尽的责任，这便是你的救国事业的预备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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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吾对于政治社会事业之兴趣”（1）
1912年是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之年。这一年胡适因兴趣转了学，读胡适这一段时间的日记，所开课程大抵为哲学、美术哲学、伦理学、美术史、中古史、论理、美国政治、美国政党、心理学等。显然，在这些课当中，胡适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政治上，并且是美国政治上。对美国政治，胡适的兴趣又是体现在政治参与而非政治理论上。本来胡适不是美国人，美国政治于胡适，顶多是个旁观，但，胡适本人却是以主动的姿态介入。1912年的大选，胡适把进步党的老罗斯福作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