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莉亚·约翰逊于1935年结婚，西莉亚后来因和特雷弗·霍华德主演了电影《相见恨晚》而在1945年一举成名。这两个人的结合可以说是上流社会的一桩美好姻缘，也引发一时的话题。西莉亚·约翰逊主演了一系列伦敦西区的热门戏剧而活跃在舞台上，并从1941年开始涉足电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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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3）
1938年3月8日，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和奥登来到汉口，并很快与弗莱明夫妇见面。这位《时代》杂志的记者显然为这次会面穿得过分讲究了“弗莱明身着卡基色衬衫和短裤，脚穿一双高尔夫长袜，配山羊皮皮鞋，手戴防水腕表，身背莱卡相机，看上去就像刚从伦敦的裁缝店里出来，正极力为典型的绅士装备做广告。”伊舍伍德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述，这些日记都是他今后完成《战争之旅》的素材。伊舍伍德认为即使现在待在中国有些危险，但“和奥登讨论过后，我还是觉得此刻我们留在汉口比去其他地方更有意义”。
如同其它刚刚抵达汉口的记者一样，奥登和伊舍伍德在安顿下不久就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取得了联系。在艾格尼丝位于中华圣公会的住所，双方一见面，她就考察起这两位记者的政治观点。因为对于那些不认同她观点的人，史沫特莱可没有多大耐心应付。之前她和乔治·霍格见面时，就是因为发现乔治不仅是个外表高大英俊的英国男孩，还具备纯真、青涩、天真的特性，并准备迎接中国战争带来的挑战。因此他们很快就成为了朋友和同事，虽然史沫特莱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但是，他们两人的关系却始终没有超越朋友的层面。
霍格说史沫特莱是个“身材高挑、有些严酷，留有伊顿发型的人；40岁左右，热心于中国共产党事业，而对俄国的事却没什么兴趣。”乔治完全被史沫特莱的强硬观点和她同美国媒体遇到分歧时争吵的狂暴吓住了。史沫特莱认为蒋介石政府是法西斯主义的秘密赞同者，而相信共产党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个观点在当时很不被认可，但是史沫特莱用她毕生的生命捍卫着这一观点，不惜冒犯权贵，与她共事的同伴，以及她的大多数朋友。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支持者，一名激进分子，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支持者，史沫特莱和一位天真的牛津毕业生成为朋友有些不同寻常；但史沫特莱本就是个不寻常的女性，有着特殊的经历。
1892年，艾格尼丝出生在密苏里州的一个贫困地区。在她10岁的时候，全家搬到科罗拉多州。她的父亲是名工人，嗜酒成性；在她16岁时，母亲死于营养不良。父亲偷走了艾格尼丝积攒的45美元去和同伴喝酒。忍无可忍，艾格尼丝带着妹妹和两个弟弟，以及死于难产的姐姐的孩子，离开了家。那时，她就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生活下去。她不向社会低头，不要像其他女性那样生活，更不能成为四个孩子和一位嗜酒父亲的苦力。
在将弟弟妹妹以及姐姐的孩子安顿好后，艾格尼丝离开了家，开始了持续两年的半流浪式生活。刚刚20岁出头的她只身来到纽约，白天在一家餐馆做服务生，晚上到纽约大学读书。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她成为了印度流亡爱国者力求推翻英国统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显然，史沫特莱并不满足于仅仅表现出某种政治姿态。1918年，她因走私军火和违反美国“中立法令”而被判入狱。从此，开始了她作为激进分子的生活，直到1950年离开人世。在她去世前，还因涉嫌参与间谍活动而被调查。
在她的传记作者鲁思·普赖斯笔下，史沫特莱“……一生都在和形形色色的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政治保守派将她视为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她的记者同行们常会无视她言辞激烈的报道。那些真正认识她的人则认为她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物，而且是个内心坚定的梦想家：“我可能并不单纯，但我是正义的。”她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有时候她也这样说，“我走的太远了，但我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929年史沫特莱来到中国时，她已经被保守派定性为危险的激进分子。《法兰克福日报》甚至拒绝刊登她写的第一篇关于日本入侵满洲的罪恶行径的新闻，直到后来证实她所写的都是正确的，才成为该报的首席记者，直到1933年纳粹上台。一位伦敦的出版商，维克多·戈伦茨将她介绍给《曼彻斯特卫报》，于是她也被任命为该报在中国的通讯员。
汉口（4）
