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秘书说：“詹先生，我看您近来那么忙，既要审订各线路工程测绘队送来的线路测绘报告，又要协调外国工程师与中国工程师的矛盾，还要处理汉粤川铁路总局的许多杂事，更有交通部的文书要办，所以，没有向您提起这件事。其实您上次交待我之后，我立即收集了各种资料。”
詹天佑说：“那你拿出来给我看看。”
王秘书从一个文件柜里拿出一叠中英文材料来，放在桌上说：“这些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都在这里。”
詹天佑翻阅那一叠材料，看到一本《京张铁路标准图》，问王秘书：“这是广东中华工程师会印的吗？？”
王秘书说：“是的。”
詹天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王秘书说：“这是刚刚送到的，故未来得及向您报告。”
詹天佑说：“我国铁路的路权自清末以来，由于向外国借款，有很多都操纵在外国工程师手中的，现在汉粤川铁路是我国当前最大的铁路工程，工程浩繁，工程师也是流品杂陈，既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中国工程师，也有来自外国的工程师，当初修筑京张铁路时，我就强调铁路建设的标准化与规范化，现在我身为交通部技监，对全国铁路技术有监督与规划之责，所以，我让广东中华工程师会出版这本《京张铁路标准图》，希望给在各处铁路工地一线工作的工程师们提供参考。在出版前，我进行过认真的审订，现在终于出版了，这对我国工程技术人员来说，多少是能有所帮助的。”
王秘书说：“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关于铁路技术方面的正式出版物，这本图册的出版对年轻的中国工程师来说，肯定是有帮助的。”
詹天佑说：“我与上海和广州方面联系了，工程师们都希望由我在武汉把上海和广州的组织合并，组建一个统一的中华工程师会，你有什么看法没有？”
王秘书说：“当前，在工程技术领域里以您的声望最高，而且你现在还是交通部的技监，这种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肯定由您出面组织更有号召力了。”
詹天佑说：“也许你说的有些道理，但是，作为学术组织，需要有很多时间和精力来为会员服务，我现在这么多事做，就怕忙不过来呀。”
王秘书说：“说句实在话，你实在太忙了。可是，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这样的事，在我们国家是亘古未有的事，大家知道有这样的组织是好的，但很多方面并不知道如何去做，您参加英国和美国的学术组织有经验，由您出面，即使具体工作您没有时间过问，但大家知道是您的号召，一定会积极参加的。这是首创，非您不可。以我的意见，您先把这个组织成立起来，到时候如果您感到实在忙不过来，就让有精力的年轻人来承担。”
詹天佑说：“你这个主意好。我就牵个头吧，到时候再请有精力、有能力的人来承担。王秘书啊，说到这里，我倒是想起了古人一句诗来。”
王秘书说：“什么诗啊？”
詹天佑说：“落叶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王秘书说：“詹先生过于谦虚了。你怎么是落叶呢？您现在可是正当盛年啊，是正午的太阳，正当顶呢。”
詹天佑说：“我今年五十三岁，早过知天命之年，说句实在话，有时候我真是感到有些身心疲惫啊。您看，民国刚刚成立，前清皇帝被迫退位，南北议之局初定，没有想到最近举国上下又因为宋教仁先生被暗杀而引起许多震荡，袁大总统现在已经与孙中山先生和革命党人完全决裂，国家之和平难期，国家之建设也受到阻碍。原来由孙中山统一督办全国铁路的计划也落空，这汉粤川铁路借款外国，也是处处受人制约。说句实在话，如果是铁路技术方面的问题，我可以花功夫去克服，再辛苦再委曲，我都可以承受，可是这么复杂的政治因素，让我感到满头雾水。”
王秘书说：“袁大总统与革命党人之间的冲突，不光是您看不明白，就是广大老百姓也看不明白啊。听说革命党人正在南方蕴酿二次革命！”
詹天佑说：“二次革命？革谁的命？当年是为了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现在要推翻谁？袁大总统？这有可能吗？难道革命党人真的到了与袁大总统势不两立的地步？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国家真是劫难未了啊，这样太让人担忧了！”
王秘书说：“袁大总统并不是被动应付的，在积极准备应对南方革命党人新的革命的同时，他认为当前国家人心涣散是因为传统被破坏的结果，要想人心思定，就要恢复传统礼制。”
王秘书拿出一张报纸逞给詹天佑。詹天佑看了看说：“噢，这是报道袁大总统发布《尊孔令》的消息，这有什么不妥吗？”
王秘书说：“有啊，革命党人也在报纸上发文章，指责袁大总统这是倒退，是开历史倒车。”
