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列举‘詹君十宗罪’，希望我辞职，本来我可以辞职，但在那种情况下，我反而没有辞职，后来的事实已经为我作了最好的回答。现在，渗透粤川铁路又遇到困难，这主要是因为这是一条借外款修筑的铁路，各国在我们国家内部都有不同的代言人，他们或者出于某种考虑，希望把汉粤川铁路遇到的各种困难让我一人担下，这也没有什么不可，因为我是这条铁路的总办兼总工程师。其实，据我了解，这些人不止私下传言，他们还在报纸出发表了攻击我的言论，也有人给民国政府的总理和交通总长上书告了我的状，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王秘书说：“俗话说，沉默就是承认，你完全不进行反驳，那就等于认可了造谣者的中伤。”
詹天佑说：“不，我没有说过不反驳，只是不用言论反驳，你跟我这么多年，也知道言论非我所长，我只是认为用事实反驳更有说服力。因而，在言论上保持沉默，某种意义上说，是让攻击者找不到攻击目标，因为他的攻击目标对他的攻击毫无反应。他们攻击一次，二次之后，第三次就成了强弩之末了，到后来这些人会自感无趣收手的。比如打人，你无缘无故打人家一下，再打人家二下，人家都没有反应，你还会再打第三下吗？俗话说，事不过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王秘书说：“詹先生，您总是把人往善良处想，要是全社会的人都有您这么开阔的胸怀就好了。”
詹天佑说：“这也不能说我有多开阔的胸怀，如果我把精力用在应付这些谣言上，那我还要不要修铁路啊。在我国三国时期，有一个叫李康的人写过一篇文章叫《运命论》，其中提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鉴不远，覆车继轨。’在我国铁路界，作为交通部的技监和铁路技术委员会的会长，成为众矢之的并不奇怪，很多矛盾和目标对着我，这对我并不是什么坏事，这样能使我更加自警，你说，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王秘书说：“只是这些人太可恶了。”
詹天佑说：“就因为有恶人的存在，才会有好人嘛。”
在1918年的寒假期间，汉口欧美同学举行恳亲会，詹天佑应邀出席，再一次看到那么多留学归国人员，心中很是高兴。但是，想到近来交通部某些官员对自己的造谣中伤，也是感到心中隐隐作痛，心想自己一辈子视声誉如生命，处处循规蹈矩，还是免不了被人中伤，颇多感慨，但他又不想正面反驳，因而当主持人请他在恳亲会上发表讲话时，他深有感触地自嘲道：“吾人居官者，世人恒讥之为刮地皮，孰知铁路工程师真乃刮地皮者。鄙人忝为工程师三十年之久，刮地皮之多，似以鄙人为第一，而天下之肯以刮地皮第一自居者殆鄙人一人矣。”
大家都知道詹天佑是一位很严谨的工程师，没有想到他竟然也会说出如此幽默的话来，大家一听，都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詹天佑想起官场之黑暗，他接着说：“化学家能将各物质分化而变幻之，使人不知其原质为何物，亦能变易各种颜色，不啻所谓颠倒黑白也。然所谓政治家、法律家者，则无庸费此种种手续，而亦能颠倒黑白也。则其学问既非化学家所能及，尤非工程师、矿学师所可能矣。”
大家都知道，詹天佑一般在公开场合很少发表对于政事与时事的评论，他用修筑路的征地来讽刺官员的贪腐，用化学变化来暗喻官场的黑白颠倒，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这些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人员多是学科技的，对国内官场当时的黑暗也是深恶痛绝，因而，詹天佑讲到这里时，全场暴发出雷鸣般的响声。
1918年春节，詹天佑与家人在汉口过了一个非常祥和的春节。在吃团圆的餐桌上，谭菊珍又问詹天佑：“文珖和文琮到美国有多少年了？”
顺香说：“老母，您每年春节都问这个问题，您已不知问了多少遍了。”
詹天佑说：“是啊，文珖和文琮到美国已有十年了，根据他们的来信，他们应该在今年就可以完成学业了。”
谭菊珍说：“这么说，他们可以回国了？”
詹天佑说：“这还很难说，听说二姐夫钟文耀的几个孩子都在美国找事做了，我的一些美国同学也希望我们两个孩子能继续在美国读书或工作。但是，我写信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回国工作，他们二人在美国学的都是工程技术，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大力提倡发展实业，实业建设离不开交通，交通建设离不开工程师，在我们国内还有很多外国工程师在服务呢，我们自己的孩子学了一技之长，我的意思是最好他们能回国服务。当然，最终的决定还要靠他们自己来做选择。”
