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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可人疼的二哥却得救了，为了感谢白家的二次救命之恩，他从此金盆洗手，不再提半个赌字儿而且说死说活非要改姓“白”不可，以后就一直跟着梦璋做事。
梦璋死的时候，据说有个人哭得特别伤心，扯着个大嗓门儿，拉着山东腔，这主儿就是二哥。
当年二哥获了救的时候，只有继圆一看见他就偷着咧嘴，因为这事儿之后让继圆落下了两个毛病：
第一是从此不能再和人家玩弹球儿了，一玩准输！
第二是最怕过正月十五，再好的元宵说出大天去也就尝一个俩的，稍微多一点儿就反胃。
谁都知道，这位二哥其实跟我们白家没有血缘关系，但他是要饭的出身，并且“当过”倒卧，属于真正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
“文革”之中不知怎么着这茬儿又被我爸给想起来了，因此，他的名字在当时就写进了我们家所有人的履历之中。
说起来我爸也忒损了点儿，这故事就是在饭桌上吃元宵的时候他讲给我听的。好在没太影响我对元宵的胃口，倒是永生难忘——我曾有过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穷二大爷，在万恶的旧社会里，因为打赌，被地主老财用一百个元宵给“剥削”了一回。
谁往夜壶里放了蝎子
日伪时期，因为梦璋拒绝做事，生活上就断了生计来源，从此家道中落，只能是坐吃山空。好在二姐继兰嫁给了当时的东北军阀马占山之“王牌旅”旅长吴松龄的儿子，也算是大户人家，多少能给娘家一点接济，白家也只是勉强度日。
于是，继圆就从一个“受气”的少爷，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小子，和贫民子弟一起，在一所叫“司法部街小学”的学校里读书。这学校里有个日本教习，据说还是个女人，整天教他们学日语，继圆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特别讨厌说东洋话，就变着法子耍弄她。
那时候规定学生见了日本教习要鞠个大躬，同时用日语喊：“先生，您好！”
继圆就喊：“孙子哎，我哈腰狗砸你妈死！”
日本女教习把继圆叫过去说：“白桑，你地发音地不对，先生应该是‘森塞’，不是‘孙子哎’。回去地好好地练习！”
第二天一见面，继圆仍旧冲她喊：“孙子哎，我哈腰狗砸你妈死！”
这女人可能是听着不太顺耳了，就找来个中国老教员偷听，当继圆再喊“孙子哎——”的时候，那中国教员上来就给了继圆一个大嘴巴，说他是“存心犯坏”，末了还罚他站了一堂课。
这位中国教员本来是一个迂腐不堪的清末贡生，小辫儿还没剪利索，就忙着巴结日本人，继圆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杂毛儿”，并且恨他胜过了恨那位日本教习，于是就把目标对准了他。
这位老杂毛儿没有家室，老光棍一根儿。他有一把灰陶烧制的夜壶，摆在屋子里边嫌臊，所以白天总是放在窗台儿上“晒太阳”，晚上为了用着方便，就再把它“请”到被窝旁边。
继圆找来了一颗钉子，费了好大的工夫把夜壶的底上给钻了个眼儿，然后唧咕出一点儿尿来，和了一抠抠儿泥，再把那个小钉子眼儿给堵上。
继圆就跟同学们打赌说：“老杂毛今天夜里准得尿炕，你们信不信？”第二天，老杂毛儿果然把褥子给晾出来了，上边是一大块湿乎乎的“地图”。
原来那夜壶底上的钉子眼儿白天被冻上，晚上热尿一灌进去就化了，连汤带水儿的顺着小窟窿眼儿往外渗，不一会就是一大片。
继圆把谜底抖搂出来之后，都快把大伙给乐疯啦！惹得老杂毛儿提溜着教鞭前来算账，叫喊着：“你们说！是谁在先生我的溺器上做了手脚？”
大伙谁都不承认，于是就排成了一行都得把屁股撅起来，每人打十下。
到了继圆的身后，他抡圆了胳膊打了二十下，继圆便质问他：“你凭什么多打我十下？”
“臭小子哎，你屁股上都长牙啦，数你最坏！不打你打谁呀？”那老杂毛儿盯着继圆屁股上的补丁冷笑道。
其实他心里明白，这事儿就是继圆干的，只是没抓着证据，不好从重发落。
挨完打之后，继圆拍拍屁股走了，跟没事人儿似的。同学们都过来就合他，问他疼不疼？继圆心想：“这算个屁呀！我从小挨打挨惯啦，什么样的家伙什儿没挨过？可有一样，我妈打我成，他打我？姥姥哇！咱们走着瞧吧！”
没过多久，那老杂毛儿又换了个搪瓷做的新夜壶，绿了吧唧的王八色儿，口上还加了个木头塞儿，虽然没人能够再给这样的夜壶钻眼儿了，可不知道是谁，悄悄的在里边“养”了一窝蝎子。
据说某天的半夜三更，在他撒尿的时候，蝎子们一点都不留情就把老人家的“买卖”给蜇了。
您就不用追问这事儿是谁干的，反正几天之后，继圆便被学校勒令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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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时期的“献铜”“献铁”
