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岳南先生为撰写《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书，找过我几次，特别是对抗战期间知识分子流亡西南的事情，询问得尤为仔细。我谈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后来听说为了写好这部书，岳南先生还赴长沙、昆明、重庆、成都、李庄等地，对傅斯年、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我们这一批小字辈学者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调查采访，体察当地风土人情，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到真实不虚。在这个基础上，他耗几年心血成就了这部著作，这种扎扎实实的写作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此书涉及不少史事属首次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地对外披露，填补了陈、傅两位大师研究领域的空白，对研究者与普通读者予以启迪的方面不少。
正如岳南先生书稿中所描述的，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1948年后，陈、傅两位大师被迫离散，一位留在了大陆岭南中山大学，默默承受一系列政治苦难和心灵煎熬；一位埋骨孤岛，长眠于台湾大学校园。两位天才的聚合离散，既是大时代的因缘，也是二人性格与思想观念不同所致。去台后的傅斯年曾把主要精力用于台湾大学的建设上，他想把这座日本统治时期创建的学府，改造成现代一流的大学和学术中心。可惜天不假年，他仅在台大校长任上奋斗了两年即溘然长逝，去世时年仅55岁。而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先生逐渐落入了凄凉之境，于“*”中精神备受折磨而死去。
当年与陈寅恪、傅斯年同时留欧，且是好友加亲家的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作为后来者，面对岳南先生撰写的这部著作，以及著作中所描述的两位天才大师的因缘际会，聚合离散，或许能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真切地感知历史的真相，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吧。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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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在他们彼此忧患的眼睛里（1）
读《陈寅恪与傅斯年》，无论在阅读的过程中有多少感想，掩卷时也必然全都化为一声叹息与一丝庆幸。所叹息者，为那一段动荡不安的年岁，折损了多少学者、苦难了多少百姓；所庆幸者，为自身至少生长在一个战乱已然平息的国度，烽火不再。全书厚达四百余页的规格，本著除了记载两位学术巨人一生的波涛汹涌，也旁及了许多或举世知名，或仅在本门学科传为耆宿的学者。作者岳南，写的虽是陈寅恪与傅斯年，实际上却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清末民初的文史学界概况。
为何岳南挑了陈寅恪与傅斯年这两人作为主题？与其说这两人的私交特别好，我倒觉得是作者有意拣选出两名身家背景相似、有着相同立派潜力，最终却各有缘故，而“壮志未酬”、半途倒地的大师级人物。而他们两人选择的道路如此之不同──不仅在于留守中国大陆或撤退台湾问题上，更在于是否任官致仕的选择──却又都是令人唏嘘的收场：傅斯年当仁不让，最终病倒任上；陈寅恪虽欲修身养性专事著作，却无奈遭逢大变，最后竟命丧*之中。人不寻事，事却未必不寻人，中国士大夫传统的避世之路，终究也在泥流滔滔下消逝无踪。初读本书时，读者可能会对开头的祖上亲源考很不耐烦。谁的祖宗做了什么事，而与哪位历史名人有了若干连结，之后的徒子徒孙彼此又如何交往。这一类复杂的事迹，若非是对系谱学颇有兴趣的读者，想来难以忍受，但缺了这些功夫，又难以明白文章里那些机窍。但只要熬过了这些关卡，逐渐讲述到两位大师自身的来往人物时，那些名字可真是闪闪耀耀，直叫人难以闭上眼睛。一时间我有些懵了，这些人物，都同处于这样一个乱糟糟的时世之中？那真是一种震撼，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悲伤与叹惋。随着书卷往下，世局变动，际遇变迁。动如参商的二人总是因缘际会的错过，又或仅是匆匆的偶一聚首。