顺带说：“老窦，当年您是作为官学生出去的，回国效力理所应当，但我们的哥哥是我们家自费出国留学的，您当然不应强制他回国了。现在中国这么乱，你看看北京和上海的那些报纸，整天什么主义啦，什么革命啦，搞得我们年轻人脑子乱乱的，不知道谁对谁错。我看哥哥还是留在美国好。”
文耀说：“三姐说这话就是不爱国，是亲美主义者。”
顺香说：“拜托，文耀，你这个时代青年，别在家里谈什么主义好不好？”
谭菊珍听不懂孩子们在讲什么，问詹天佑：“这些孩子在讲什么呀？”
詹天佑说：“他们是读了一些报纸和刊物，受到影响，谈论那些社会青年正在讨论的问题。”
顺带说：“老窦就经常向我们谈起美国，文耀，难道你说老窦也是亲美义主者？”
文裕故意用双手捂住双耳说：“这是过年，我想吃完饭到江边看人家放编炮！”然后伸着舌头对几个姐姐和哥哥做了个鬼脸。
谭菊珍看着詹天佑笑了笑，一家人其乐融融。
詹天佑身边的孩子们一个个都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与朝气，不时地将学校里或社会上的一些话题带回家中讨论，诸如胡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这些名字，有时也成为孩子们在家里讨论的话题，詹天佑一般不介入孩子们的讨论。
但当孩子们提到“打倒孔家店”之类的问题时，特别是把国家问题、社会*问题都归责到儒家倡导的传统礼教时，詹天佑并不能够苟同。有一次，正在读中学的三子詹文耀不知从哪里拿来一本外地发行的《新青年》，詹天佑拿过来看了看，对其中有些文章的观点他并不赞同，但他没有批评文耀，把杂志还给了文耀，什么话都没有说。
作者题外话：詹天佑说：“这也不能说我有多开阔的胸怀，如果我把精力用在应付这些谣言上，那我还要不要修铁路啊。在我国三国时期，有一个叫李康的人写过一篇文章叫《运命论》，其中提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鉴不远，覆车继轨。’在我国铁路界，作为交通部的技监和铁路技术委员会的会长，成为众矢之的并不奇怪，很多矛盾和目标对着我，这对我并不是什么坏事，这样能使我更加自警，你说，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敬告青年
詹天佑感到这些年轻人思想太有所偏激了，詹天佑深感对青年人进行教育的重要，有时候下到铁路工地现场，一些年轻的工程师也不时地对时事进行热烈的讨论。1918年初，他收到交通丛报主编袁德宣的约稿，请他专门给年轻的工程师们写篇文章，向年轻人提出一些告诫，詹天佑对这个话题产生浓厚兴趣，利用晚上的时间，提笔写了一篇饱含他心血的《敬告交通界青年工学家的文章》，文章这样写道：
莽莽神州，岂长贫弱？曰富曰强，首赖工学。交通不便，何以利运输？机械不良，何以精制作？若夫矿产之辟兴，市场之建筑，孰非工学之范围，皆系经营之要着。
呜呼，我工学家之责任，不亦綦重耶！晚近以来，人才蔚起，各专科硕学济济，或积经验，以邃故知；或渡重洋，以求新理。而国内学校所产英才，亦日增不已。工学之前途，发达可期，实业之振兴，翘足以俟，将不让欧美以前驱，岂仅偕扶桑而并骑。
虽然，默察社会之情形，细观工学界之状况，有不能已于言，而为我青年工学家告者，厥有数端。爰简陈之以为针砭。
一、精研学术以资发明。镜以淬而日明，钢以炼而益坚。凡诸学术，进境无穷，驾轻就熟，乃有发明。横观世界之潮流，物质进步，一泻千里。由人力而进于汽机，由汽机而臻于电力，电力可以无线以传，飞艇可航空而驶。二十世纪之世界，实赖工学家以左佑之。返观乎我国工学界，则所发明者尚稀有所闻，岂智力不欧美若，而司梯芬生、瓦特、弗兰克林、毛利之流，不能产于中国耶？曰：否！惟怠于深求，研究不足所致耳。
青年学子，一出校门，辄辍学业，得一位置，已自满足。及至实地工作，亦惟求称职而已。至于退食之暇，尚发奋求学者实为少数。于是囿于旧闻，不求精益，甚至自矜一得，迹近恃盈，而彼邦日有发明，我则瞠乎其后。如是而望工学之进步，不亦难乎？
故必从事业以求精理，温故业而启新知。凡外国有新理新器之发生，务研究其原因，而从事仿效，加以种种之试验，作出种种之模型，虽失败于前，必改良于后，殚精积虑，终有贯通之一日。又何难于发明哉？
二、崇尚道德而高人格。道德者，人之基础也。学术虽精，道德不足，犹筑高屋于流沙之上，稍有震摇，无不倾倒。欧美富强，实普通人民，皆守自然道德所致也。近世人心浇薄，古道难行，毁谨厚者为迂腐，誉巧辩者为能才。而我工学家以实业为根本，切忌浸染于狂流。
杨震四知之说，阳明良知之谈，乃道德最精之义，为吾人必守之箴。即凡做一事，无论人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