詹天佑说：“孔子是我们中国最伟大的人物，我国许多礼仪都是依孔子思想制订的，尊孔也算是倒退，那什么叫不倒退？全盘学习西方啊？我看这未必是什么好事。当年，我们在美国留学时，很多同学对拜孔子感到反感，但回国后，我们这些留学生都是传统文化最坚定的守护者，我们从来没有感到儒家文化有什么不好。如果我们全部与西方一样，那我们还叫中国吗？如果革命党人认为尊孔是不对的，那我真是不能苟同。说句实在话，要论接触西方的科学与*，我们这些前清的官派留学生可比革命党人早得多，我们在美国生活了近十年时间，对西方社会的生活可有最为深切的体会，但是我们这些人中没有人赞成完全抛弃我国的传统。”
王秘书说：“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呢，革命党人还公开骂袁大总统是‘袁贼’。”
詹天佑说：“问题真的严重到了这种地步，我看袁大总统向孙中山先生等人发出通辑令，以致孙先生等不得不再次流亡国外，这也是有点过头了，他们当初不是互相尊重吗？现在却反目成仇，这样对国计民生真是非常不利的。”
王秘书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看袁大总统与革命党人都有不对的地方。袁大总统要尊孔就尊孔呗，但他又在尊孔令中说了许多含沙射影的话，让革命党人和社会各界都觉得是在指责革命党，这就使得因宋教仁被刺而引起的双方猜疑更深了，矛盾也就进一步发展了。”
詹天佑说：“*，不仅令人难堪，也使国家不堪。那些东西实在让我湖涂。但我想，不管局势如何发展，国家总是需要建设的，铁路总是要修的，这样就更需要我们培养更多更合格的工程师。革命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深究过，但国家建设与发展更需要有干实事的人，我是一个铁路技术人员，在任何局势下，我都有权利用自己的专业技术为国家建设服务。我们还回到刚才的议题，你帮我准备一下，以我的名义再与广州及上海方面联系，我们准备在汉口，成立中华工程师会，希望广州与上海的组织能够联合起来。”
王秘书说：“好的。我马上去办”
在王秘书落实中华工程师会成立的过程中，詹天佑亲自与各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沟通，很快大家取得共识，正式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工程师会，章程由王金职与王秘书参考了西方国家学会的章程拟定，由詹天佑亲*板，在首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詹天佑被推举为首任会长。
詹天佑积极推动工程师会的工作，先是向民国政府报告了工程师会的有关情况，取得民国政府的支持，民国政府将中华工程师会定性为实业咨询机关，命农商、交通等部门及所属机构，“关于工程上有所设施，应准由所司随时函询该会发抒意见，用备参考”。这样一来，中华工程师会在成立之初，就因为詹天佑的工作，成为国家工程事务中的重要咨询机构，其地位非常高。中华工程师会总部设在汉口，同时在北京、广州设立分会，后来，1915年中华工程师会改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总部迁到北京，在北京的办公场由詹天佑捐助。会员发展到工程技术等多个领域，分为为土木、水利、机械、电机、采矿、冶金、兵工、造船、窑业、染织、化学、航空等12种学科，几乎囊括了我国早期工程事业的各个方面。
中华工程师学会成立后，定期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出版书刊，詹天佑甚至还自己出钱，鼓励学会会员发表论文，并进行评奖。1915年该会出版了詹天佑所著之《京张铁路工程纪略》及《新编华英工学词汇》。此两书之出版，为推进全国工程技术之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前者以京张铁路的兴建过程为内容，详述了有关工程技术方面的许多具体问题，为当时国内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的推进推供了借鉴，后者是我国最早的英文专业词汇工具书，为当时学界混乱的工程技术翻译名词或概念提供了统一的参考。
在汉口召开的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詹天佑看到平时都只能在工地现场见面的工程师们能坐在一起开会，心中感触良多，他现场发表演说道：“几国家之贫富强弱，恒视工业之盛衰、交通之利阻、舰械之精窳以为标准。本会宗旨既在发达工程事业，增进社会幸福，则不可不察时势之所趋，以求利国利民之策。我国矿产素丰，利源未辟；轮舰军械，仰给外人；交通不便，急需多兴路工；制造未精，允宜广立机厂。凡此数端，皆根据于工程学术，本会亟应切实研究，冀有所贡献于国家，而立富强之基础，责任所在，难作缓图。”他的发言获得全体与会者热烈鼓掌。詹天佑被推举为首任会长。
正当詹天佑全心全意扑在汉粤川铁路和中华工程师会的事情上时，中国的政局还是处在动荡变化时期，六、七月间，以江西、江苏为主战场，南方革命党发动了以讨袁为主题的“二次革命”，很快被北洋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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