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摧毁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和价值观念，包括一九四九年以来确立的意识形态体系。*中过来的人，都会熟悉那种迷惘和虚无的心态。相比之下，盛大成个人经历平顺一些，至少幸运的免去上山下乡运动的遭遇。如果说我的思想中有庄老的成份，那么他一贯是积极用世的儒家处世态度，更具有普遍的悲剧意义。他是共青团干部，热衷于政治并以满腔热情投身其中，少慕官运，又不甚通达，大有生不逢时的牢骚。然而现实对诸如此类的年轻人开了莫大的玩笑。他欲跻身于领导精英层，但是成功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记。我以倜傥不群，率真任情自居，自嘲“小野”（小隐隐于野之意），戏言盛大成是“市隐”（中隐隐于市），力争“大隐”（大隐隐于朝）无望，自然是幽默机锋。现在想来，有点刻薄。实际上我又何尝有旷达超逸的名士风范，附庸风雅而已。地球偌大，总该有一处“世外桃源”，这种陶渊明式的天真，是我们思想根源的重要部分。无论如何，各自的思想均酝酿已久，一拍即合。一九八六年的春天，白天上班，我们几乎每晚讨论到深夜，熔岩接近火山口，爆发是无可避免了。
出国的合法性，是我们为自己行动计划制定的第一原则。在整个过程中，事实上我们也做到了这一点。当时，只要出示在美国亲友的邀请信，就可以申领前往美国的护照。不过要获得入境签证，前提是有力的经济担保，对于我们而言，是个不切实际的奢望。山姆大叔设置的条件够苛刻的了。美国国会一贯将“最惠国待遇”和大陆移民政策挂在一起，一九八六年，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期，是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出入境管制最宽松的一年。从此以后，球又踢到西方世界那一边。面临汹涌澎湃的移民潮，欧美诸国相继把门缝调节小而又小，这是叶公好龙的所谓*国家极其虚伪的一面，关于这个问题，后来在欧洲的一个社交沙龙上，曾问过美国驻欧盟一位资深外交官，他的回答是：“我的朋友，根据国际*和迁移自由的原则，这并不矛盾。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能关闭国门，使子民不得越雷池一步。至于其他国家是否有选择的接纳客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说的如此堂而皇之，接过他的话茬，我说：“你想必听说过，共产主义有句名言，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难道西方的*和自由，不是普世的吗？你不觉得这是一种伪善吗？”他哑口无言。
第四章
我们拿到护照时，既兴奋又新奇。现在的年代几乎是人手一本，但是在以前，我们谁都未曾见过这个小本本。想象之中，护照应该象游西域的唐三藏携带的关防牒文一般神秘。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当接过公安局邮递来的护照，才看明白这是国际旅行的身份证，上面标明，该护照前往世界各国有效。看着这个梦寐以求的证件，仿佛已经见到自由的曙光，尽管远走高飞仍在未定之天。
我们初步制定了一个“迂回签证，曲线出国”的计划，绕过欧美等西方国家遏制堵截外来移民的“马其诺防线”，第一步先谋求第三世界的贫困落后的国家签证，直觉告诉我们，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不会是铁板一块，无隙可乘。我们开始尽可能收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如“世界各国年鉴”，“世界知识”，“华声报”和“参考消息”，我们发出各种信件，如：
联合国紧急援助非洲行动委员会，要求成为志愿人员前往非洲饥荒地区。
世界自行车旅游协会，提交环球自行车旅行计划，请求该组织提供路线的建议和沿途国家自行车协会名单和通讯地址。
欧洲各大学中文系和华侨子弟中文学校，毛遂自荐前往担任中文教师。
……不一而足。
所有信函都译成英文，然后打字力求清晰规范，小心翼翼投入邮箱。这种没有先例的投石问路，我们心中无数，也完全可能徒劳无功。冷眼者看来，无疑是神经错乱，好在双方的妻子都富有想象力，任凭我们左右折腾。
国际邮件往来缓慢，不少的信息反馈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在这以前，出乎意料有了一系列的突破。我的妻子已经怀孕，十一月份是预产期，在孩子出生其间是不能离开左右，到北京签证必须在妻子生产之前或者之后。另外，家庭一点少的可怜的积蓄，是孩子降生和妻子坐月子的准备金，不可挪用作为活动经费。犯难之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规定，凡是获大学文凭学有所成者，可以在单位领取四百五十元的奖金。在八十年代人均工资才几十元人民币，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一开始交大人事处拒付这笔钱，万般无奈之下，我直接给当时的交大校长翁史烈写了封措辞恳切的申诉信，对交大这样一所著名学府的官僚作风，深表失望。事后并不存在挽回的奢望。正当为北上盘缠发愁，得到通知，翁校长签发了这笔款子。经费由天而降，喜出望外。我们决定，立即动身入京。
