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旗，但转过脸来却对1925年暴民火烧《晨报》居然还认为难道不该烧，这就连一点民主的边都沾不上，地地道道的“假民主”。20世纪中国民主进程的最大亏蚀就亏在那些人把民主仅仅变成了可以利用的口号和目的，它几乎从来就没有被当作一种程序。因此，可以这样断言，但凡民主没有落实到程序上，就是“假民主”。民主的真假，端视此而定。作为程序的民主，体现在会议上，就不是要开一个会议，把会议者集中起来，却又迟迟不开，而是做会议者的思想工作，待全体工作做通之后，再行开会。这种会议等于是借别人的手通过自己早已形成的决定，尽管会场上的手臂齐刷刷地亮成一片，却依然是假民主。同样，作为程序的民主，也不是像前苏联赫鲁晓夫那样被通知参加会议，到场后却告知自己已被解除总书记的职务而自己和支持自己的人却没有回辨的余地，这样的决定哪怕出自大多数，也同样是假民主。作为程序的民主，一个会议，如果它既然是不同利益主体和不同意见主体在一张桌子上博弈，它就要保证会议双方或多方的公正与平等，保证彼此的讨论自由，保证会议不被某种势力操纵，保证所有的声音都能摆到桌面上来，还要保证彼此都有同等的时间来表达并不能被打断，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这，就是程序。如果没有这样的程序，那么，你说，民主在哪里？民主还又能在哪里？
七 民权政治的“初步”（3）
然而，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在它出世之初，就有人讥之为“不切近事”，嘲之为“可笑的程序”和“繁琐哲学”，这不奇怪，就是放在今天，我相信，它还是会不入一些人的法眼。今天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类型的，习惯于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来弘扬，而不惯于注意那种能够把民主落实到程序上的“技术理性”。孙中山的小册子，恰是让“技术理性”给会议编程，它不言“道”，只谈“术”，“术”字当头，“道”在其中。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在某种意义上，“技术理性”远重于“价值理性”，就像“程序正义”更甚于“实质正义”。就民主而言，不言而喻地是，如果没有“技术理性”，“价值理性”永远是空中楼阁。既然吃了一个世纪的亏，那就该醒过来好好打量民主。民主呵民主，让我们就从身边开会这样的小事做起。也许一个班级的会是小会，一个团体的会是小会，可是，一个社区呢，一个区县呢，一个州省呢，一个国家呢？有公共生活就有会，会是不同层级的，也是无处不在的。因此，不妨就把身边的会当作民主的“初步”，注意养成程序和尊重程序的习惯，并由此走出去，向外推，“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以渐而进，蓄势而成。相信假以时日，终能走向那个国家民主的大目标。
附：以上胡适和蒋梦麟提到的“Robert’s Rules of Order”，上个世纪80年代末已经翻译，商务印书馆迟至1995年才出第一版，名为《议事规则》。十年后的今天（2005年10月），商务馆第二次印刷，数量五千，价格九元。近日，笔者购得一册。
八 “天赋人权说之沿革”（1）
这是一则很简短的日记，提纲似的，写于1913年1月25日。是年，胡适刚过21岁，在康乃尔，他大三已经把大四的学分都修完了。此时的他，学业超前，都在想些什么呢？
“近来所关心之问题，如下所列：
（一） 泰西之考据学，
（二） 致用哲学，
（三） 天赋人权说之沿革，
皆得其皮毛而止，真可谓肤浅矣。”
第一条，对泰西考据学的兴趣影响了胡适一辈子，学术胡适大抵就是个“拿证据来”的考据胡适。一个《水经注》，一个虚云和尚，抛去他中晚年几多时光。
第二条，此时胡适尚在康乃尔大学读哲学，而他如果喜欢致用之学，就表明他最终要走出康大了。康大的哲学风习是从黑格尔那里流变出来的新唯心主义，而胡适生性不惯“形而上”，也没有谈“玄”的兴致，因此康大哲学系并不适宜他，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土壤。致用哲学是胡适自己的称谓，它其实就是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后来又叫“实验主义”，这个主义的掌门人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胡适前此日记未曾见过此人，看来是兴致刚移师至此，既然，他拜别康大，也就是个时间了。
令我格外注意的是第三条。在概念意义上，胡适对“天赋人权”的关心似不若他对“民主”的关心。胡适晚年对“民主”有过极为精彩的阐发，比如“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同样是晚年，胡适对“人权”概念的看法，却令人感到有其商榷处。阅读胡适，没有发现他这一生中对人权学说的沿革进行探讨，但却发现胡适自己在人权观念上却有一个反转性的变化，这就是从“天赋人权”到“人权非天赋”。请看胡适1953年在台湾新竹的讲演，其中涉及到“天赋人权”的概念，他表明了这样一种态度：
“从前讲天赋人权；我们知道这个话不正确。人权并不是天赋的，
是人造出来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都是一个理想，不是天赋的。
如果是天赋的，就没有人投票选举了。在某种社会上，人如果没