他们的来往，多是透过书信电文。然而信文却非风花雪月，亦非学术见解，而是非常实际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弟告急，乞援。内子病弱，女复如何。。。。。。那让人看了，喉头都紧了。往广处想，陈寅恪尚且算是有头有脸，有处伸手的名人，那些无名的平民百姓，却又是如何熬过、如何想方设法的逃难与贫病？于此，不难明白，当抗日甫告一段落，国共却又起内战时，大众的厌战情绪。也不难明白，*颟顸的蒋家政权与孔宋王朝又是如何的人皆曰可杀。难以明白的，反倒是这些学者大儒为何仍愿跟随国民政府的号召，迈向了一个前殖民地的海外孤岛？
书中隐约的给了答案。国民党*虽恶，尚是一惺惺作态的伪君子。尽管*自由只是饰品，却由于这些饰品，而在言论与行动上有转圜的余地。但那些口口声声叫喊“人民意志”，实际上却以领导者的意志（或者说，权力者之间的斗争）为最高指导原则的人，给你开五金花，就是开五金花，欲百花齐放者，便是与人民作对，便是千古罪人。那或可以说是真小人。虽则伪君子与真小人到头来仅有程度上的差别，但终究那么一点点差别，决定了傅斯年身后备极哀荣，而陈寅恪被争斗致死的命运。这岂是当初傅、陈二人所能预见？时局诡谲，莫此为甚了。
序二：在他们彼此忧患的眼睛里（2）
比起陈寅恪，我对傅斯年是感到亲近一些的。不单是因为日日走过傅园、傅钟的缘故，更是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总忍不住把一个身影黏贴上去。自然，我心中的人影没有傅斯年那么伟大，也并不见得总获得正面评价，但我总觉得有那么几分相似的地方。由此，反过来觉得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坐上了那么多位子的傅斯年，他的行事可能也不见得总是坦荡荡的。尽管如此，书中所录的一段傅斯年谈话，却是真的让我佩服不已：“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尽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这段话，真的让我感受到所谓的高洁情操与远大的视野，并为台大最终能迎来这样一位校长感到骄傲。
或许是源于这样的情绪，有些地方我想替傅斯年辩驳一下。如第十三章“日暮苍山远”一节中提到，“自此之后，一代代大小学阀在大陆与台湾各高校、科研机构相继而生，……与傅斯年创设的这种人事制度与政治格局是大有关系的。”这段话，我觉得岳南引申过头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门派。文人相轻自古有之，起一家之言，创业立派也是许多学者的梦想。将产生学阀的帽子扣在傅斯年头上，有点不太适合罢？
此外，岳南在书写傅斯年到台湾之后的事迹时，相较于对陈寅恪同时期的描写，笔墨简略不少，这可能是由于数据取得不易之故。平心而论，岳南已然提及许多傅斯年的重要事迹，如请聘教授、在四六事件中保护学生等。然而，在讲述到台籍学生与教授的聘请事宜时，提及相关人士郭国基的口吻，其间所显现的不屑，则让我觉得他对国民党领台初年，台湾本地人与国民党外来官僚之间的冲突缺乏深刻的了解。对郭傅论争的描述，相较于对陈寅恪遭批斗致死的过程，显然粗糙许多。
郭国基何许人也？他生于1900 年，屏东东港人。家族笃信基督教，后因经商致富。郭国基遂得以赴日就读明治大学政治系。生长在日治时期的殖民地，受的是新式教育，郭国基与同时期许多青年一般，对日本的统治深感不满。他前后参加了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等组织。“郭大炮”的称号，即是此时期，林献堂讶于郭国基的热血敢言而替他取的绰号。1925 年，郭国基于日本加入国民党东京支部，在此前他曾经前往中国晋见当时总统黎元洪，希望台湾能回归中国。回台湾后，因东港事件而遭日警下狱，虽全身而退，但因审判时程，也已羁押三年。战后，于台湾举办地方自治选举时，以反日英雄形象高票当选省参议员。后因提倡要进一步落实地方自治，而成为国民政府藉二二八事件*的台籍菁英中的一人。这样的人，会不清楚是非黑白地“炮轰”傅斯年吗？
所谓“炮轰傅斯年”一事，实际上并不能仅以“哗众取宠的政客”对上“鞠躬尽瘁的学人”这样简单而平面的框架观之。国府迁台之后，百废待举，台湾的基础教育虽依旧完善，但高等教育却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此点由傅斯年迁台后为台大所做的诸多努力中亦可窥见。全台除了三专科外，只有四所大学。而包括郭国基在内的台籍议员（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对升学管道的阻塞感到忧心不已，认为长此以往，国家竞争力将下降，极力要求政府增设公立大学，或者开放私立大学的设置，但两者均被拒绝，大学入学名额与毕业生之间，依旧是僧多粥少的态势。而这样的情况，又因国民党政府的特权式加分制度（包括边疆生、侨生、退伍军人、外交子女等），使得台湾本地青年的就学空间加倍的受到挤压。“郭大炮”与“傅大炮”论争的背后，是“本地生受教权”与“品质管控”之争，也是新统治者与旧有地方势力之间权益冲突的展现。拥有伟大学人风骨与品格的傅斯年值得尊敬，爱乡爱土、为本地学子请命的郭国基亦然。
除此之外，书中最后提及“傅园内外，那枝叶繁盛，高耸入云的椰子树，既象征自由知识分子的卓然风骨，又如同蔼然慈厚的神祇，宝爱着这一介书生和谔谔之士的高傲灵魂，于天地间永恒地存活。”的这样一段文字，总让我有些微的违和感。虽说文字本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