江南的秋天，格外的天高气爽。繁华都市，熙熙攘攘。改革开放，市廛开始初具商品经济雏形，充斥着琳琅满目的百货，极精巧之能事。后来在东欧国家和苏联，相比之下，发现其商品经济远逊色于我们，差上一大节。内燃机车拉着列车，隆隆地驶出上海火车站，看着窗外的景色，花团锦簇，想起唐朝黄巢的名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怀里揣着护照，踌躇满志。当年下乡安徽，在京沪铁道线上来回奔跑。如今，时过境迁，人事已非，感慨万端。盛大成对我说，他向他的妻子保证，北京之行必定马到成功。我问他，为何说得这般有把握，他从深度近视镜片背后，透出狡黠又愉快的目光，答道：“我有直觉，同时也得给亲人希望和安慰嘛。”
第五章
北京的黄昏，璀璨絢丽，成名很久的白果银杏，仪态万千，还是一片绿色，只是镶了一圈金边，在湛蓝天色的衬托下，十分招惹喜爱。
当晚，我们住进了中国工运学院的宿舍。这个学院刚成立不久，亮堂堂，崭新的，大部分师资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听说主要是培养县团级以上的工会干部，以加强各级工会力量。东道主，好友陆晓翔给我们介绍了同校的同学，都是来自各省市的年青干部。其中有任班委主席的沙市工会领导老李， 有任班委支部书记的徐州工会领导老陈。一到晚上，寝室私人收音机飘出西方音乐和港台流行歌曲，表面平静的中国正悄悄的发生深刻变化，新的一代领导精英层的官员，以不同于前辈的风姿登上政治舞台。
使馆区位于光华路和三里屯，这里就象神话中的迷宫，数不清的使馆建筑和外交公寓，纵横交错，几乎没有居民住宅和商业网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武警遍布整个区域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气氛和秋寒交结，令人感觉仿佛空气凝结的宁静。和北京城其他地方车水马龙的喧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来到了欧洲，由于签证，也时不时前往各国的使馆区，除了一些易受恐怖攻击的使馆，可见持枪警员以外。一般人都可随意出入外国使领馆，就象出入商场和航空公司一般。漫步于这个特殊的地界，突发奇想，冥冥之中传来时远时近的人声马嘶，好象当年的庚子事变，冲击东郊民巷各国使馆的拳民阴魂再现。十九世纪，列强对华大肆入侵和掠夺，最后引发了义和团运动。此后在海外，一些老外说起这段近代史时，大有谈虎色变之态。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却要在同一个地方，挨门逐户地企求外国的入境许可。
周末的星期六，按照常矩，是各国使馆打烊之日。整个使馆区域格外冷清，门前可罗雀。我们竟获得门卫的许可，得以进入S国使馆的大院，遇上一位上了年龄的中国职工，他是使馆的花匠兼勤杂工，也是服务年限最长的员工。我们说明了来意，他很和蔼地说，星期一可以来此找一位翻译栗先生商谈。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进入一个外国使馆，什么都感到新奇。进入S国使馆纯属偶然，东南亚国家原不在计划之内，印象中这些国家还不是第三世界最下乘的，恐怕签证并非易事。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正在闹天灾人祸的非洲国家。星期日的讨论，根本没有考虑S国的可能性。不过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命运自有安排。后来，整个戏剧性的“签证工程”正是由S国使馆作为发端。
从S国使馆出来，我们继续巡视使馆区，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分兵两路，各沿马路一侧行进，仔细辨认使馆建筑物的国旗和铜牌。大概是天意，始终没能找到名单上首选的，如乌干达等噩梦般的国家使馆。最后在光华路一带看到M国和B国的使馆。从《世界年鉴》来看，这两个国家还不算是最贫穷最糟糕的，当时也没有列入饥荒猖獗的非洲七国。
九月京城花红柳绿，有了丝丝寒意。星期日上午，好朋友熊大力约我们在他下塌的酒店见面，然后一起前往王府井商业街，为他意大利之行（单位派遣他的公差）购置物品。中午时分，我们走进一家人声鼎沸的餐馆共进午餐。坐在对面，大力就象即将飞向天堂的安祺尔，让我们仰慕不已。大力多才多艺，是个英俊小伙子，我们越瞧他越美。特别值得羡慕的是，他操一口流利的英文和意大利语。对于我们这种机关算尽的迂回签证，他感到十分好奇，问道：“如果得到了第三世界穷国家的签证，甚至那些闹饥馑的非洲国家，你们难道真的能无所顾忌的动身前往吗？”我们回答，如果得不到更好的签证，我们还得走，设法中途改道，再不行，干脆进入等待时机。熊大力出神望着我们，说道：“你们该说我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们都是成家的人了，又有前程不错的职位，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