那些经历过战争的城市——例如70年代的西贡、索尔兹伯里、罗得西亚，还有80年代的贝鲁特和耶路撒冷——总会因为战地记者的驻扎而涌现一批著名酒店，那是记者们在一起交流、喝酒、相爱或者背叛对方的场所。在西贡有著名的洲际酒店的酒吧，在索尔兹伯里有奎尔俱乐部，在贝鲁特有考曼德酒店，在中国的汉口则有美国海军的俱乐部和其附近的德明饭店。汉口的近代史与长江上的巡逻队有密切联系，美国海军特遣部队长期驻扎在那里保护居住在当地的美国人以及周边的炮艇舰队。然而在媒体看来，这个巡逻队的真正贡献就是这个俱乐部。根据美国海军的规定它也是禁酒的，然而汉口的媒体团如此频繁地在那里出没，因此有人怀疑他们想办法打破了这一规定。
史沫特莱就是海军俱乐部和德明饭店媒体喝酒、聚会的核心人物，于是，她将乔治·霍格介绍给各路媒体认识，乔治也很快地和大家打成一片。
几年后，当年也活跃在汉口的新西兰记者路易·艾黎，一名共产国际的支持者，也是霍格在中国的一个重要朋友，这样评价霍格和史沫特莱的关系：
乔治为史沫特莱的自由天性、她的社会生活以及她的共产主义观点着迷。史沫特莱也很喜欢他，因为乔治与媒体队伍里的其他人不同，除了来自家庭的和平主义理想，他并没有带任何成见来到中国。当然，史沫特莱觉得那种和平主义理想有些荒谬，因为中国人的确在为他们的生存而战；她相信人类必须为生命赋予的一切而战。乔治赞同她的观点。他们是朋友，但我相信仅此而已。
史沫特莱喜欢霍格，希望能让他认同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她还同意乔治用自己的银行账户兑换现金或支票，也经常告诉乔治到什么地方才可以采访到好新闻。乔治的生活中一直不缺少，或者可以说他很喜爱那些坚强、不循规蹈矩、有点“难相处”的女人。他的母亲和穆里尔阿姨就是有主见的女人，而史沫特莱则是穆里尔阿姨的更加危险的版本，只不过没有穆里尔中产阶级式的严格礼数和道德要求。
在汉口，还有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赋予汉口勃勃生机的阿基鲍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1938英国驻华大使馆从南京迁到汉口不久，阿基鲍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就被派来中国，担任英国驻华大使。他是一位开明、生活丰富多彩的人。他和他美丽的智利妻子琪达无论是在汉口还是在之后的重庆，都热衷于举办由国民党、共产党、记者、商人等各界人士参加的聚会。他的妻子拥有一头金黄的卷发、漂亮的五官，娇小可人，说话的时候可以听出她的西班牙口音，活像一个洋娃娃。然而，孩子气外表掩饰不了她是个充满智慧、见闻广博的女人。克拉克·科尔和他的夫人是汉口社交圈里的风云人物，乐于和各路媒体搞好关系。
和其他客人一样，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接到英国大使的宴会邀请后有些惊讶。那天晚上，史沫特莱身穿一件借来的礼服，做好了因为自己对于大英帝国的观点而受责难的准备，因为她毕竟曾因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走私军火而在纽约坐过牢。然而，阿基鲍尔德先生当晚的表现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大为惊讶。因为她发现这位英国人“是位身材瘦弱、皮肤呈褐色的苏格兰人，拥有坚韧的精神和卓越的幽默感”；他甚至还和自己在民族政治的问题上拥有相同的看法，实在让人难以将他的魅力和富有同情心的政治观点和他的英国大使身份相匹配。因此，史沫特莱得出结论：他是位“不错的苏格兰人，一不小心成为了英国驻华大使。”对乔治·霍格来说，当天晚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克拉克·科尔透露，而后由史沫特莱告诉他的两个重要信息。这将改变他的一生。
这位大使将他的计划告诉当晚的客人，即在中国农村组织一个工业合作联合会，以取代以前存在的简陋的工业基础设施，并为抗战提供武器和装备。他随后又解释说来自新西兰的路易·艾黎正在劝说政府接受这一建议，他对此印象深刻。此话一出，全场突然鸦雀无声。 据史沫特莱说，有人认为艾黎是位喜欢追逐奇迹的“魔术师”，而大使认为如果更多的人加入到队伍中来，那么“奇迹”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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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5）
克拉克·科尔明确表示他要帮助艾黎，并会将这个主意告诉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他信守了诺言，而宋美龄也成为了在乡村成立小规模工厂的热情支持者和组织者，她也是这个运动早期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人物。
那时，艾黎是一名政府职员，负责检查上海的大小工厂。1938年，他花了几个星期来到汉口为工业合作运动奔忙，并结识了乔治·霍格。牵线人也是工业合作运动的热心者，史沫特莱。她介绍两人认识，并希望霍格能就此写篇关于这个项目的文章。艾黎调查了计划将要复兴中国工业的乡村，随后就离开了。
在圣公会住下来后，霍格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缴纳房租。吴德施主教是位善良的基督徒，但还不会好心到为来来往往的记者提供免费住所。对乔治来说，钱也的确是个问题。
霍格在范·里库姆兄弟公司的工作通常是从早上九点到中午在汉口一家高档酒店和中国的商人和客户会面。他的工资刚好够缴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