有力量保护自由，专制的人可以把你的自由夺去。我们过去经过
很多年的专制社会，那时我们的自由权利一点都没有，所以我们
现在渐渐明白民主自由都不是天赋的人权，是人慢慢觉得自己的
尊严，人是有价值的，人格是宝贵的，慢慢的才自己感觉到某种
权利与他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胡适的话是耶非耶？是非参半。关键在于胡适把一个复杂的人权概念给简单化了。
忆及1990年代后期，人权与主权的概念在大陆讨论，力持主权高于一切的强势力量认为，人权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是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发生、形成和发展的。这种说法包含了这样一种用意，我们现在也正处在一个历史过程中，因此人权问题要慢慢来，急不得。这实际上是一种延宕人权的策略，它不能不承认人权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合理性，需知，人权这个概念在以往和“人性”“人道”一样是要加上“资产阶级”定语的。现在，这顶帽子终于给摘掉了，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历史又常常被人做借口，在现实生活中立即兑现这个概念，则必须承受其不能承受之重，怎么办？便借助历史的由头——所谓时机还不成熟——把它尽可能推诸历史的以后。
尽管用意不同，但，在知识学上，胡适和上述观点却可以互相支持。那么，这里就有必要厘清人权到底是“天赋”的，还是“历史”的。由于笔者在其他场合言及这个问题，这里不妨抄下来：
权利是复数（rights），它可以包括很多子项。在一级划分的意义上，人的权利有两种，先天的和后天的，即“自然权利”和“契约权利”。前者是根据自然需要所产生的，它具有天赋性，比如人的生命权利、生存权利、人身权利、言论信仰的权利、迁徙权利以及因维持生存而形成的财产权利等，这些都属于“自然权利”，或者是自然权利的直接延伸。所谓“契约权利”是在人类社会中形成的，它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不是来自自然，而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比如“民主”，作为民主社会中公民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就不具有自然性，它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公共约定。人类的这两种权利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复式结构，它由两个领域相衔而成，“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自然权利因应于社会生活中的私人领域，“契约权利”（更准确的说法则应是“政治权利”）则因应于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领域。在比较的意义上，可以把一个人在“私人领域”中的权利视为“私权”，同样，这个人在“公共领域”中的权利则属于“公权”。
八 “天赋人权说之沿革”（2）
据其上，我们的很多权利都是自然馈赠，胡适的毛病在于“一概而论”。面对人权这样一份“权利菜单”，其中诸多项目，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锅端”，不能“一刀切。投票的自由固然不是天赋的，但，一个人的说话自由难道不是天赋的吗？否认这一点，将陷入尴尬，权利不是天赋即人赋，这岂不是说“说话”还要人批准？人生来便说话自由，不然，自然给人一张嘴干什么。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声音“要让人说话嘛”，一个“让”字好像成了恩典，但前提是，你已经没有了说话的自由，甚至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因此，要说“人造”的话，胡适先生，说话的权利肯定不是“人造”的，对这种权利的剥夺才是“人造”的。
九“第一次访女生宿舍”（1）
1914，胡适在康乃尔大学读满四年，即将举行毕业典礼了。
毕业前夕，胡适于某日晚间去了趟女生宿舍，用胡适自己的话“今夜始往访一女子”，“往访”不奇怪，有点奇怪的是这个“始”。原来，四年康大读下来，胡适“所识大学女生无算”，但却没有去过一次“Sage College（女子宿舍）。对此，胡适平时尚有所自夸，但这次回来之后，却整个改变了看法。当晚，胡适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拔笔写了篇不算短的日记。日记中没有叙述去女子宿舍的经过原委，也没有青年男女间可能会有的绮丽，有的却是一番冷静的自述与反思：述其自小如何在女性中长大，反省来美后自己身上发生的种种变化。洋洋一篇“静夜思”，时在1914年的6月8日，一个初夏的日子。
王国维说南唐后主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是他为人君之所短，而为词人之所长。胡适呢，有类李煜处，虽无深宫所生，却长妇人之手。日记中的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