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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说多吃一些母亲做的点心并非什么难事，但这并不是所有，我还做了其他事情讨好母亲。有一年，当母亲节快来临时，我们的小学老师组织了一个手工活动：让大家为自己的母亲做一个纸质首饰盒。但我想做的要比这个礼物更好。我想办法弄到了雪花石膏，这是正规的首饰盒制作材料。然后，我开始把它雕刻成一个我认为最好的礼物。当别的孩子在课后玩耍时，我在专注地准备我的礼物（我不是很擅长运动，所以与喧闹的操场相比，我更喜欢准备这礼物）。后来，当我把盒子送给母亲时，她笑着抱住了我，夸奖我的体贴，夸奖我能为她着想。接着，她就把盒子收了起来，而我从未见她用过。伊莱恩的死给母亲带来的悲痛之大是我无法体会的。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不在楼下的客厅里放一张伊莱恩的照片，毕竟装有我和约翰照片的银色相框就放在客厅的边桌上。“看着照片，令人难以承受，”她说，“你知道我把它挂哪儿了吗？”她把伊莱恩生前唯一的照片挂在通往阁楼的楼梯边的墙上。“每当我想她，想看看她时，我就会上那儿，打开灯，对她倾诉，然后大哭。”
5岁那年，我在爱默生小学开始了一年级的学习。这是科尼市几所公立小学之一，那时还没有私立学校。如果有人认为用税收做资金来源的公立学校不能培养青少年，不管是在农场种植方面、商店管理方面，还是在为大学做准备方面，那么科尼人会感到很生气。从爱默生小学，到初中，再到朗费罗高中，我感到我必须成为全校最乖、学习最好的学生。确实，我做到了。虽然有点儿难以置信，但我确实不记得曾做过什么很调皮的事。我累积了好多奖励好学生的金星，并且基本上各科成绩都是A。唯一一门得B的科目是生物学，原因是我不会画书上提到的青蛙。9年级时，我开始痴迷地练习吹单簧管。我甚至还说服父亲给我买了飞歌公司生产的一个设备，它能把我吹的曲子录进软塑料磁盘，这样我就能听自己的演奏，进而修正自己的错误。一年多以后，我对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和第四乐章已经很精通了——我一向对“精通”这个词用得比较随便。高中时，我是乐团和管弦乐队的一把手，并被选为内布拉斯加州管弦乐培训班的首席单簧管手，这个培训班由来自州内各地的高中音乐人组成。
用心取悦（2）
我想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孩子
我对父母的极力讨好有时也是有限度的。他们是美国公民，但又执意忠诚于希腊，包括它的宗教和习俗，这种矛盾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有时我会与他们的意愿相悖。如果把内布拉斯加州比做一珀西片大海，那么科尼市的希腊社区就是其中的一个孤岛。这种孤立在许多方面对我造成了负面影响，其中影响最恶劣的是母亲每次让我穿着去上学的衣服。她让我穿她亲手做的蓬松裙子和偏向女装的衬衫，而衬衫的领子上还有褶裥花边。这些多褶边的白色衬衫，配上灯笼裤和黑色漆皮高帮鞋，让我看起来和同学们相隔了好几个世纪。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其他同学都穿着背带裤、牛仔衫和休闲靴，我穿的却是方特勒罗伊小爵爷式的服装。同学们都盯着我看，起初很好奇，而后就掩面而笑，而我则尴尬地红着脸。那天下午回家后，我向母亲抗议，但她坚持让我穿这些衣服上学。约翰上一年级时，也是如此。虽然这些日子只持续了几年，但那时，我却感觉每天都度日如年。
如果复活节等特殊的日子来临，情况会更糟。在这些日子，我们所穿的衣服正是希腊人民在跳舞或者作为国王御林军时所穿的服装。整套服装包括袖子宽大的衬衫，而衬衫底部则张开得像裙子一般，另外还有马甲、装饰性的腰带，以及紧腿裤，小腿上还裹有吊袜带。穿着这些，想融入美国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来，我开始寻思母亲让我们穿这些女性化的衣服是不是因为想把我们打扮成伊莱恩。如果是那样的话，即使我们了解她的动机，也无法减少这些具有民族特色且女性化的服饰给我们带来的窘境。当地的其他希腊孩子都不必穿这些服装。我的儿时伙伴格斯·波洛斯（Gus Poulos）、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l）米歇尔的姓氏是由米歇尔波洛斯（Mitchellopoulos）缩写得来的。——作者注，至少他们能理解我的苦恼，而那些占主体的非希腊裔每次看到我和弟弟穿这些衣服都会偷笑。