继圆一天天地长大成人，五官长相颇似其父梦璋，可脾气却越来越往白三奶奶那儿靠拢，点火就着，而且是天不怕地不怕。
北平沦陷时期，日本汉奸到处搞“献铜”、“献铁”运动，不论贫富，家家户户都得参加。于是老百姓家里从铜脸盆儿到铁饭铲儿，一拨儿接一拨儿都被“贡献”出去了，用于“支持”日本人的“大东亚圣战”。
白家刚交出去一只黄铜的涮锅子，就又进来几位伪警察要账，三奶奶忙说：“我们家献过了，实在是没的再献啦。”
来人就指着屋子里硬木家具上的铜活儿骂道：“老梆子，这些玩意儿是不是铜的？”
继圆的火“腾”的一下子就撞到脑门上了，指着那个人的鼻子说：“你妈嘴里的牙还是金的呢，你怎么不献？”
这还得了，用老北京的话说叫“欺了祖”啦！
几位抓着继圆的脖领子就往外拽，说：“走！到煤渣儿胡同的宪兵队，给这小子灌点凉水儿，让他清醒清醒！”
白三爷和三奶奶老两口双双给人家下跪，哭着求他们放过继圆。被继圆骂过的那个伪警察坏笑着说：“放过他不是不成，只是我妈的嘴里还真缺颗大金牙，您瞧这事怎么办呀？”
三奶奶赶紧把手指头上的镏子给褪下来，用两手捧着送了上去。那家伙接过来放嘴里咬了一下，知道是“九九金”的，才骂骂咧咧地走了，临走前还丢下句话：“限三天之内，交纯铜五十斤！”
就这样，白家老家具上的铜活儿，大部分都陆续被卸光了。现在我手里还保留着一对我爷爷奶奶时候的樟木箱子，从合页到提手全都没有了，据说就是那个时期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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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面儿
日本时期，继圆印象最深的就是吃“混合面儿”。
那时候日本的侵华战争战线愈拉愈长，日本国内物资不足，粮食匮乏，于是就转嫁危机，拼命掠夺中国的粮食和工业物资从而迫使北平的老百姓以混合面充饥。
这混合面就是用豆饼、高粱、黑豆、红薯干等混合而成，豆饼本来是喂大牲口的，人吃起来难以下咽。就这还不好买呢，每天继圆半夜就得起来到粮店排队，警察用粉笔在每个人的后背上写“号”，这号要是被蹭掉了，今儿这队就算是白排，一家子就得饿着。
和当时北平许多老百姓一样，因为吃混合面把继圆给吃出了严重的痔疮病，整日拉血，拉得他小脸灰白。这些故事打我上幼儿园起就听过，所以我一直对《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电影特别喜欢。
记得是“文革”后期，在当时的“苏联展览馆”里不知是办了场什么“国际”性的展览，我爸说在诸多的国旗当中，他一眼就看见了有日本的太阳旗，怎么看就怎么觉着别扭！
多少年之后，在整理我爸的遗物时我找到了一个日记本，里边有一篇记述，讲到了当年他因为吃混合面儿而得病的情况，还生动地做了一番新旧社会的对比，读来的确是发人深思：
永远记住这一天！
记得十五年前的今天，由于吃混合面使我得了严重的肛肠疾病，当时家里人非常着急，因为没钱去医院治病就找了个游医。手术是在家里进行的，我当时痛得满床打滚，记得开刀时是在晚上，我那年老的父亲用颤巍巍的手给医生举着电灯，我的弟弟当医生的助手，给拿着脓血盘子。这样动完了手术，由于又受了凉就抽起了疯，急得全家无法。母亲刚刚拿着父亲的衣服（皮猴）卖了钱给的手术费，马上又找医生。医生说要治好你儿子的病，得把房子卖了才行，母亲曾为此哭了好几天。过了几个星期，病没好我就勉强又出去找活做了。
十五年后的今天，在党领导下我翻了身，我做了国家干部。日本时期给我留下的病又犯了，我今天在第二医院割治了，现在我享受的是公费医疗，手术费就十五元，组织上，同志们都关心我，目前我的病完全好了。虽然我尽量怕同志们知道我病来看我，但他们还是不断地看我来，工资又是局里（派人）给送上（到）家中的。现在治病是在医院，医疗费不用自己花，家里生活也很好，在养病中又能吃些有营养的，领导上非常关心。这些不能不使我回忆过去，不能不使我感到党的伟大。从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说明我们的社会是人类最有前途、最美好的社会，不是党领导的国家我能这样吗？同是病，十五年对比，很清楚两个社会本质不同，过去就是“死”，现在就是“活”。我今天的回想（让我）从内心里感受（激）。党啊！我不是没有良心的！我永远跟着你走！（让）我能够为党的光荣事业献身自己。今天写下这个实际经历，作为今后鞭策自己（的动力），我决不能忘本。
1958年1月21日 于病中
继圆写这则日记的时候，我尚未出世。如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文字即便有着浓厚的时代色彩，可能让