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要求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毛泽东着重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全国胜利后，在一切新解放区又有秩序地展开了全面的土地改革，笔者在朝鲜战场上看到源源不绝地涌向志愿军行列的新战士中，就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实行土改后的年轻人。这些人生气勃勃，斗志高昂，在战斗中表现得相当勇敢。以黄继光为例，他就是土改后从四川新区参军的。他牺牲时才二十一岁，参军还不到一年。在上甘岭上，他面对着祖国慰问团的亲人说：“请你们听我的胜利消息吧”说完，就拿着爆破筒扑上了敌人的枪眼，在上甘岭腾起的惊天动地的火光，不就是土地革命折射出来的光辉吗综上所述，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始终如一地抓住了土地革命这个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革命总任务中的关键问题。这正是他善于抓根本规律的大智慧的表现。在这一点上，他无愧是第一流的革命战略家。
八、在锣鼓声中消灭了一个剥削制度
1955年的隆冬至1956年的1月，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个最喧腾热闹的季节。全国的私营工商业户，几乎每天都有人敲锣打鼓放鞭炮，到政府里请求批准公私合营。按预定计划，中央本来准备在1956年后两年内，分期分批地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但是面对着这一席卷全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不得不改变做法，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先收编、后改组的步骤。正如陈云同志所说：“他们要求的很厉害，天天敲锣打鼓，迎接公私合营，就只好倒个头，先承认公私合营，再来进行清产核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这样，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户的99％，总产值的996％，私营商业户数的82％，资金的933％，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的轨道。1956年1月，笔者曾在首都，亲眼看到私营工商业户的队伍，他们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地行进在天安门前，那种热烈的场景，是很动人的。 。。
大智篇（20）
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在中国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由私人工商业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而公私合营已经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了。实行公私合营后，企业利润的分配，除分给资本家的股息红利约占四分之一外，其余的四分之三，则为工人 福利费 、国家 所得税 ，及扩大生产设备所有。按毛泽东的说法，私营工商户的“一只半脚已经踏进了社会主义”。一个阶级的失败和消灭，通常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在我国，资产阶级经济基础的消灭，却是在敲锣打鼓中完成的，没有流血，没有对抗，生产上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国家生活没有任何颠簸，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奇迹，是我党独一无二的光辉成就。这同毛泽东的大智也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我党能够取得这一成就呢这是偶然的吗或者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吗不是。
第一，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这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当年俄国和东欧的资产阶级，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因此，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经常受到帝国主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挤压，因而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另一面也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这就决定了在民主革命的长途中，它曾是我党的盟友。进入建国以后，这个阶级同样具有两面性，既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同纲领的一面，也有消极地与工人阶级对抗的一面。根据以上这种历史和现实情况，加上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政权紧紧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可以采取和平赎买政策。这样就确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采用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这一方针显然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即不能只强调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如只看到发展生产的需要而强调利用的一面，对限制和改造加以忽视，那就会对社会主义产生消极的一面。如只强调限制和改造，而忽视利用的一面，也是不利的。总之，这一政策的精神，包含着团结和斗争，斗争也是为了达到团结。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其本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不可能是没有斗争的。按彭真同志的说法，我们是“两仗定天下，一仗是‘三反’、‘五反’，一仗是‘公私合营’。经过这两仗，问题才基本上解决了”。事实的确如此，“五反”以前，资产阶级很威风，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把工厂管好。一个“三反”、“五反”，打掉了资本家的威风。这一仗下来，资本家在政治上比较老实、服从领导了；在经济上也比较老实，“五毒”减少了。这就为“公私合营”铺平了道路。
第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这是实践的产物，不是任何人空想出来的。任何正确的方针要圆满地实现，还必须找出具体的办法。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也是一样。1953年春，李维汉同志率领中央统战部一个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专题调查私人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当时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多数仍为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其中公私合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它是由社会主义成分直接领导、同私方代表共同经营的企业，是最有利于领导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他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私营经济的主要形式，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形式。我们的方针，不应盲目把私人资本主义搞垮，而应采取积极的态度，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地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并把它逐步地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把资产阶级分子经过教育改造带到社会主义。李维汉回到北京后，当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高度重视，曾连续召开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6月至9月三个月内，毛泽东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了多次讲话。9月7日，毛泽东又约请了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等党外人士座谈，发表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的讲话，确定了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各项基本原则，其中指出：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是要消灭的，但资产阶级分子则可能逐步分化。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要相信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宗教界上层人物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还谈到，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与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关于采取赎买政策的具体做法，可以采取“四马分肥”的方法 即将企业利润分为国家、工人、资本家和扩大生产四个部分 。要求在两年半、三年之间或者在三年到五年内解决这个问题，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内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陈云同志则作了多次讲话，作了具体部署。陈云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资产阶级不要“两面夹攻”，应当“网开一面”，在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工资福利等问题上要照顾资本家的合法权益，对所有的资方实职人员应该全部安置。“他们过去没有吃艾森豪威尔的饭，是吃的中国饭，而且就是吃他那个铺子里的，所以还是让他们吃下去”。他还提出要合理使用资本家，“必须让资方实职人员担任实际业务，不坐冷板凳”，“有许多资本家懂得技术，有经营管理能力，如果不使用他们，不合理，也不近人情”。在定息问题上，陈云同志决定从简从宽，息率一律五厘，并决定七八月间发一次定息。大中资本家原来对定息是“求三 厘 望四 厘 ”。在当年 1956年 6月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后，他们表示“喜出望外”。当年12月，在全国工商联大会上，陈云同志又宣布，从1956年起，定息七年不变，如七年后工商业者生活还有困难，还可以拖个尾巴。事实上，从建国起到1966年采取定息的十七年间，国家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付给资本家的利润共达三十多亿元，而公私合营时 1956年 清产核资的结果，全国私股的投资总额仅为二十四点二亿元，作为赎买的代价，已经超过了他们原有的企业资产。显然这不是什么半赎买，而是十足的、完全意义的赎买。此外，对企业原有的人员，国家采取包下来包到底的方针。在人事安排上，量才录用，适当照顾。在工资福利上，原有的高薪不动，生老病死予以照顾。所有这些，事实上也是一种赎买。由于党的政策这样英明正确，周到细致，所以私营工商业改造进行得如此顺利，全国私营工商业者敲锣打鼓地欢呼进入社会主义，绝不是偶然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智篇（21）
第三，近几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党并没有真正理解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没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过分强调了限制和改造，将私人资本主义消灭得太早了。李维汉同志在回忆录中指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他说，诚然，列宁曾经强调说“应该利用资本主义 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 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但是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决不是只讲利用资本主义来提高生产力，同时还指出要限制资本主义，并且在条件具备时要把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