甚至连我的名字似乎也和我过不去。母亲叫我彼娣（Petie）。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名，可它会引起误解，这是我在上初中的第一天所了解到的。那天，老师在点名，突然她停下来了：“彼娣·彼得森，这是男孩还是女孩？”整个教室哄笑开来。事后，我坚持要求母亲告知学校我的名字叫彼得，但她总是叫我彼娣。此外，在伊莱恩死后，为保护我们，母亲总是对我们的各项活动都管得很严。她不让我和约翰玩有接触性的运动。当我们在公共游泳池游泳时，她坚持要在边上看着。记得有一次，在7月4日，母亲对比尔（父亲的弟弟）的大意行为抱怨不已——他在点燃樱桃炮的引信时，引信突然崩飞，弹到了我的眼睛。她甚至不让我们爬后院的樱桃树，而它的树干离地面还不到6英尺。因为这一切，其他男孩说我娘娘腔。我想，他们说得没错。约翰没得到这个称呼，因为他更热爱运动。他还是个顽皮鬼，有时很不老实。这使他博得了周围人的好感，尤其是母亲。
就连一些家庭习俗好像也妨碍我融入学校。我们家会定期收到来自母亲故乡的花草茶。这种茶叫做蔡茶。母亲会把它放在箱子里，并储藏在阴冷的地下室保鲜。我们有两种蔡茶：一种是母亲让我早上喝的，母亲称它为“健脑食品”，她说这茶能让我变得很聪明；另外一种是甘菊，母亲会在晚上喝，因为它能帮她入眠。有一天上课，老师问我们早上都喝些什么。大部分同学都说他们会喝牛奶或阿华田（瑞士著名麦芽饮料），轮到我回答时，我说“蔡”。
用心取悦（3）
“什么是蔡？”老师问道。我不知道应该叫它蔡茶，于是就解释说，它就是蔡，喝的时候我会加蜂蜜。接下来的对话是这样的。
我说：“喝它很有益，它很甜，还能让我变聪明。我每天早上都喝它，因此我能聪明一整天。”
“你妈妈也喝吗？”
“不，她喝另外一种能助她入眠的蔡。”
“这东西你妈妈是从哪儿弄到的？”老师继续问。
“是从一个箱子里拿出来的。黑暗的地下室里有个箱子，母亲会去那儿，取出些蔡放到罐子里，随后再把罐子放在橱柜里。她每天早上都为我准备蔡，而她则在晚上喝另外一种蔡，这样她就能入睡了。”
这些奇怪的行为显然引起了警戒，让人联想到兴奋剂、鸦片剂和奇怪的异国风俗。因为在我明白这些之前，老师对我说：“要不你让妈妈来一趟，向我解释什么是蔡，然后我们就可以向其他同学介绍了。”这是我与别人不同的另外一个例子，被老师单个询问令我很尴尬。虽然我能参加一些朋友的生日聚会，但我自己却从未举办过生日聚会。希腊传统规定，我们不能庆祝自己的生日，只能在命名日（Name Day）——6月29日进行庆祝。根据教会日历，这是为纪念圣彼得所设的节日，但命名日是让成年人庆祝的，小孩仍不能庆祝。这又是一个例子，表明我不能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孩子。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母亲已不再要求我打扮得像个希腊民间舞蹈艺人了，但故国希腊还是像阴影一般笼罩着我，有时我感觉这阴影单调而沉闷。上初中意味着我要开始上希腊语课程了。每次上完常规的学校课程后，我还要在科尼初级中学的一个教室学习希腊语。授课的老师都是希腊东正教的牧师，他们来自40多英里外格兰德岛的一个东正教堂，那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教堂。他们摧毁了希腊学生的课后生活。本来，我们可以踢足球、打篮球，或是玩弹珠。他们的职责是教会我们掌握母语的表达和写作能力。授课的第一步是对我们进行微妙的思想灌输：每次上课，老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小面蓝白相间的希腊国旗放到桌子上。他们身穿黑色长袍，拖着长长的胡须，授课时表情严肃，过程沉闷。当我们吃力地掌握奇形怪状的24个希腊字母，并理解它们所组成的单词时，会有非希腊裔的同学经过走廊，他们会投来异样的眼光，仿佛在说：“真怪！”
我在希腊语的学习上出类拔萃。我的希腊语小有成就，能给远在故乡的希腊亲戚写信，也能看懂他们的回信，在家，我会背长篇希腊诗歌给母亲听，在教堂和命名节庆祝上，我也会背这些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想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